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传》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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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英国作家不能用英语说出他想要说的话，而且是用简单的英语，那么这话必定是不值得说的…有人一 我忘了是谁了一 说过：“文字是唯一永恒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始终是一个美妙的想法。靠人的力量建起的最经久耐用的石头大厦，可以说是体现人类力量的最伟大的纪念碑，可最终还是会粉碎成尘。而那些随着呼吸稍纵即逝的话语，那些对头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的表达，却会永久留存，并不是作为过去的回声，也不仅仅是作为考古学奇谈或历史遗迹，而是作为一种强大的新生命，一种有时甚至比这些话语初次说出时还要强大的力量，跨越了3O00年的海湾，照亮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906年1月—1908年4月） -
P49 丘吉尔认为，伟大的演讲艺术有五个“要素”。首先是“用词精准”，即“一直都要使用最为恰当的词语”。他举了用“不苟言笑”来形容苏格兰人这个例子。他认为应该多使用“简短、朴实的词语”。虽然单词应该用短的，但是句子不需要用短的，只要有内在节奏就好。演讲艺术的第二个要素是声音。“声音对人脑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他写道，“当演说者求助于声音的艺术时，他的语句听起来就更婉转悠扬，更铿锵有力。词语之间的特殊平衡会产生一种韵律，类似于无韵诗而不是散文。”他在这里提到无韵诗，这也反映了他一生对莎士比亚的钟爱，莎士比亚的作品对他的演讲艺术、写作风格以及英国例外论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后来用无韵诗形式写演讲稿，也是受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他还开玩笑地用“仿莎士比亚体”写了一句话，那些不如他熟悉莎剧的人经常会上当。） 演讲艺术的第三要素是论点的不断积累。“一系列事实都指向一个共同方向，”他写道，“观众期待着最后的结论、最后的话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落下。”第四要素是类比的使用，即“把一个既定事实转化为简单的语言”。他举出的演讲案例既有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也有麦考利的，还有他父亲的一段话：“我们在印度的统治，曾经是，现在也是，一层铺散开去的油，保护着博大而深邃的人性的海洋，使它不受暴风雨的摧残。”丘吉尔在演讲中经常使用类比，看似自然而然，但正如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对丘吉尔来说，类比是一项极受重视的技艺。 在谈到第五项也是最后一项要素时，丘吉尔写道：“在大多数结语处，人们在语言使用上都会明显地倾向于奢华——语言的奢华会让理性退缩。说者和听者的情感起伏是相似的，必须找到那个能代表他们所有感受的表达，这一表达通常还会以极端形式体现他们所支持的原则…各种语言上的奢华与铺张对政治斗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们会成为党派的口号和民族的信条。”他引用了老威廉·皮特和美国著名演说家威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2章战火纷飞凌云志 -
P51 丘吉尔写给母亲和其他人的信一直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他已经知道子孙后代会读到这些信。1897年圣诞节前，丘吉尔在班加罗尔给母亲写信说：“子弹——对于一个热爱哲学思考的人来说，我亲爱的妈妈——是不值得考虑的。此外，我这个人太自负了，我不相信上帝会创造出一个像我这样强大的存在，却只是为了一个平淡的结局。无论如何，这并不重要……名声、被嘲笑、被戏剧化、被贬低、仍然是这世上最好的东西。”丘吉尔信函中的话，很多至少都是半开玩笑的，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他的批评者却经常忽略这一点，即他所说的和所写的很多内容，都是为了引人注目或使人发笑，而不是确切的字面意思。他的虚荣心具备一种自我嘲讽的特质，他通过自嘲来保持吸引力。正如他在给母亲写的另一封信中说的那样：“当然——你已经知道一阵子了——我是相信自己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2章战火纷飞凌云志 -
P53 他还严厉地批评了塔利班人，今天的塔利班就是根据这个部落的名称而得名的。他写道，他们“像老虎一样凶猛，却没有老虎的果敢；像老虎一样危险，却没有老虎的风采”。他认为，他们严格遵从伊斯兰教旨，使阿富汗人民“陷于迷信之中”。他的观点是，他们的宗教极端主义，“首先是建立在刀剑的基础上，也是由刀剑传播的…时刻刺激着一种狂热”。他进一步指出： 宗教极端主义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人们那种绝不宽容的愤怒。由于它最初就是由刀剑传播，它的信徒从一开始就屈从于这种疯狂的形式，将自已凌驾于所有持有其他信仰的人群之上。顷刻之间，耐心之土壤所培育的果实、物质繁荣的美好前景、对死亡本身的恐惧，统统都会被抛诸脑后。越是情绪激动的帕坦人，越无力抵抗这种疯狂。所有理性的思考都被遗忘。一旦拿起武器，他们就化身伊斯兰教殉道者（反异教徒的狂热分子）——像疯狗一样危险，做着疯狗才会做的事情，所以也只配像对待疯狗一样被对待。 “文明遭到好战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挑战，”他总结说，“进步的力量与反动的力量相互冲突，崇信鲜血与战争的宗教与崇尚和平的宗教怒目而视。幸运的是，崇尚和平的宗教常常拥有更好的武器装备。”在西北边境，不久之后又在苏丹，丘吉尔近距离看到了宗教极端主义。这是一种狂热的形式，在许多关键特征上——冷酷无情、蔑视基督教、反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沉迷暴力、要求绝对忠诚等——与他在40年后遇到的政治狂热并无不同。20世纪30年代的三位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都未曾亲身经历这种极端主义，所以他们才迟迟未能认清纳粹意识形态的本质。丘吉尔年轻时就曾与狂热主义进行斗争，他比任何人都更早认清了狂热主义的特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2章战火纷飞凌云志 -
P6 温斯顿·丘吉尔出身于上流社会家族，出生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里，他的家族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当时，这个阶层还没有受到不安全感和自我怀疑的困扰。丘吉尔身上那种超凡的自信和自立精神，完全来自他对自己是谁、来自哪里的本能的自信。在他的堂兄，第九代马尔伯勒公爵“桑尼”（Sunny）的讣告中，丘吉尔写道，“在英国三四百年的历史中，有三四百个家族一直在引领着国家的命运”，而“桑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族。丘吉尔知道自己来自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那个阶层当时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太在意更低阶层的人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他最好的朋友，保守党议员、大律师F.E.史密斯，就是后来的伯肯黑德勋爵，曾经这样写丘吉尔：“他的大脑可以屏蔽任何不自信”。事实证明，这一点对丘吉尔来说弥足珍贵，因为后来他要多次面对的情况之一就是：别人似乎都不信任他。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贵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等级制度、自己的口音，自己的俱乐部、中小学、大学，自己的职业道路、词汇选择、荣誉准则、爱情仪式、忠诚模式，自己的传统和体育项目，还有自己的幽默感。其中有些东西相当复杂，外人几乎无法理解。年轻的丘吉尔在做副大臣时，有人给他介绍了印度的种姓制度，他立刻就弄懂了。他的政治观点主要源于迪斯累里于19世纪40年代发起的“年轻英国”运动，贵族的责任感给了他永恒的优越感，同时，特权阶层必须为较低阶层承担一些责任，这也是他由衷赞赏的。对于贵族的责任，丘吉尔的解释是：他和他的阶层对国家有着深远的责任，国家有权利要求他终身为其服务。 19世纪最后25年的英国上层社会，与社会的其他阶层有些时候似平是彻底分离的。………………很显然，丘吉尔是不能代表那即将到来的平民时代的。 作为一个真正的贵族，他一点儿都不势利。“仅仅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反对他，这有什么意义呢？”他想问问阿道夫·希特勒，那样对待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1章名门望族 -
P78 在我们这位新当选的议员就职之前，他已经参加了4场战争，出版了5本书（他当选后12天，就出版了最新一本书《伊恩·汉密尔顿的征程》，是《从伦敦经比勒陀利亚到莱迪史密斯镇》的后续），撰写了215篇报纸和杂志文章，参加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骑兵冲锋，完成了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越狱。“25岁时，他征战过的大陆比历史上除拿破仑以外的任何一个士兵都多。”当时给他写的一个简介曾这样赞扬他：“他亲眼见证的战役不比任何一位在世的将军少。” 不可否认，丘吉尔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他会抄近路，为了达到政治效果，他会故意使用“华丽的语言”和夸张的手法；他还曾被批评为“钻营之人”；他学会了如何才能写得特别好，说得特别好；他有无限的自信：对于批评，他早已织就一张厚厚的隔离网；他能够很好地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他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和身体上的勇气；他的成功越狱也表明他能抓住机会。简而言之，他已经为从政做好了准备。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3章从恩图曼经比勒陀利亚到奥尔德姆 -
P94 一进大厅，丘吉尔就被各种吵闹声和“把他赶出去！”的呐喊拦住。丘吉尔说：“我请求这个伟大的英国人群体，在这个乘坐着进步和启蒙列车前进的伟大城市里，能给我和休·塞西尔勋爵一个公正的听证机会。”人群做到了。在演讲过程中，丘吉尔至少赢得了部分听众的支持。“大家别忘了，政府什么都不创造，它给予的都是它事先拿走的，”他说道，“你们可以通过任意妄为和徒劳无果的政府行为，把钱放在某些英国人的口袋里，但是那些钱是从另一些英国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在这个掏出来放进去的过程中，大部分的钱还会撒在路上。”在结尾处他说：“高保护性关税虽然可能增加资本的利润，但对穷人和最最贫穷的人来说，却是一台被诅咒的抢劫和压迫的发动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4章横穿议员席，走向反对党 -
P85 “欧洲战争必定是残酷的、令人心碎的，”丘吉尔预测说，“如果想要享受胜利的苦涩果实，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必须贡献出我们整个国家的成年男子，我们在和平时期的产业会整个搁浅，每个社区都需要调集所有生命力送往前线。”他认为，战争的整个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过去那种由专业士兵组成的小规模正规军发动有限作战行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此相反，在1916年征兵和全面战争爆发前15年，他就敏锐地指出：“欧洲战争只能以被征服者的毁灭和征服者同样致命的贸易断层与枯竭而告终。民主比内阁更具报复心，人民战争比君王战争更可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4章横穿议员席，走向反对党 -
P99 将政治与个人友谊区分开来，私下里他与公开谴责过的人，或是以类似言辞谴责过他的人保持着友好关系，丘吉尔这一非凡的能力却往往被人误解，认为他在友谊和政治上都不够真诚。事实上，这两占都不属于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4章横穿议员席，走向反对党 -
P99 但是它也反映了在这个维多利亚上层社会成员身上的一个非常奇怪的反常现象：他是一个终生亲犹太和犹太文化的人。 就像他早期的许多观点一样，丘吉尔对犹太人的喜爱源自他的父亲，…………他反对《外国人法案》的行动并非完全出于政治机会主义。他开始为选区的犹太施舍处、犹太少年俱乐部、犹太网球和板球俱乐部捐款，还参观了犹太医院、犹太律法宗教学校和犹太劳动人民俱乐部。在这些地方，他表扬了大家对社区自助的重视。丘吉尔的官方传记作者马丁·吉尔伯特爵士曾写道：“虽然他从来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不加批判的支持者，但他是犹太复国主义最坚定的朋友和倡导者之一。在当时的世界，犹太人常常成为轻蔑、厌恶、不信任和敌意的对象，丘吉尔却非常尊重他们，希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丘吉尔，让他有能力很早就清楚地发现阿道夫·希特勒是什么样的人，而很多政治上倾向于反犹太的人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前的超过25年时间里，丘吉尔是他的阶层和出身中少有的亲犹太主义者之一，而且他还是犹太人占多数人口的选区议员。比起其他的议会同僚，他的触角要灵敏得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4章横穿议员席，走向反对党 -
P112 1906年10月，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讲中，丘吉尔讨论了他的政治哲学。他说，他一生都在反对社会主义，但现在他转向了这样一种观点：“对于那些劳动力来说，国家应该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替补雇主的角色。”他还支持“普遍确立最低生活标准和劳动标准，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还要逐步提高这些标准”。这个“最低标准”的概念后来演变成现代福利国家，当时，其他有影响力的自由党人，如大卫·劳合·乔治和查尔斯·马斯特曼也持这一观点。 …… 托利式民主对自由市场和竞争的支持对他来说仍然很重要。“我们不想拆掉科学和文明的基础结构，”他对格拉斯哥的观众说： 而是要临渊撒网。一个公平的乌托邦的愿景会让人欢欣鼓舞，会点亮劳苦大众的想象力，但是要实现这一愿景，就必须通过或发展，或调整，或改进现有社会的竞争结构…在国有企业很可能会无效的地方，就要利用私营企业，不要因为它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心生不满。 由于受到伯克·科克兰、劳合·乔治、比阿特丽斯·韦伯等人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终身都是自由党人的克莱门汀的影响，丘吉尔的政治立场一直在不断变化。然而，他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属于托利式民主，其核心就是自由企业的概念，这一点从未改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5章一个自由帝国主义者 -
P119 丘吉尔对大英帝国的原住民有着一种真正的、强烈的家长式责任感。在他看来，政府有责任保护当地人不受他所谓“‘白人小集团’的伤害，这些人苛刻、自私，在种族间的接触中经常表现出嫉妒和对弱者进行剥削的愿望”。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当地的英国行政当局“认为自己是保护原住民利益和原住民权利的卫土，坚决反对只关心如何剥削这个国家和当地人民”。他写道：“在基库尤部落中旅行，哪怕是一小段时间，也会让你喜欢上这些无忧无虑、野性十足而又驯良恭顺的孩子，他们不会让人感觉没有能力接受教育，而是让人觉得，他们会从目前的穷困潦倒中成长起来。对这些原住民来说，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命运不再掌握在公正而威严的王权政府手中，而是落在一小撮白人极端利己主义者手中，那将会是极为不幸的一天。” 尽管丘吉尔使用的语言可能会让当今最不讲求政治正确的人感到震惊，但是他相信文明的进步与潜力。他曾写道：“我扪心自问，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像这里一样，让那些关心黑人利益的人去幸福地实现他们的梦想和希望，那些常常被最终结果和顽固现实嘲弄的梦想和希望。”他把乌干达王国描述为“一个童话世界”，在那里“一种优雅的举止从天真单纯的性格中脱颖而出，渗透到各个阶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5章一个自由帝国主义者 -
P122 丘吉尔的这些演讲充满了莎士比亚风格，这让丘吉尔显得与那些只专注于政治的政客大为不同。这些演讲让公众对他更感兴趣，也使他跨越了政治分歧。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他在政治上不顺利时，这些演讲对他来说就是避风港，给他以安慰，这让他愿意，实际上是巴不得，与党内正统观念分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3月7日，丘吉尔给中间偏左派杂志《国家》的编辑写了一封长信，题目为“政治未涉足之领域”。在这份相当于他的个人宣言中，他提出了实施“最低标准”的理由，列出了他希望看到国家进行干预的领域，主要包括：劳动力交易所、应对“过度饮酒”的许可证法案、某些“臭名昭著的血汗工厂”的工资委员会、技术学院、铁路国有化和应对失业的公共工程（“以推动社会前进”）等，所有这些都要通过征收股息税来完成。这些理念（铁路国有化除外）大多数属于托利式民主的理念。丘吉尔所拥护的德国式社会改革，与奥托·冯·俾斯麦的社会改革相比，从源头上不再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他有意将德国作为榜样，部分是为了采纳社会主义最受欢迎的政策，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政策，部分是为了推广他毕生坚持的托利式民主的理念。他对自由党议员查尔斯·马斯特曼开玩笑说：“我支持政府的民有、民享，但不支持民治。”这就是大家长式的托利式民主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区别。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5章一个自由帝国主义者 -
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沉没，让丘吉尔感到无比自豪的是，妇女和儿童首先被救出遇难船只。正如他对正在巴黎疗养的克莱门汀说的那样，他觉得这“反映的不是别的，而是我们的文明之荣耀”。像以往一样，他以历史性的眼光看待这一事件，得出了与民族和政治相关的一些结论： 我不禁为我们的民族及由这次事件所证明的我们的传统感到自豪。妇女和儿童坐在那些小船上，虽然在海面上颠簸，却安然无恙，而其他的人，其他的一切，陷入了沉寂。让我们纪念他们吧。尽管现代生活中存在着种种不平等和人为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讲，从文明的基础上说，我们的文明是人道的、基督教的、绝对民主的。如果这发生在古罗马帝国或古希腊帝国，他们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会是多么不同啊！权贵和名流们会带着他们的小妾、宠物、奴隶和士兵卫队首先离开，还有……谁贿赂船员谁就能得到优先权，其余的人就会下地狱。但是，在这样的伦理基础之上是无法用科学建造出泰坦尼克号的，人们当然也不可能在失去泰坦尼克号时表现出尊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8章海军大臣 -
P190 7月28日午夜，丘吉尔给克莱门汀写了一封信。“我亲爱的漂亮宝贝，”信上写道： 一切都在走向灾难，走向崩溃。我感到有趣、兴奋、幸福。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太可怕了。对于我来说，备战完全是件引人入胜的事情。愿上帝原谅我这种轻浮到可怕的情绪。不过，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和平，任何事情都不会诱导我去错误地出击——我不认为我们英伦三岛上的人对席卷基督教世界的疯狂浪潮负有严重责任……我在想，那些愚蠢的国王和皇帝难道不能聚在一起，通过把国家从地狱中拯救出来而复兴王权吗？但我们都随波逐流，神情恍惚，就像那乏味的僵尸。好像这一切都是别人的行动！ 丘吉尔的批评者很少会引用前几句以后的话，但是只有通读全文，才能看到这封信真正的意义。丘吉尔不仅对战争的准备工作着了迷，而且对战争本身也着了迷，他近距离地看到过四场战争，知道战争有多可憎，因此也不赞成自己对战争的迷恋。他本性如此，这并不可怕。幸运的是，内阁在这样的时刻至少还有这样一位成员是一个军迷。 P194 在8月4日11点最后通牒到期后，丘吉尔走到唐宁街10号。虽然劳合·乔治后来回忆说，应该是在他与阿斯奎斯坐在内阁会议室等待最后通碟到来时，会议室的双扇对开门突然打开，丘吉尔走了进来，说他正要下令舰队采取军事行动。“温斯顿冲进房间，容光焕发，敏锐犀利，说起话来有如连珠炮，”劳合·乔治说，“你可以看出他当时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人。我想知道，在这样一场可怕的战争开始时，人们是否应该是这样的心态。”那天晚上丘吉尔所表现出的兴高采烈一直被批评者用来指责他，他之所以情绪高涨，是因为尽管他不希望战争爆发，曾经三次邀请德国海军“一起休假”，但是他还是一丝不苟地计划好了，战争一旦爆发，他的部门就会严阵以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8章海军大臣 -
P222 人们觉得，承认在战争中败给一个伊斯兰强国，会削弱统治着数千万穆斯林的大英帝国，在印度尤其如此，威望比纯粹的军事力量更为重要。由于帝国是丘吉尔的世俗宗教，这个论点对他尤其具有说服力。因此，战争委员会不但没有尽力去减少损失，反而计划进行更大的投入。这一切都没有经过表决，战争委员会也一直没有从帝国的资源和目标等整体角度来考虑这次战役。 丘吉尔等人不但高估了海军火炮攻击陆地防御力量的火力强度，他们还从土耳其在最近的巴尔干战争和圣地之战的失败中推断，土耳其人注定不会是好士兵。丘吉尔对伟大的不列颠民族的信仰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这一信仰的背后，是一种危险的假设，那就是其他民族的信仰是低劣的。这种假设虽然在二战中给予了他极大的力量，但是在1915年面对土耳其人，以及1942年面对日本人时，却让他遭了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10章加里波利 -
P272 11月7日，布尔什维克人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也就是过去的圣彼得堡，后来改名列宁格勒。“在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丘吉尔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说，“它最具破坏性、最无耻…比德国军国主义还要糟糕得多。”但不久之后，劳合·乔治就警告他说，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沉迷”正在“打破（他的）平衡”。丘吉尔将俄国革命描述为“一股毁灭的浪潮，可能已经吞没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这些事件的后果…将会使我们孩子的孩子的世界陷入黑暗”。这一说法既具有预见性，又具有数字上的准确性——至少有2000万人死于苏联的内耗——然而他的反共产主义思想也让他在政治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39年，劳合·乔治宣称，丘吉尔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受到了他的阶级背景的影响：“他的公爵血统就会让他反感俄国大规模消灭大公。”然而，这一背景并没有阻止他离开保守党，支持人民预算，在下议院长篇大论支持遗产税、土地税和爱尔兰自治，这些都不是一个有“公爵血统”的人应该采取的立场。对于上层阶级来说，他们没有必要因为列宁处决了沙皇、皇后以及他们年幼的孩子而产生反感。他厌恶共产主义，是因为他认为其侵害了“人类精神和人类权力”。他在1920年7月说：“我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人的憎恨，并不是建立在他们愚蠢的经济学体系上，也不是建立在他们荒谬的、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平等教条上。这种厌恶源于布尔什维克在每一寸被他们破坏的土地上实行的血腥和极具毁灭性的恐怖主义，只有通过这种恐怖主义才能维持他们的犯罪政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11章从塞子街走向胜利 -
P277 1918年7月4日，在庆祝美国独立日的演讲中，丘吉尔大力宣扬了一个重要思想。他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对听众说：“《独立宣言》不仅仅是一份美国文件。” 它是继《大宪章》和《权利法案》之后第三大权利法案，英语国家人民的自由正是在《大宪章》和《权利法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宣言让我们失去了一个帝国，但也因此为我们保住了一个帝国。通过应用其原则，吸取其教训，我们一直都能够与英国的子孙在海外建立的强大联邦水乳交融…无论是在我们这个岛国的人民心中，还是在那些《独立宣言》中称呼“我们的 英国弟兄”的人的心中，我们都有一种渴望。我们渴望跨过大西洋，在所有人和所有历史面前，用亲情实现真正的和解；我们渴望不再彼此谴责，一起弥补历史上的时代错误；我们渴望在精神上再次与他们惺惺相惜，在战场上再次与他们并肩战斗，再次书写一部共同的历史。 丘吉尔经常会谈论自由，但他的思想总是根植于历史，根植于《大宪章》和英国普通法，根植于现实政治，而不是根植于洛克、休谟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哲学家关于自由的抽象思想。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11章从塞子街走向胜利 -
P375 3月4日，他在《海滨杂志》写了一篇题为“第二个选择”的文章，谈到自己人生中的一些转折点，以及他如果做了其他的选择会怎样：“如果回顾过去的生活我们就会发现，最常见的经验是，我们的错误却帮助了我们，而伤害往往来自最睿智的决定。”他因印度问题而从影子内阁辞职的决定，将给他带来巨大的帮助，这让他不必为任何与绥靖政策有关的决定承担责任，尽管他在几年内都还不会知道这件事。与其他写完自传的人一样，他开始感觉生活就像一首挽歌。他在文章的最后总结道：“让我们与命运的神秘节奏和解吧，就像它必须在这样的时空中出现一样。让我们珍惜自己的欢乐吧，但不要哀悼我们的悲伤。有光芒就会有阴影，生活是一个整体，善与恶必须同时被接受。人生的旅程非常愉快，值得一试。只试一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15章在野岁月 -
P378 “政治舞台发生了多么不同寻常的变化啊！我很高兴我不用负责。”丘吉尔告诉埃迪·马什。17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可以非常诚实地说，在国家面临如此巨大压力的时刻，我却如此果断地被抛弃，对此我从未感到过怨恨，更不用说痛苦了。”他又一次神奇地因为“运气”而获得慰藉。他在8月30日的《星期日画报》上写道：“有时候，当她（运气)怒容满面时，实际上她却是在准备一份最耀眼的礼物。”这是真的。丘吉尔反对政府的一项核心政策，即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的政策，使他在接下来的10年里流落到政治的荒野中，而在这10年里，用他后来的话说，历届题府都采取了允许“蝗虫横行”的政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15章在野岁月
作者: 安德鲁•罗伯茨
副标题: 与命运同行
原作名: Churchill：Walking with Destiny
isbn: 7521724135
书名: 丘吉尔传
页数: 1081
译者: 李晓霞
定价: 198（全两册）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 2021-5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