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光 : 世界十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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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理论不符合近代发展起来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是没有疑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学说一方面受到历史的局限，另一方面与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框架”密切相关。有不少研究者曾指出，柏拉图的哲学是“数学性质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则是“生物学性质的”。就后者而言，它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目的论的解释，而我们现在很清楚地知道，把“目的”这一概念运用于“死的物质”，是与科学物理学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如果撇开价值评判，也许可以说，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框架（或“研究纲领”）。当代科学哲学家弗兰克认为，近代的科学发展意味着“机体论”的世界观被“机械论”的世界观所代替。例如，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动物的运动比石头的运动更容易理解，而我们今天对这种说法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的观点恰好相反。确实，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德谟克利特和阿基米德），希腊人的世界观从总体上来说不是机械论的，而是机体论的；他们倾向于把显然是无生命的运动同化在动物的运动里，因而一切运动的根源便被看作某种有目的的“意志”——或者是人与动物的意志，或者是至高无上者的意志。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以及在许多试图对运动做出解释的希腊人那里），我们几乎从未见过机械力学的观点，而植物或动物的生长特点则被提示为物理学的普遍理论的基础。同样，由此也不难理解，当亚里士多德的这些物理学观点终于凝固为不容置疑的权威时，它们就成为非常有效地抵抗和阻滞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障碍了。 如果有一个思想家能够在逻辑学、生物学或物理学中做出一项亚里士多德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他也已经足够名垂青史了。然而，在广袤的知识世界中，亚里士多德的发现和创制似乎无穷无尽。在灵魂理论方面，他区分了有机体的三种灵魂：生长的灵魂——这是连植物也有的同化与生殖的能力；嗜欲的灵魂——这是一切动物都有的欲望与行动的能力；理性的灵魂——这是人所具有的获得知识的能力。其中前两种是非理性的，而理性... (查看原文)

  闻夕felicity 2024-08-03 19:19:46

• 理性之合适的运用对象乃自然。专注于研究自然，曾经被基督教的教士们看作一种邪恶，因为在这些人看来，自然作为上帝的造物，原是只能用来证明神性之伟大的。如果我们要了解自然，那也只是为了理解上帝的伟大。培根反驳说，“上帝并不直接决定自然界的任何事物”，自然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严密的体系，“我们不能以为通过对自然的了解就可以把握上帝的奥秘”。培根在此表述的思想包含着两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观点。其一，认为自然与任何神意无关，它是具有自身规律的一个世界。这实际上是将自然世界非灵化。其二，一种非灵化的存在才是知识的真正对象，知识所把握的，不是精神自身构造出来的幻影，而是与精神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只有对一种非灵化的自然存在予以真正的肯定，人类知识才可能获得“自然研究”的原则，才可能成长为“自然科学”的形态。这一步，在西方，只有通过对传统基督教的文化精神进行改造才可能实现。与文艺复兴同样重要的宗教改革运动所产生的新教精神，对这种改造做出了贡献。而培根则是在近代西方不借助宗教语言表述自然界的非灵性的第一人。 由于自然界的非灵性，由于自然事物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而人类知识按其本性是源自精神对另外一种非精神的东西的加工，这样，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贬低现实的感性事物、专注于彼岸超验事物的态度就受到了冲击，有限的、现实的东西得到了精神的尊重，从这种尊重中就产生出各种科学的努力。这是西方文化精神在近代发生的一次重大转向。没有这一转向，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当然，绝不是培根一个人促成了这种转向。在培根之前，早有许多有识之士，甚至包括教会中的一些学问家，便已开始推动这一转向，其中一些人亲自从事对自然事物的研究，成为近代科学史上最早的一批杰出人物。更恰当的提法应该是，培根以在其他人那里所罕见的自觉程度参与了这一转向，把它当作人类文明的“伟大的复兴”来加以宣扬，因而当之无愧地作为这种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而享有不朽... (查看原文)

  闻夕felicity 2024-08-03 19: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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