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草原边疆1500—1800》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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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然特色赋予多瑙河和庞廷欧洲一些独特的属性。这种环境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多种选择。寄生在牛羊群上的游牧生活——人类根据草原的条件而安排活动——可以被农业所补充（甚至最终取代），因为灌溉充分的土地，如果能够维持一层厚厚的草，那么也有能力产出优质的谷类作物。在山区，采矿（喀尔巴阡山在14—15世纪成为重要的产银区）、砍伐或采集林木产品成为另外的可能性。在高山和谷地之间的季节性牧场也为人类提供了适应当地多样地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贸易、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政治控制及征服，在各种复杂和持续动荡的时代风潮中，将这些经济区域连接起来；但直到1500年，在这一地区的人类和动物居住者中，各种因素仍然维持一种波动中的粗略平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引言 -
哥萨克政治组织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面。在荒野草原，哥萨克人习惯以五到十人的小团体协作生活和工作，他们的身份包括渔夫、猎人、养蜂人，以及随兴而为的强盗。这样的团体经常在春天离开他们在北方村庄的家，秋季带着他们在夏季的冒险所得回去。在这样的团体，领导能力取决于个性；至少在探险的初期，那些无处不在的危险、收获、损失，制造出一种强烈的团结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混乱时期（1570—1650） -
与波兰当局发生冲突时，两个弱点困扰着哥萨克人。第一，赃物很少或从未得到恰当的分配，哥萨克人因而难以继续其劫掠行动。必须找到火药、枪支、衣物的供应，可能还包括食物的供应；如果诸如此类的供应都受阻，那就算是最勇敢者的军事效力也会迅速下降。一些波兰人在与哥萨克劫掠战队作战时取得胜利，可能是由于波兰贵族的军队在获取火药和枪支供应上有优势，其程度可比肩任何他们公开的军事行动。 哥萨克的第二个弱点是以下事实：“注册的”哥萨克人和其他在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始稳定，因而他们在面临选择支持一支起义的哥萨克战队还是服从波兰当局时，往往犹豫不决。他们的选择大部分基于当时的情况和特定首领的个人魅力；但力量的均衡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况自谢契成立延续至1638年，当时，奥斯曼帝国在黑海沿岸建立了防御工事，而波兰当局压制未经许可的洗劫行动，这使得主张维持现有秩序力量和社会等级制的维护者在十年内占有上风。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混乱时期（1570—1650） -
简而言之，东南欧的旧边疆到1800年仍未失去其鲜明的特色；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融入西欧的情况，远谈不上完美。然而，开放的疆域消失了。适合耕种的空地不再是地貌的主要部分，余下的空地几乎都被分配给私人，或有效地纳入某个官僚帝国的管理。罗马尼亚附属国正经历着从隶属奥斯曼—拜占庭文化向隶属俄罗斯—西方文化的尴尬转变。但唯一有效的选择介于两种外国模式之间。真正的本土性的时代，不管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礼仪方面，在整个多瑙河和庞廷欧洲早已经成为过去。 超过2500年来，开放的草原边疆都是欧洲地理的长期特征。当这个边疆在顿河以西不复存在；在西南欧那些尚未开化的农民成群涌入政治舞台（顺带提一句，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给这一运动带了路），赋予19—20世纪的多瑙河和庞廷欧洲鲜明的自身历史特色之前——此时此刻，似乎是时候中断我们的研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边境的封闭（1740—1800） -
1500年时的庞廷草原，在其西边和北边与黑海接壤的大片地区，人口极其稀少。一些定居者临河而居，那儿的洼地易耕作，开阔的草地养育着散居的牧民。尚不存在组织良好的游牧社会；更没有数目众多的农业人口。相反，游牧征服者的后代大部分集中在克里米亚半岛这一天然堡垒，他们发现奔袭骑士的英雄生活偶尔由更平和的货物交易予以补充的话，比在草原游牧的艰辛生活更具吸引力。结果，年复一年的洗劫，将与其接壤的农业人口推至遥远的北部和西部，将农业定居点推回林木线以内（也许还有瘟疫的作用），因而在整个庞廷草原形成接近荒漠的地带。 克里米亚半岛像它西边的特兰西瓦尼亚一样，形成了一种类似岛屿的社群，其中抢劫的收益以及跨整个庞廷地区的贸易收益，更容易集中起来。这些聚集起来的收益足以支撑一些城镇，使当地的工匠和商业社群兴盛。克里米亚地区政治上的主导文化是穆斯林文化，与东方的纽带深入到中亚（克里米亚鞑靼的可汗是成吉思汗的后人），南向的纽带则连结正在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崛起的奥斯曼帝国。如果特兰西瓦尼亚被恰当地描述成西欧社会风格的一部分孤立分支，那克里米亚可以被恰如其分地视为穆斯林平行区域：奥斯曼文明的外围参与者。 回顾历史，可清晰地看出：到1500年，农耕文明军备的进步，已注定了克里米亚鞑靼骑兵突袭的绝迹。但这一变化实际发生之前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农业政权军事力量的决定性行动取决于农业组织及技术的缓慢却可靠的进步，在17世纪下半叶，这些进步足以使人类将开阔的草原地带转化为大片的耕地。这种可能性使征服和保护空旷草原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为，因为可引入新的居住者，向他们收取租金和税收，这些新创造出的财富将由那些牢牢把握草原的人获取。所有相邻政权的统治者意识到这一事实，导致了定居活动快速发展，直到1800年，多瑙河和庞廷欧洲全都被纳入三个毗邻这一地区的庞大农业帝国——哈布斯堡、俄罗斯和奥斯曼...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引言 -
哈布斯堡和马扎尔贵族对此的看法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不同。哈布斯堡的斐迪南一世凭借继承权谋求匈牙利王位。1521年当斐迪南一世和拉约什二世的姐姐结婚时，缔结了一项家庭协议，协议特别指出，在拉约什二世去世且无继承人的情况下，哈布斯堡有权利继承匈牙利王位，在摩哈赤战役中果然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抗击奥斯曼帝国入侵的摩哈赤战役大败之后，一些马扎尔贵族（由大领主们主导的团体）立即承认哈布斯堡是匈牙利的合法统治者；另一个团体（主要是小士绅）则更倾向于约翰·扎波利亚有合法继承权。但所有的马扎尔贵族都同意匈牙利王权的继承取决于王国议会的选举，而非由家庭契约或在位君王的个人意愿来支配。 因而，由此产生了极端混乱的宪政。相关各方都大胆捍卫透明的法律拟制（指法律对事实的假设，以作为裁决的基础），与此同时容忍暴力和贪婪行径——和法律没什么关联。在某些情形下，农民发现自己被要求供养两种截然不同的地主和政府——先是一位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战士，苏丹土地分配给他，以支撑其所需，同时，这位农民又必须供养一位马扎尔士绅，因为其世袭权利并未因奥斯曼土耳其主人的出现而被取消。有时，租金和税收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转到匈牙利王国，那些逃过摩哈赤战役生死劫的大领主都居住在那。但这种双重剥削的负担对于农民是无法忍受的。的确，曾有过规范奥斯曼帝国和马扎尔地主各自权力的努力，但我们不能假定这种努力曾有实际效果。例如，1548年，苏莱曼将匈牙利应缴的税收减半，这足以表明先前的课税在实际中是无法征收的。20年后，苏莱曼和他的哈布斯堡附庸达成一项协议，特别指定奥斯曼匈牙利一些特定的村庄为哈布斯堡承担税收义务，而哈布斯堡匈牙利的一些村庄承担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税收。(21)在实际执行这项协议时，这种矛盾的权利的所有人很可能是一个武装骑兵，也许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也许是基督徒，他可以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从一个懦弱的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1570年前） -
在东欧，政治—军事的力量在从前和以后都被用于类似的经济目的。的确，也许将17世纪罗马尼亚的情况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政策对比，可能更具启示意义。17世纪的波雅尔或他们的代理人向罗马尼亚农民无偿索取货物，堪比1930年斯大林的代理人在机械拖拉机站向俄罗斯的农民无偿征收货物，当时刚刚实施集体化，城镇的劳动力忙于其他事务，无法便利地供应制成的消费品。奥斯曼土耳其的城镇居民也忙于其他事务——主要是从事维持和完善政治—军事统治的多项任务。这不仅仅涉及士兵和行政人员，还有系统性的耀眼表现，采纳的形式包括奢侈的手工艺品以及维护奥斯曼土耳其大亨的庞大奴隶队伍。与这些至关重要的追求相比，供应罗马尼亚人或其他农民所需的物品来换取他们的谷物的任务，不具备一点吸引力。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则不同，斯大林时代肯定不存在这种想法，因为尽管事实上没有经济回报，但城市所需要的谷物和牲畜定期且自动地以不断增长的数量流入。唯一明显的限制是地理位置，以及这两个附属国收集和发出农业剩余产品的代理人群体的财政才智。在1650年前，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寄生主义还没开始感受到这两种最终的限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混乱时期（1570—1650） -
商品农业的传播表明两件事：定居的发展，农奴和主人之间进一步固化的社会分化；主人们融入了在这段时期快速发展的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这段时期，法纳尔文化在罗马尼亚附属国达到巅峰。相对长的统治既反映也推动了新的伪拜占庭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的稳定，这些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在波雅尔、廷臣、商人、收税人、神职人员及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大公们当中发展得极其精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官僚帝国的胜利（1650—1740） -
19—20世纪在多瑙河和庞廷欧洲(Danubian and Pontic Europe)发生的民族冲突，使得晚期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奥斯曼帝国悲惨地分崩离析，也为这一地区的史学抹上浓墨重彩的笔触。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使外人难以在各敌对民族的爱国主义主张之间编织出脉络。此外，传统的学习划分法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研究分配给穆斯林，而穆斯林往往认为，自1258年蒙古攻陷巴格达之后的历史都是一种倒退，这种学习划分法鼓励人们忽略位于天平另一端的奥斯曼历史。固执且经常是未经审视的偏见，反映出基督教欧洲长期以来对土耳其的恐惧和敌意，盘桓在西方学者的脑海中，甚至在近期，这些偏见仍盘桓在那些早已忘记他们厌恶的原始宗教基础的人们脑海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在东欧和巴尔干欧洲，民族冲突的密集程度无疑在下降，但对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进展，使人们开始有可能更均衡地理解在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疆地区曾经发生的事。正是因为期待能利用这些新开启的机会，本书才得以写成。精通学术研究所必需的主要资源，这一点非我力所能及；但是，只有语言方面准备充分的学者带着精心设计的问题来研究材料，才有可能产生富于成果且智识上令人满足的历史研究。因此，本书的作用在于为多瑙河和庞廷欧洲过去那些错综复杂的故事提供一种观点，期待在将来，那些准备更充分的学者们，能使用他们的技巧纠正这一阶段不可避免的摸索和不完善的初始方法。 本书是将专题研讨会工作和积极的历史学研究结合的一项实验，从1963学年开始写。由于工作千头万绪，在夏天之前只完成了前两章，在将其他的乱麻斩断获得暂时的清净之后，才得以完成全部工作。 本书的观点是在向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授课时形成的，在约七年时间里重复了四次。学生们的耐心，以及他们带有批判的关注，有助于迫使我为自己的想法提出明确定义。1963年研讨会的成员约翰·雷纳尔多(John Renaldo...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作者: [美]威廉·麦克尼尔, [加拿大] 约翰·麦克尼尔
原作名: Europe's Steppe Frontier, 1500-1800
isbn: 7208170509
书名: 东欧：草原边疆1500—1800
页数: 194
出品方: 光启书局
译者: 八月
定价: 88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出版年: 2021-8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