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评:“不管是医疗战线还是社区战线,都是女性过半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日前,听闻“不管是医疗战线还是社区战线,都是女性过半起到了关键作用”一说。
诚然,女性参与度高是性别独立意识的一种张现。但从另一角度:为什么女性过半才能起到了“关键作用”? 仔细想想,你或能在这里面看到不一样的隐性性别歧视。
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医护、社区工作人员都有一种刻板印象,这种印象不断的固化、异化。男护士区别于(女)护士,居委会大妈是主流、居委会大爷是非主流。“女性比男性更适合照护工作、大妈比起大爷更适合拉家常、夹嘴舌的工作。”无论引号里的论断有着多么权威的所谓科学研究和实调,都不是“女佳男次”的绝杀。
江南的防疫抗疫早已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从农历新春以来,无数的女性医护、女性社区工作人员、临时征召的女性志愿者,一波又一波奔赴前线,从疲劳到疲倦,甚至疲惫不堪。且抛开防疫抗疫政策合理性和那些所谓“女佳男次”的权威科学研究的争论。让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这些女性在完结了朝九晚五(甚至更久)的第一份工后,是否还要回家脚不沾地上第二轮班去从事家务劳动呢?她们各自家庭中的男性家庭成员,是否仍扮演着传统东亚男性的姿态。“女性过半”不是性别平等的唯一(最佳)考核标准,鼓吹女性参与社会事务是应该且十分必要的,可身后的家庭支援绝不是一句单薄的“辛苦了”便足矣。
在鼓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老生常谈同时,更多的挖掘和看到女性在社会劳动之外所承担的家庭劳动、生育劳动和其他无薪付出,并给予实质(精神的、物质的)声援才是一个合格的女性主义者应有的立场。(同理的,在相当多的家庭中,性别置换为男性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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