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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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元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在于，他一向提倡关注现实，反对士人做个“自了汉”。但明清交替之际的政治动荡，以及由之引发的社会冲击，甚至是身边发生的事件，如满人在河北的“圈占”，只是偶尔出现在他笔下，并未成为其持续关注的一个主题。对一个关心民瘼的儒者来说，这种“沉默”不同寻常。其中可能不无自保意味，但亦和他终身为朱子学所困有关。他与朱子划清界限的意识太过鲜明，在在处处与之立异，反在不自觉中为“对手”的运思方式塑造。朱子多讲读书，习斋便讲习行；然而其习行仍在书斋里进行，针对的还是 读书人。再从其著作看，无论是议题，还是术语、立论方式， 也无不在理学的辐射范围内。他批判理学家空言心性，其实不无误解；而他从理学传统中之所得，则远超其自己的认知。事实上，他真正系统讨论经世的著作《存治编》，是其作为理学信徒时期的作品；在突破程朱藩篱后，反而缺乏新的建树。这一点，怎么看都像是一个讽刺。 然而，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史、学术史研究，大都倾向于强调颜元思想的突破性甚至“现代性”：他的气质论、习行论和以致用为标准的学术取向，被不同程度地拿来同“科学”“实验主义”“唯物主义”“民主主义”相比，乃至被视作“礼教”批判的先声，而全然不顾习斋本人就是礼教的推动者。②这些抽离颜元时空所在的论点，无疑歪曲乃至颠倒了习斋本意。梁启超（1873-1929）、胡适（1891-1962）、陈登原（1900-1975）和侯外庐（1903-1987）等人，皆是在借助“颜元”这个符号，发抒自己的理想，与徐世昌（1855-1939）等对“李学派”的政治利用，未必有何本质不同。这一情况，直到近年来，随着杜维明、杨瑞松（Jui- sung Yang）、张循等人成果的发表，才有所改变。他们已通过对颜元生平与思想的重新梳理，纠正了不少既存认知的偏差，为有关研究开辟了一番新景象。 (查看原文)

  韧勉 8赞 2021-11-22 15:42:31

• 颜元之学，以“习”字为宗旨。一般认为，他所说的“习”主要是“实习”“习行”之意，而这又是针对朱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工夫论，及王学兴起后儒者直面大众的“讲学”之风而发。の他认为，上古三代，学术只在六府（金、本、水、火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乡三物（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任、恤；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外此即是“异端”。这些内容不像理学家感兴趣的 “性与天道”，可以肆口空谈，而必须身体力行。其中，他自己的日常努力，尤在“六艺”，特别是习“礼”方面。同时，这个意义上的“习”字也有重实用和功利的意思。晚近学者称习斋是明清“实学”的代表人物，就是从实行、实用这两方面来说 不过，颜元所言“习”字，除了这个正面的、积极的、工夫论层面的用法外，还另有一重否定性的、人性论层面上的意义。他不同意朱熹（1130-1200）把恶归咎于所谓“气质之性”的观点。在他看来，气质与义理一样，皆是天之所赋，因此不可能是恶的来源；恶是由外来的“引、蔽、习、染”作用的结果。在此，“习”作为恶的四个来源之一，和其他几项并列，并不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但如果我们把“习”的这两层意思放到一起，就可以发现，对颜元来说，“习”既是造成恶的力量，也是矫正恶的力量。恶既由外烁，也就可以由外及内地消除（参看第二章）。颜元对“外”极为重视，为此甚至不避被人讥笑为“拿腔作势”（参看第三章），和有宋以来“转向内在”的思想取向形成鲜明对照。 (查看原文)

  韧勉 4赞 2021-11-22 15: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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