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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作爲中國近代移民史上重要一環，自改革開放後就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近些年隨著走西口所涉及的研究視野、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和史料，以及研究的意義被深入發掘，更成爲了區域社會、文化史的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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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也就是『走口外』，主要指明清以來長城以内的晋西北、雁北、晋中和陝北等地的人們到長城以北的内蒙古地區謀生的社會活動。『走西口』之『口』，一般指明隆慶以後在長城沿綫開設的互市關卡，至清演變成對蒙貿易的關卡。習慣上，晋商稱大同以東的張家口爲『東口』，大同以西右玉縣的殺虎口爲『西口』。雖然學界對于西口之『口』的界定仍存争議，但是對于西口地區這一大的範圍是較爲統一的，即以綏遠地區爲主體的内蒙古中西部的區域。清代時綏遠屬漠南蒙古的一部分，因設有綏遠駐軍駐守此地，故名綏遠。設歸綏道，屬山西省。民國初年，袁世凱政府爲加强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大力推行民政統治制度，分别在内蒙古劃置三個特别區：熱河、察哈爾、綏遠。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北洋政府公佈設置綏遠特别區，將原先由山西省管轄的歸綏道十二縣，改由綏遠城將軍管轄，還有歸化城土默特左、右二旗，伊克昭盟和烏蘭察布盟也劃歸綏遠特别區。一九二八年改稱綏遠省。全省轄境相當于今内蒙古巴彦淖爾市，鄂爾多斯市，烏海市的海勃灣區、海南區，包頭市，呼和浩特市及烏蘭察布市大部（除化德、商都外）。

自明清以來，由于人口激增，人地矛盾日益激烈；自然災害頻發引發饑荒；以及統治者出于緩和矛盾、擺脱財政危機、維持統治等不同的目的，推行諸如『借地養民』『移民實邊』等墾殖政策，掀起了多次『走西口』的風潮。大批的山西、陝西人民踏上了這片土地，他們中有貧苦農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或自發、或逃、或被掠，踏上這一片遊牧區域，開始了開荒墾殖、傭耕、貿易，或『雁行』，或定居的生活，爲綏遠地區的開發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走西口』者以山西人居多，大體上分兩支，一支是晋西北、雁北、晋北、晋中的人，範圍包括保德、河曲、偏關、朔州、平魯、左雲、右玉、山陰、代縣、忻州、原平、定襄、五臺、平遙、太谷、榆次、太原等地。他們大多自殺虎口出塞，進入和林格爾、清水河地區，然後到土默特、包頭等地；也有走張家口，即東口，進入蒙古中西部。另一支是晋西北和陝北一帶的人，越過長城進入鄂爾多斯、河套平原等地。當然，也有一些流動的甘肅、寧夏等地的人口。其中，一些晋商的活動軌跡甚至遠達沙俄。

這種跨時間和空間的移民活動，其因素和形式複雜多樣，也使得在這一廣泛區域内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形態，因而也吸引了來自不同學科不同方向的學者對這一活動現象以及地區的關注和研究。

在研究過程中，資料來源多集中于當時當地的檔案資料、地方史志中，這也是大多學者所關注的重要史料。同時，研究範圍也多集中于對遷入地—綏遠地區的研究。但除此外西口文化所承接的範圍還包括了走西口者的祖籍地，從祖籍地到遷入地形成的是一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俗等各方面的交流融合圈。在『走西口』浪潮的大環境影響下，當地一些文人和組織的著作、隨筆、札記、遊記、調查報告等文史資料也必然受到時代和環境的影響，並成爲反映時代和環境特色的一面鏡子，因而同樣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有鑒于此，我們著力收録了明清以來，以殺虎口爲輻射點的晋西北、雁北、晋北、晋中地區；以歸化城爲輻射點的綏遠地區；以及以張家口爲東界的這一大範圍内的學人著作，其中還收有當時曾在這一區域内爲官爲學的學人著作，共計一百零六種，編爲《西口文化區著作集成》。

在收録過程中，編者先按照著者的朝代順序排列先後，由于『走西口』這一文化現象和概念主要在明清時期形成，因而本編收録即以明清時間爲主。在此之下就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叢分類的順序進行簡單分列。囿于學識，編輯工作中或有不妥之處，希望讀者隨時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