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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侵苏战争一个多月前首次起草的臭名昭著的“政委令”（Commissar Order）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该指令允许处决红军部队中的所有政委，即便他们准备投降。6月6日修订的命令指出，这些人“是抵抗运动的真正领导者……他们开创了野蛮的、亚洲式的作战方法”。命令规定，对付这样的敌人只有一种方式：“原则上，无论他们是否抵抗，只要抓住，就应立即枪决。” …… 此时，多数德国军官没有直接对希特勒提出任何质疑，但有些将领还是表达了对以政委为目标的担忧。希特勒的副官恩格尔在5月去了波兰，他在日记里指出，汉斯·冯·扎尔穆特（Hans von Salmuth）和海宁·冯·特莱斯科夫（Henning von Tresckow）两位将军“认为这非常糟糕，担心这样做在军队中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特莱斯科夫告诉恩格尔：“我宁可让俄罗斯人来破坏国际法，而不是我们自己！” 恩格尔在5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陆军元帅冯·克鲁格（von Kluge）“请求我说服元首改变危险的‘政委令’”。克鲁格还要求将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置于更严格的军事管控之下。“波兰发生了一些性质非常恶劣的事情，好几次他不得不亲自介入，”恩格尔指出，“我们在波兰采取了一种非常令人不快的政治策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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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处决红军部队中所有政委（无论其是否投降）的“政委令”，最生动地表明了希特勒实际上是在帮助斯大林的事业。这使得红军政委不惜一切代价地让手下的士兵重新振作，因为他们很快意识到，战败就意味着被立即枪毙。战后，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也承认了这点。“‘政委令’促使红军政委采取了最极端的手段，让苏军战斗到最后一人。”他写道。 实际上，甚至在准备开展“巴巴罗萨行动”之际，一些希特勒的坚定支持者就意识到了这一政策的危险性。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就建议“不要大张旗鼓地”处决政治委员。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不是因为感到羞愧，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考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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