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在一次讲座中，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教授巴格沃蒂曾给出一个自称“最为真确的定义”，那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何以如此？他的解释是：“一位英国的王妃，带着埃及的男友，在法国的一条隧道里撞车，开的是一辆德国车，安装着荷兰的发动机。司机是一个比利时人，喝多了苏格兰的威士忌。追赶他们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队，骑着日本的摩托车。为她治疗的一位美国医生，用的是巴西的药品。这个消息是一个加拿大人传出的，使用的是比尔·盖茨的技术。而你可能正在一台电脑上阅读这个消息，这台电脑用的是中国台湾造的芯片、韩国产的显示器，由一个印度的卡车司机运输，被一些印尼人截获，由硅谷的码头工人卸货，然后由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运送给你……我的朋友，这就是全球化。”

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更为特定的含义：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是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

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要与我们内在的道德感保持接触（attachment），而不是游离。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与内心的良知相契合。

因为爱在本质上渴望永恒或永存（eternity）。深刻的爱，伴随着生命的兴衰枯荣，将过去与现在凝结在一起，将时间“汇聚起来”，生成一种丰厚的意义。而死亡是一个终极性的破裂，驱散了爱所凝聚的时间，驱散了永存。

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有多么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到。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

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如若不然，则是某种隐喻。

促发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规政治机制。

单独的文化共同体无法构成有意义的自身，也无法真正认识自身。文化只有在与外部的相逢遭遇中，通过发现相似与差异，并反思这些发现，才可能展开认识自己的过程，获得自我理解，不断澄清和调整内部从而达成自我同一性（认同）。

网络传媒依据特定的个人浏览偏好，通过“算法”自动推送相关内容，以及社交媒体朋友圈的“回音壁”效应等，都倾向于固化人们既定的价值和观点，从而使同类人群更加固执己见，同时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视角分化。新的传播与交往模式也是造就后真相政治文化的成因。

＃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中译本导读 历史： 个体观念不是人的境况的真实描述，而是一种建构出来的“自我理解”，并成为“社会想象” 希腊语Kosmos含义指包容一切的和谐、统一、有等级/秩序的整体。 —＞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shift）—＞个人主义的转向 现状： 空前膨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是现代性的重要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困境。 个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大雾消散，梦醒时分，精神格外荒凉。 马克思·韦伯以“世界的祛魅”表达超验秩序的解体…泰勒：“不再感觉有值得以死相赴的东西…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联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现代主义陷入了相对主义、享乐主义和自恋主义/唯我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的歧途。 世俗时代/人的时代具有一种精神分裂的倾向。 但，泰勒〔作为乐观者和理想主义者〕认为以上是现代性的低级实现，更高和更充分的模式是：忠实于自我，意味着忠实于自己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只有我自己才能发现和阐释…这种积极的、强有力的道德理想伴随着自由、责任感和生活的多样性。 〔如何发现自我：〕 “我对我的同一性的发现根本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应避免一种误区：只自省，外部世界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实现个人自主性的障碍或敌人。 〔定义独特性的标准？〕 人类共同生活的“given and inescapable horizon/framework”、“道德与精神的直觉” 作为价值判断的尺度 个人自主性是现代性的一个值得捍卫的理想。它激发人的创造性，要求一种自我负责的精神，鼓励人们过更真诚、更充分和更具个性的生活。 ＃泰勒《世俗时代》 两种辩论： 律师型——求赢 哲学型——求真 不只是似曾相识之时刻的再现…也不是追忆逝去的爱…而是那些时刻中永恒事物（爱、欢乐)的重归…这是尼采所说的永恒轮回（ewige Wiederkehr），也是普鲁斯特所要捕捉的。 最深的快乐总是渴望永存。 死亡颠覆了意义。葬礼的本意在于通过仪式传达出“灵魂不朽”以安抚生者人心…上帝并未死去，只是部分退隐，而且时隐时现。泰勒：我们的时代还远不是一个可以落实在自满的无神论的时代。 ＃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志业》 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有多么残酷。但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澈，而不是陷入伤感以至绝望、虚无或狂热。这需要一种罕见的审慎与均衡感。 怀着踏实的英雄主义。 Job，vocation Arbeit/beschaftigung，Beruf 职业（靠…而生)，志业/事业（为…而生） 现代性的困境： 哈贝马斯“人类精神总体性的分裂”… 真善美同一性的瓦解，知识与信仰的分裂…真是事实判断/实然（实际上是什么），而善美是价值判断/应然（应当是什么）…而善的也不一定是美的…多元价值之间的“诸神之争”。 学术的意义：科学只能力求回答实然问题…但，启人清明，并唤醒责任感…抉择不再是单纯的随心所欲，而负责也不只是意气用事。 对政治理想的判断标准：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 大同小异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现代政治秩序的发展，包括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政府（state, rule of law, accountable）的诞生，就是扩展合作力量、克服家族主义力量的成就（任人唯亲->贤)…人类终将会殊途同归至民主政体（现代社会造就了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眼中，民主是唯一合法的统治形态)，“达到丹麦”就是要在软弱无能与无所不能的政府之间找到平衡点…而政体能力比政体类型更重要。 时代的季风并不是历史判断的可靠手段…当下的潮流会比当初的潮流更为持久吗？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达一定水平之后（6000美元的转型阈值)，非民主的政体就很难维系…参考台湾、韩国、东欧等。 权威国家的政体能力不足。 在这种未来取向的问题意识中，中国思想家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同时面对着两种“他者”：历史传统作为时间意义上的他者，以及外来文化作为空间意义的他者。 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反思和批判一切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要根本摆脱陈旧的“自我与他者”的主客体关系的模式…将“自我与他者”理解为一种相互承认的、互为主体的关系。 ＃以赛亚·柏林 如果当自由必须被牺牲，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取了安全、秩序或别的什么。必要的牺牲仍然是牺牲，而不能被误作或谎称为获得了“更高的自由”…正当的强制也依然是强制。 无论是谁，无论出于何等高尚的动机，要根本抹去这个价值的分量，那就是“对如下真理的犯罪：他是一个人，一个要过他自己生活的存在者”。 面对现实意味着面对原则上无法根除的多元冲突，这要求我们弃绝一劳永逸的教条主义解决方案，总是保持对具体情景的敏感，积极介入道德与政治生活中不断冲突与调和的艰难实践。 在伯林看来，既坚持信念又自我怀疑的精神，才是道德与政治意义上的文明，也才是哲学上的心智成熟。 ＃民粹主义 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政治的特征——对“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的代表性垄断。 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m）的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爱欲与文明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的论述：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都是“爱欲”（eros）的表达与安置，爱欲之“解放与压抑”的冲突是文明的永恒主题，同时发生在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中。 审慎的人们会记得，我们当下身处的此刻此地，恰恰是彼时彼处曾经的“巴黎”。 ＃叫魂 促发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规政治机制。 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被滥用的自由主义 政治原则不同于其他一般的道德原则，它具有明确的强制性，因此需要最低限度的共识。 宗教并不主张剥夺个人选择的权利，而是强调对于何为好的生活不能完全交给个人任意选择…自由主义在主张自主性的同时，完全承认人是文化、历史、语言和社会之中的个人，而并非主张所谓“原子化的”个人。〔有没有可能，起初，真正的教士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处在平衡点的人。〕 几大轴心文明传统（在其思想最深处）都主张了某种超越（验）性的真理——既是认知的（宇宙论）又是道德的（价值论）。这些真理主张因其形而上的超验品格，在原则上无法被任何形而下的经验所动摇，成为各自文明传统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每一种轴心文明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与坚实的思想根基。 ＃新世界主义 “求同存异”中的“求”不应当被理解为“发现”共享的共同性，而是追求和创造可能的普遍性。 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全球不平等》：1988年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实际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对于全球化的争端与分歧主要发生在每个国家内部，而不是在民族国家之间。 ＃民主社会 类似的诘难也可以用来针对民主制度。因为健全的民主需要品质优秀的公民…防止败坏的一种重要途径就是教育…政治教育的重心也就从古代的“驯化君主”言说转变为现代的“公民教育”理论。 民主的教育也正是要以民主的方式来确立“谁有权威做出有关教育问题的决定”。 在哲学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区分原因（cause）和理由（reason）。〔原因不意味着合理〕 时下弥漫的“拜金主义”和“仇富心理”正是对“富者通赢”现实的两种极端反应。 介入是最好的坚守。

P101 对共同价值认同的诉求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前现代的“落后”观念。我们许多人都同意，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应当有多元化的个人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这个观念在以赛亚·伯林的著作中得到了十分有力的肯定。伯林在对20世纪人类政治悲剧的诊断中得出一个结论：铲除多元与异议来寻求价值的和谐统一，无论以任何崇高的名义，都将导致巨大的灾难。这当然是一个极富洞见的论述，至今仍然具有其警策意义。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正如政治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分析“伯林的遗产”时所指出的那样，“危险是两面的”：暴政的确会诉诸那种将所有道德与政治价值整合一统的理念而使其暴行正当化，但一种相反的理念，即认为重要的政治价值都必将相互冲突，也同样会用来为道德罪行辩解。在后一种理念中，因为相信价值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我们无法在多元冲突中做出任何一种正确的价值选择，因此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某种牺牲，都意味着我们无可避免地要放弃某种我们珍视的价值。在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如果选择自由的价值就必须牺牲平等的价值，如果选择宽容就必须牺牲秩序，如果选择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就必须牺牲:“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德沃金认为，这种极端的价值冲突论会导致“牺牲的不可避免论”，同样会带来道德与政治的危险。 公共决策的正当性需要避免武断地牺牲某种价值，虽然投票表决的民主方式是公共决策的形式正当依据，然而它仍然可能是武断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如果我们承认，政治行动的正当性依赖于最基本的社会共识，而达成共识的方式不应当以压制异端为前提，也不可能仅仅以利益层面上谈判与妥协为保障，那么“我们是谁”的问题… P209 君主制完全可以是一种好的政体，前提是要有一位英明的君主。 他智慧超群又爱戴臣民，魅力非凡又宽容大量……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由他来掌权治国，何尝不是万民之幸运？可是，哪里去找这样一位明君？若无神明佑助，希望太过渺茫，近乎痴人说梦。这大概是对君主制度最常见的，也非常有力的反驳。但人们往往会忽视，类似的诘难也可以用来针对民主制度。因为健全的民主需要品质优秀的公民：平等尊重他人，善于理性对话，在公共事务中能超越私己的利益与偏见、积极参与公共协商，必要的时候还能为公益而牺牲和奉献……这样优秀的公民又如何可得？似乎并不比期待一位英明君主更少幻想色彩。 P210 民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天意”使然。的确，现代政治的正当性不得不以民主为基础，这几乎无可逆转。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建设与实践没有危险和隐患。民主制度必须时刻对自身保持警觉，因为它可能堕落为一种败坏的形态——所谓“劣质民主”，而防止败坏的一种重要途径就是教育。于是，政治教育的重心也就从古代的“驯化君主”言说转变为现代的“公民教育”理论。

像我这样没有经过大学哲学专业训练的读者，是读不懂福山、韦伯的专著的，但好在刘老师的导读可以帮我理清头绪，弄懂一些专业术语。更重要的是里面很多文章正是我感兴趣的话题：自由、民主，民粹主义者、后真相政治等等。一篇篇读来，适当地做做笔记，是一次有价值的阅读体验。

“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

“福山更明确意识到，民主要成为好东西，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依赖许多条件的支持，那他必须去探索这些条件是什么？”

“现代政治秩序的发展，包括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政府的诞生，就是扩展合作力量，克服家族主义力量的成就。”

“三大支柱”的要点，就是要在“软弱无能”与“无所不能”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这就是政治秩序的理想目标，也是“丹麦”的象征意义。

两种自由在行动目标上具有非对称性，积极自由要求明确的肯定性目标，而消极自由可以仅仅以否定性的要求来反对干涉（虽然我还不知道我究竟要什么，但我知道这不是我所要的。）

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并不总是具有共享的视角，一旦彼此的视角存在严重冲突，仅仅诉诸事实真相，对解决分歧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真相本身恰恰是分歧的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