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

学生们到来之前三个月，1937年12月上旬的一个傍晚，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也抵达了晃县，从沅陵开往贵阳的客车无法再西进——中央航校西迁昆明，所有的车子都被派去运送学员了。林徽因在途中得了急性气管炎，气管炎又迅速恶化为肺炎，直到晚年，梁从诫还记得那个雨雪交加的晚上，父亲怎样抱着他和姐姐，搀着高烧四十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晃县是湘黔道上重要的中转站，所有客店都人满为患，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梁思成听到了大同旅社里传来有人拉小提琴的悦耳声音，“这演奏者一定来自北京或上海”，他想，同时贸然地敲开了他们的门。

房间里挤着八个小伙子，他们全都来自广东，是中央航空学校的学员，也在等车前往昆明。梁思成说明来意后，这群年轻人把他们迎进屋去，并且给病倒的林徽因辟出休息的空间，这样，林徽因就在“那个用薄板同那些可爱的年轻广东飞行学员、可憎的当地下等妓女、骂骂咧咧的赌棍、操着山东方言的军官和从各个省份来并具有不同气质的司机们隔开的小屋子里”，躺了两个星期，而“那些司机准是和那个旅馆的妓女赌博和喝酒来着，以便第二天在危险的路途上开车好有足够的精力”。

中央航校1932年成立于杭州笕桥，前后16期毕业生，为林徽因腾出住处的八个人是航校第7期学员。将近八十年后，梁再冰仍然记得他们的样子，“虽然是军人，但是文质彬彬的”。拉小提琴的、来自梁启超故乡广东新会的是刚满20岁的黄栋权；在香港念完高中，追随哥哥报考航校，父亲不允就偷偷离家前往杭州的，是陈桂民；身材高大，踢足球踢得很好的是叶鹏飞；八人之中年纪最长（也不过26岁），也最沉稳的是从澳门回来的林耀……梁林夫妇在大同旅社开始了与这八位年轻人的亲密友谊，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昆明。梁思成林徽因把他们当成弟弟一样爱着，而八个弟弟也把梁家当成自己的家。1938年航校7期学员毕业，毕业典礼在巫家坝机场举行，由于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位有亲属在昆明，梁思成和林徽因被邀请作为“名誉家长”出席，梁思成还致了辞。讲话后，这些年轻的毕业生驾驶着“老道格拉斯”进行了飞行表演。

……

当年困在晃县的一百来个等车者中，有一位女医生，曾在日本的一所美国教会医院受过训练，又专门研究过中草药，她给林徽因开了一些根据西医理论处方、但在当地能够买到的中药，每天白天，梁思成就去三里外的龙溪口抓药。2009年我采访梁再冰，当时80岁的她还记得药方，“每天一对猪肺，再买一百个苦杏仁塞在猪肺里面，然后熬汤，加上蜂蜜一块吃，就这样两个礼拜后，我母亲就完全退烧了”。

林徽因病渐好，梁思成因此有更多时间陪两个孩子，他教他们怎样看地图，带他们到舞水边散步，用石头打水漂儿给他们看。两星期后，梁家登上了一辆十六座的小公共汽车前往昆明，车里塞进了27名乘客，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喘着气、颤抖着前进，连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更何况沿途的山路。最后，汽车停在贵州某处荒凉的山顶，没汽油了。全家人拉着孩子们冻僵的小手，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沿着山路徒步前进，他们又一次遇上了奇迹，在峭壁的一旁找到了几所房子并被允许进去过夜。

离开晃县，又穿越整个贵州，梁家最后到达昆明已经是1938年1月，从长沙出发算起，他们在路上花了整整39天。“关于这些破车意外的抛锚、臭烘烘的小客栈等等的一个又一个小插曲，”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间或面对壮丽的风景，使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心疼。玉带般的山涧、秋山的红叶和发白的茅草，飘动着的白云、古老的铁索桥、渡船，以及地道的像安顺那样的中国小城，这些我真想仔细地一桩桩地告诉你……”这次旅途中的重病对林徽因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她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1938年春天，她给人还在湘西的沈从文写信：“现在多半的人都最惦挂着我的身体。一个机构多方面受过损伤的身体实在用不着惦挂，我看黔滇间公路上所用的车辆颇感到一点同情，在中国做人同在中国做车子一样，都要承受那种待遇，磨到焦头烂额，照样有人把你拉过来推过去爬着长长的山坡。你若使懂事多了，挣扎一下，也就不见得不会喘着气爬山过岭，到了你最后的一个时候。”

写这封信前一天，林徽因在昆明又见到了她的几个飞行员弟弟，“我几乎要哭起来，这些青年叫我一百分的感激同情……天天早上那些热血的人在我们上空练习速度，驱逐和格斗，底下芸芸众生吃喝得仍然有些讲究……现在昆明人才济济，哪一方面人都有。云南的权贵，香港的服装，南京的风度，大中华民国的洋钱，把生活描画得十三分对不起那些在天上冒险的青年，其他更不用说。现在我们所认识的穷愁朋友已来了许多，同感者自然甚多”。

抗战之初，中国空军可用的飞机不到300架，消耗一架是一架，日本则超过2000架，并且可以不断生产。1937年在上海、在杭州，1938年在武汉，中国空军尚能一战——事实上他们极其英勇，这从中央航校门口石碑上的字就能看出：“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航校会这些写，但许多航校生就是这么做的，毕业于清华的沈崇诲是其中一个，1937年淞沪抗战，他在飞机故障、自己又负伤的情况下选择驾机撞向日舰“出云号”。

到了1940年，随着日本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投入战场，日本空军完全拿走了制空权，1941年成都913空战中国惨败，在飞虎队援华之前，再无招架能力。对于航校的学生来说，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的悲剧：他们一批批地毕业，一批批地冲上天空，然后一批批地留在了那里。有人做了统计，当时的中国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到牺牲，平均生命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从1939年开始，陈桂民、叶鹏飞、黄栋权……他们的遗物一个一个寄到了“荣誉家长”梁思成和林徽因手中，每接到一次包裹，林徽因都要哭一场。1941年，林徽因的胞弟林恒，航校第10期学员，也牺牲在成都上空。三年之后，林徽因写下了那首《哭三弟恒》。这一年，她在晃县结识的最后一位“弟弟”林耀，也牺牲于衡阳保卫战中。

……

汤卜生，那位空中谒陵的飞行员，在《一个飞行员的自述》里说，他们每个人都存有一个遗嘱，因为既然在战争期间当了飞行员，就不可能有什么可以预期的计划，如果有什么计划，“那就是为国牺牲吧”。也是在那篇文章里，他谈起飞行员的痛苦和喜悦，“我们与环境作生命的挣扎时，我们是孤单的辽远的在离人群极远的空中，我们的痛苦和喜悦，只有我们孤单的享受，同时在痛苦的事向我们围攻时，却更残酷得不容许我们去思索和回忆任何一件往事，哪怕是正在以每秒钟八十公尺的速度向一个无可避免的山峰中碰的前一刹那！我们永远只有现实！求如何以处置现实！等到我们安全的回到机场，和人们谈到一个几乎失去了生命的经过，是没有人可以体验到当时的情形的！因为，生命是这样的东西，已经失去了，没有人能知道他！没有失去，没有（人）会感到它！”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1938年8月18日，在衡阳上空的空战中，汤卜生也牺牲了。

在为费慰梅所作《梁思成与林徽因》写的前言里，史景迁说，“仅仅让我们远远地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一番鸟瞰，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浪费掉了机遇，浪费掉了资源，也浪费掉了生命。在外侮入侵和占领的困难与内政如此的无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目标明确的国家建设？”有人会觉得，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大概就是上述悲观看法的证明——从长沙到沅陵再到晃县，又岂止是梁林，沈从文、沈荃、航校的年轻人们等等等等，不一样在这无尽的消耗中浪费了他们的生命？可就像史景迁说的，一旦了解了更多他们的故事，那些亲切又感人的细节，你就会清晰地感受到他们迸发出的生命之光。

＃李海鹏 序 历史的谜语远超一代人可能拥有的破解时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不无困惑中了此一生是很难避免的。 ＃易社强 序 1946年献身的那个闻一多和1938年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的闻一多并非同一个人…（后者）最终汇入了他的自我演化。 旅行是一段徐徐展开的经历，它会在往后的岁月不断制造回响。 在不确定的年代，什么是好的生活？ 乱世读书 在中国时间远非均质…在北上广已是完成时的很多事情，在许多地方还是进行时。 生命似异形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沈从文《湘行散记》序 这是旅行中不可多得的时刻，不可触摸之物有了形状、颜色甚至声音。 历史是幸存下来的碎片。 为什么每年总要过若干天最简单的生活，试试一个人最低的生活究竟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因为那会让你知道自己究竟为何所累。 “我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度过了这行将就灭的一生。”——黄钰生 本省即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本欲以此事达到某目的，而其实不能达到，此事即成为无意义。 ——冯友兰《论悲观》

作者称，蔡徐坤生于湖南省之怀化，经查，实则生于浙江省温州。

第二天一早，我去参观有名的芷江受降纪念馆和飞虎队纪念馆，1938年那个早春途经这里的旅行团成员肯定不会想到，七年之后中国政府会在这座湘西小城接受日本的投降。大约因为芷江机场，受降馆有许多篇幅留给了当时的中国空军，除了你能想到的各种军事设备装备，我还对一种“软性”藏品印象深刻：飞虎队轰炸日占区使用的空投传单。传单中，有提醒沦陷区民众援助（迫降跳伞的）盟国飞行员的，“他们是你们的友人”，有警告通敌分子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还有呼吁沦陷区民众远离交通线、工厂和矿山的——这些地方将是盟军轰炸的重点，“铁路工人们，趁早走开！”漫画为主，也有文章，“中国的工友们……我们知道，在日寇的统治下，生活是够艰难的，也许你们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啼饥号寒，迫得要替中国的敌人工作，也许敌寇用武力强迫你们替他们做工。我们明白你们不是甘心帮助他们。你们的问题是苦难的，我们对你们很同情。可是我们也有一个难题。我们必须把日寇所用的一切设备毁掉，但我们却不想伤害中国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给你们这个好意的劝告，请你们远远离开这些设备，保全你们的生命。马上离开吧。在别的地方找些无愧于心的工作。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

飞虎队的崛起已是抗战中后期，而中国空军最为人称道（或许也最神秘）的空投之一，则发生在抗战初期。那是1938年5月7日国耻纪念日，空军第3大队第25中队队长汤卜生受命驾驶飞机，孤身闯入沦陷的首都南京，在中山陵上空拜谒“国父”。按照汤卜生发表于《中国的空军》的文章描述，下午2点，他从汉口机场起飞，沿途天气不太好，他只能绕道爬升到阴云上方，向东飞行。到铜陵县后钻下云层，再次绕道抵达南京上空。“同我们一向的向南京的飞行一样，伟大的白色建筑物——总理陵，先映入我们的眼中……城市的一大部分是被蹂躏不堪，绮丽的玄武湖是完全荒芜了！……陵园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动，还是那么净洁庄严，衬着烧毁了的陵园新村，更觉得是巍然峙立了！……我环飞一周，看到大校场机场有敌机起来欢迎我，我在陵墓上空摇摇两翼，致我的最高敬礼，就飞进云中了……”

后世叙述者为这个简洁的故事添加了更多细节，或者说想象：环飞一周变成了围绕牌坊、祭坛和灵堂旋转三周；振翅致哀后还抛下了一束白玉兰寄托哀思；而南京城内百姓看到带有青天白日徽的中国战鹰出现在天空，不禁热泪盈眶。到最后，仿佛嫌这个故事还不够动人和传奇，在有的版本里，汤卜生违抗命令飞京谒陵，受命行动变成了个人英雄之举。在对历史不断地添枝加叶中，连谒陵日期也从5月7日变成了3月12日——“国父”孙中山的祭日——在芷江飞虎队纪念馆，对汤卜生的介绍就是这么写的。

想象归想象，有学者根据蒋介石日记和钱大钧（航空委员会主任）日记考证，汤卜生飞往南京，主要任务是向当时来南京慰问日军的秩父宫亲王，也就是裕仁天皇的弟弟空投一封信函，谒陵则是为这项秘密行动加入的障眼法。至于空中投函的内容，是予以警告抑或对日密谈，在没有新史料发现之前，尚难下定论。

因为汤卜生写过《五七飞京谒陵记》，我对他产生了好奇。检索旧刊，发现他是《中国的空军》杂志特约撰稿人，发表过不少文章。在《我的自传》中，他说自己出生三个月就失去了母亲，以致连出生年份都搞不清楚，虽然缺乏母爱，但逼迫自己从小就勇往直前，拥有“支配自己的能力”。他是湖北黄梅县人，去武昌上了小学，又跨入了省立第一中学的大门，如果他按部就班走下去，大约会考上大学，说不定会去到平津，按他“不平则鸣”的性格大概会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更多的学潮，甚至会走向西北？如果没有，抗战爆发后南下西迁，其间大概也避免不了继续苦闷地思考“读书”还是“救国”，毕竟，他比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大不了几岁。但从小的家庭条件让他迫切想要早点生活独立，赶上中央航校招生，顺利考入，成为航校第三期学员，同期同学中有一位叫做沈崇诲的江苏人，出身大户人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最终也选择投笔从戎——在这“寻路”的大时代，两人算是殊途同归了。

航校学习时，汤卜生不止一次摔过飞机，为此曾被禁飞，他知道成长经历使得自己勇猛有余，但耐性很差，也知道这种“原始性”现在还在，虽然已经学会“用高级的理智压抑自己”，“已是渐渐绅士化，军人化了”，但骨子里的刚猛不会改变。抗战爆发后，他被安排在空军的驱逐队，也就是说主要任务是防守，防止敌机的空袭，“这个防字对于我们年青人是多伤脑筋的一个字！？我们要的是占位，进袭，射击——然而我们的任务，却只好叫我们不得不忍住耐性，在机场中守候着敌人的光临！在机场中数着钟点过那简单极了的无聊的生活”。

当然，飞行员的长官深谙他们的脾性，也会给驱逐队安排轰炸任务作为调剂，比如1938年5月10日，汤卜生的部队就进驻了广东，预备轰炸停靠在南海的日本舰队。“海面是一平如镜，而敌航空母舰先逃了，我们来意至诚，岂愿就这样白手空回？在我们的右方有敌舰四艘，我计算一下，最少也值五千万元以上，虽然不够一艘航空母舰的上算，但是比较我们的几颗大炸弹，依然是太够本了！……垂直俯冲，炸弹没有脱离飞机以前，飞机就是炸弹，脱离飞机以后，炸弹就代替了飞机。”第一次轰炸后，敌舰一重伤两轻伤，第二次起飞，“我们又带了那尊贵的礼物，预备做到‘人情做到底’的那句俗话，又到了敌舰的上空”，此时，重伤的那艘敌舰不见了，两艘轻伤的歪斜地停着，只有一艘在兜圈子行驶，希望轰炸机无法瞄准，同时开炮还击。“白色的小炮烟低低的在我们之下，黑色的高射炮烟远远的在我们之上，我们几架飞机游弋其间，真是乐趣无穷，壮丽以极。纵然有一两颗炮弹爆发的稍近点，也只感觉着炮弹爆发声实还不小而已……我们预先规定，谁不幸被袭，如其落海被俘或淹死，我们为什么不向舰船碰它个底朝天呢？所以我们仍是英勇的航进……敌人……毁两巡洋舰，另两驱逐舰重伤，并白送三只‘水鹞’！……回到机场，XXX将军说，‘好！去休息一会。’我们微笑的爬上行军床。”

中国空军的胜利往往最能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空战消息总是报贩的吆喝重点，“飞机头”很快流行起来，飞行员的短皮衣和颜色风镜成了时髦，连女士旗袍也有专门用飞机图案做的。与之相伴的则是大众文化对飞行员生活的想象，或者，用汤卜生的话说，“残酷的误解”——“六尺以上的身躯，身体黑黯而结实，服装一定是新奇的最少也带点飘飘然的样子，如果他是穿西装，一定是硬挺匕大翻领的上身，加上一条壁直的大脚长裤子——不然怎么能跳舞呢？！”对了，“跳舞滑冰打弹子当然是拿手好戏，书大概不读，在沙发旁边的收音机上面堆的书尽是些画报……”，“每个飞行人都有汽车，至少会驾驶——会开飞机还能不会开汽车？每月的收入，大概不能少过七八百块”，“结婚生小孩飞行员大概未必想到，不过‘女朋友’每人至少三五个，都是年青漂亮，戴黑眼镜飞机头的，如果他们结了婚——家里有太太，他的太太一定不懂什么叫家务，从通花的大圆吊帐中钻出，跳下了弹簧床之后，梳洗完了，自然是上冠生园或良友去早餐……”

汤卜生写《一个飞行员的自述》，是为了告诉读者他们真实的生活，可是说真的，我读了这种种误解，居然有点希望他们真有如此布尔乔亚乃至纵情享乐的生活——人生苦短啊，对这些中国第一代飞行员来说，尤其如此。这种心情，和我在受降纪念馆里看到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全国欢腾的照片时的感受有一点相似（那种发自内心喜悦的表情我总也看不够）。在胜利之城芷江，街道两旁挂满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纪念馆小心翼翼地称之为“彩旗”），各色汽车拥堵，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不少采用“日本投降了，天下太平矣”的简单白话，采访受降的中国记者，来自重庆、贵阳、昆明和湘西各县，四分之一是以前东三省和平津的报人，一位《大公报》记者形容说，“大家都从心里笑出来”，饱经战火而未倒的龙津桥两头搭起青松扎成的牌坊，西岸牌楼上写着“和平桥梁”，东岸牌楼写着“正义大道”，每个字都是斗大，桥两边的栏杆上均点缀着比人还高大的红色“V”字，县城东门门楼书写着“庆祝受降签字典礼”，两边对联让人尤为感叹：“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这是属于中国的欣快时刻。

就像历史上所有欣快时刻一样，它是那么短暂，随后就伴随着苦涩，可我仍然眼巴巴地望着那些照片、那些笑容，只想投入进去，而不想用惯常的后见之明口吻说一句：这些欢呼的人不会知道，和平仅仅持续了两年不到，内战就爆发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中写过一位49岁的音乐家，她对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感到迷茫，“现在我就经常在想：那些人都去哪儿了？我在90年代的街头上见到的那些好人，如今都在何处？他们怎么样了，都离开了吗？”你可以说这追问是天真，但它也是最深沉的悲痛：那些好人都去了哪里？

外面的雨很大，我在受降纪念馆和飞虎队纪念馆一直待到下午，飞虎队馆冷冷清清，受降馆游客很多，在解放区受降展板前，一位湖南口音的老者问旁边的年轻人：“国民党没有打（日本人）吧？”

“国民党也打了。”看起来像是他儿子的年轻人说。

“国民党打不过撒。”老人用这句判断终结了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