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陷落》的原文摘录
整条路上都在制作柴捆、石笼和沙袋 (查看原文 )
路易－拿破仑的真正悲剧在于，他不合时宜。在其他更简单的情形下，他可能（天晓得？）会被证明是欧洲最伟大的有益统治者之一。对自己和王朝地位不牢靠的恒常警告让他如芒在背。他知道，自己是通过保王党之间的特定分裂而掌权的，因此可能被看作簒夺者（事实上他就是）；而且他知道，是无聊——法国所有疾病中最致命的一种——和可怜的路易－菲利普国王的资产阶级迟钝特性替他路易－拿破仑扫清了道路，而这种反复无常的无聊会同样轻易地背叛他。因此出于所有这些缘故，需要分散法国的注意力，同他之前和之后的法国历任领袖一样，他不得不去追求同样反复无常的情妇：荣光。在国内，通过重建一个绚烂的巴黎，他的统治将留下壮丽而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国外，宏大的海外冒险将给世界留下印记，而且最后，如果其他所有都失败了，他会用声势浩大的世界博览会来让法国分心。不幸的是，由于他不稳定的性情，大部分计划都注定以危险的失败告终。他最喜欢的格言之一是“不要轻率行事”，然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停止这样做。德·莫尼——他顾问中最弥足珍贵的一位——绝望地评论道：“最大的难处……是让他摆脱心中的困扰，给他坚定的意志。”乔治·桑（George Sand）将他视为“梦游者”，后来战胜了他的俾斯麦也赞同这种看法，认为他“真是个感情丰富的好人，甚至有些多愁善感；可他的才智和见识都不值一提……而且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古怪点子的世界里”。然而，若不是遇上了加富尔（Cavour）和俾斯麦这两位19世纪最机敏、最危险的政治家，路易－拿破仑统治时期异常惨重的灾难或许还可以避免。
在路易－拿破仑看来，有必要通过实行独裁统治来维持1851年时夺得的权力，所以他开始致力于创造国内繁荣，靠这种手段转移法国人的注意力，让他们忽略必不可少的自由的丧失。在第二帝国初期（诚然，是在前任打下的基础上实现的），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对大部分法国人来说，繁荣也变成了可以接受的替代品。就享... (查看原文 )
大部分麻烦源自他对民族主权信条的盲目追寻；同许多他的理念——在理论上是高尚的——一样，这种“民族准则”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更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老谋深算的加富尔很快看准了这点，路易－拿破仑的这种理念再加上他对荣光的迫切追求，会让他成为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绝佳拥护者，从而能够引诱——在卡斯蒂廖内极度诱人的容貌协助下——他帮助意大利实现自己的目的。意大利的乱局起初带给了法国荣光，然而代价高昂，1859年法军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Solferino）取得胜利，对手是战斗力向来不算出色的奥地利人。当然，法国也失去了奥地利的友谊，而且由于他自皮埃蒙特（Piedmont）夺取了尼斯和萨伏依（这是他“酬劳”的一部分），路易－拿破仑大大伤害了意大利人的感情。后来，根据他的“民族准则”逻辑，路易－拿破仑发誓要保护教宗，甚至不惜在门塔纳（Mentana）屠杀深得民心的加里波第的部队，因此牺牲掉了他在意大利人当中辛辛苦苦积累的绝大部分良好声誉。与此同时，在“准则”指引下，他对波兰人的独立愿望表现出同情，这让他失去了强大的俄国的友谊，也对郁郁不乐的波兰人没什么好处。最危险的是，他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树立的榜样，在道德上迫使他不能去干预俾斯麦让普鲁士一统德意志各邦国的计划，这最终造成了他的垮台。
如果路易－拿破仑对“荣光”的追逐成功了，那么不管国内有多少反对力量，他的王朝在法国的寿命都可能会长得多，公社也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事情的结果是，它们不断脱离他的掌控，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不得不去寻求更加危险的流沙。 (查看原文 )
“向上，财富增长；向下，舒适消失”，就是对这一时期足够合理的概括。路易－拿破仑在位期间，虽然他心怀善意，劳工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却变得越来越宽，在巴黎，这一点因奥斯曼的工作而大大加剧了。过去的日子里，不同的街道并排共存，通常具有乡村生活的亲密感，而此时，重建城区租金的螺旋上升导致了一种满怀怨愤的种族隔离。奥斯曼远远没能“切除”巴黎的传统动乱中心，事实上仅仅是创造了新的、极其危险的这类中心，它们是完全无产阶级的“红色”城区，像贝尔维尔和梅尼勒蒙唐（Ménilmontant）。帝国之后的岁月里，没有警察胆敢独自在那里露面，而且公社将会在这些地方证明，由于（无产阶级的）集中，组织一次起义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
使阶级之间关系日益恶化的不光是工人的物质困境。毕竟在工业化的19世纪，大多数工人依然认为，贫穷和悲惨是自己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一部分。第二帝国治下还存在其他的不满因素，有哲学的也有政治的，此时没那么容易归类。那些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的工人开始被这种恐惧侵蚀——老板和雇员之间的鸿沟加宽了，这不光是由于后者的相对繁荣在衰减，也是由于他是否可能在新工业体系的实际发展——正在对他越来越不利——中拥有发言权。正如1848年所揭示的那样，这种恐惧毫无疑问并不局限于法国工人，然而法国人的挫败感背后有着一份特殊的危险遗产。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三次大起义——1789年大革命、1830年七月起义、1848年二月和六月起义——之后，法国工人回顾往事，感觉他们被欺骗了。在街垒处流淌的主要是他们的血，然而每一次，资产阶级都狡猾地设法获利。巴黎工人的愤恨格外强烈，他们不乏理由地认为，自己是所有这三次起义的发起者；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记忆因最近的那一次“阴燃”起来。1848年的六月起义中，巴黎的数千遇害者里工人的比例空前之高。抵抗1851年12月的军事政变——这遭到了路易－拿破仑本人异常残酷的镇压——时，巴黎约有... (查看原文 )
在第二帝国的表面上，覆盖着一层奇怪的虚伪外衣：福楼拜（Flaubert）于1857年被起诉，因为《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一书冒犯了公共道德；马奈遭受了各报刊饱含恶意的攻击，因为他的《奥林匹亚》（Olympia）和《草地上的午餐》“伤风败俗”。 (查看原文 )
“大平躺家”中最了不起的一位“拉派瓦”（La Païva）曾经让剧作家蓬萨尔（Ponsard）写几行诗，纪念她奢华的新楼梯（其所在的建筑物，现在是香榭丽舍大道上的旅行者俱乐部），他的答复只有一行，改写自《淮德拉》（Phèdre）：“美德有不同的阶位，放纵亦是如此。” (查看原文 )
“大平躺家”的主顾们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有钱花花公子，像弗耶（Feuillet）笔下的“卡莫斯先生”（Monsieur de Camors），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日子：“我通常早上起床……去森林，然后去俱乐部，再去森林，随后回到俱乐部……晚上如果有首场演出，我就飞快地赶过去。”第二帝国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这些人的更大便利而设计的；甚至有一份用橡胶做的报纸《娜雅》（Naïade，希腊神话中的水中女仙），这样就可以一边泡澡一边看。 (查看原文 )
以这种特有的轻松，法国人将整个民族的缺点推卸给个人，第二帝国的一切错误、一切腐败，或早或晚都被归咎于那个处于顶端的人。 (查看原文 )
在许多方面，路易－拿破仑都天赋出众。漫长的铁窗岁月里，他大量阅读，因此受教育程度要比当时统治者的平均水准高出不少。 (查看原文 )
他研究过化学，写了一篇关于甜菜糖的论文，质量颇高，获得了业界的认可。他还写了一份关于失业的小册子，因此在工人中赢得了可观（虽然短暂）的人气。1860年，他开始研究尤利乌斯·恺撒的生平，罗马弩炮因此被复原出来，在圣克卢宫前面的空地上狠狠投下石弹。他的首要创造才能体现在军事上。他骑术异常出色，早在1835年就以一本《炮兵手册》（Manuel d'Artillerie）给专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几年后，他忙于改进当时法军的滑膛枪。到1843年，他推行了一种类似普鲁士征兵体系的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制度最后毁了他。甚至在威廉高地（Wilhelmshöhe）宫身为俾斯麦的阶下囚时，没过多久他就忙于收集关于普鲁士军事组织的资料。 (查看原文 )
此时有200万人口的巴黎，一下子就扩展开去，远至路易-菲利普所建的防护堡垒圈。 (查看原文 )
路易－拿破仑在位期间，虽然他心怀善意，劳工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却变得越来越宽，在巴黎，这一点因奥斯曼的工作而大大加剧了。 (查看原文 )
毫无疑问，第二帝国的门面之所以如此轻佻浮华，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这一事实——大部分资产阶级转而追求享乐，以发泄本会用在政治活动上的精力，帝国治下对此的限制没那么严重。与此同时，这种门面成功却危险地掩盖了下面不断增长的怨恨，当法国人的自由被按上盖子时，通常就会出现这种怨恨。帝国初期，立法团（Corps Législatif）的权力被严重剥夺，能做的只有给帝国内阁已经打好包的项目盖上议会印章。政治集会事实上遭到禁止，出版审查制度相当严厉。“官方反对派”的出版机构只有一个《世纪报》（Le Siècle），且它绝非无拘无束。笨拙的警方巡查员也对作家和艺术家进行压制。戈蒂埃向龚古尔兄弟抱怨（他同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一样，遭受了小规模迫害）：“他们不让小说里有任何性，你能怎么办？……现在我沦落到去认认真真描写一面墙了；就算这样，他们也不允许我描写上面可能画的东西，比如阴茎。”甚至有一次，某知名演员因为被人看到用上面有拿破仑一世肖像的手帕擤鼻涕，就几乎被捕。 (查看原文 )
路易－拿破仑掌权过程中，大量社会主义代表人物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撵出了法国。维克多·雨果和许多极端共和派——例如路易·勃朗（Louis Blanc）、勒德吕－罗兰（Ledru-Rollin）、费利克斯·皮阿（Félix Pyat）、夏尔·德莱克吕兹（Charles Delescluze）——同他们一道离开了，这些人后来带着某种力量，重回公众视线。 (查看原文 )
在进攻当中，当“法兰西式狂热”精神占据主导1地位时，法军的表现极为出色，时常不可阻挡，可是，他们在英国士兵十分擅长的退却作战中却从来都表现不佳。 (查看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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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情形可以说尤为糟糕，虽然按照拉布歇雷的说法，这所医院的医护人员比病人还要多。据说在大饭店那病菌丛生的环境里，一个手指受伤的人压根不可能活着走到门口。 (查看原文 )
1940年6月的危机中，由保罗·雷诺（Paul Reynaud）领导的法国政府放弃了巴黎，艰难地向图尔和波尔多转移，给巴黎警察总监罗歇·朗热隆（Roger Langeron）留下了严格的指令：他要带着手下的所有市政警察留在巴黎，以防政府缺席时发生共产党政变。他们要等到德军指挥部到来，确保在克里希（Clichy）、贝尔维尔（Belleville）和东郊、东南郊没有设置任何街垒。当然，毫无政变迹象，那时候的法国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完全陷于混乱。德国当局一到来，朗热隆先生就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向他们保证，巴黎的1.5万名警察可以听从调遣。秩序得以维持。 (查看原文 )
1795年5月，牧月时期的崩溃和军队对圣安托万郊区（Fauborg Saint-Antoine）的占领让巴黎过上了35年之久的太平日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创下了纪录，日后将得到证明。由于临时政府的明智决策——坚持让反法同盟军迅速部署到城内，1814年和1815年的权力翻覆并没有引发惨痛后果。巴黎保持了平静。路易十八甚至在一座他哥哥遭到谋杀的城市里建立了宫廷：这一做法体现了他自己的信心，由于大量王家近卫军的存在，此种信心也得以增强；它还是惊人的例证——他无比希望以“协和之王”（le Roi de la Concorde ）和“宽恕之王”的形象来统治。就这两个目标而言，他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然而他既老且病，而愚蠢的后继者看上去没有忘记或原谅任何事情。 (查看原文 )
傻瓜组成了一整支大军，法国的“民族炮筒”和她的“民族救火队员”维克多·雨果在后面，夸夸其谈，大事鼓吹“光明之城”巴黎的普遍主义。正如霍恩先生的转述，他在这里呼吁法国的和平城市起来，捍卫它们极度（而且理由充分）厌憎的首都。“里昂，”他熟不拘礼地命令道，“拿起你的炮；波尔多，拿起你的枪；鲁昂，拔出你的剑（这是致法国最平静、最谨慎的城市的）；你，马赛，唱起你的歌，变得恐怖起来！”值得欣喜的是，它们都没有对这类慷慨激昂的呼告做出答复。后来出现了更加雨果式的夸大其词。“巴黎，”他宣称，“决心埋葬在自己的废墟之下，而不愿投降。”他收获了废墟。后来这个老傻瓜责备我们英国人在“文明之都”遭到围攻时袖手旁观。所以听到一位英国编年史家将雨果的一场演讲描述为“愚蠢无可比拟”时，我们相当满意。他活过了公社时期，当然踏上了流亡之路，在布鲁塞尔变成了个麻烦人物，因此比利时当局明智地让他搬家，他在卢森堡了却余生。其他傻瓜还有一大堆，尽管都不能和雨果相提并论：包括装腔作势的甘必大、无法容忍的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令人厌烦的叶卡捷琳娜·季米特里耶夫（Elizabeth Dimitrieff）、爱出风头的贝热雷。 (查看原文 )
纯军事方面，6个月里巴黎陷落了两次；第一次陷入俾斯麦之手，第二次则是梯也尔统辖的法国政府军。然而她的陷落同样不止一种意义；骄傲，以及她作为欧洲权力的主要中心的传统角色都卷了进来（后者再未恢复），而且最终，随着公社遭到镇压，出现了冷酷的道德堕落。
本书中的一些情节对现在出生的法国人来说可能很不愉快，记录这些时，作者必然要面临显而易见的指控。凡尔登之战（虽然对两边来说都是可怕的悲剧）被不乏理由地认定为“法国的光荣时刻”，然而围城和公社都在光谱另一端某个地方。埃德蒙·龚古尔（Edmond Goncourt）自己就是巴黎人，在围城期间劝告说：“我们的后辈不应该擅自向将来的世代讲述1870年巴黎人的英雄主义。” 1871年5月公社崩溃后，大约2万名巴黎人遭到同胞屠杀；而且，这类事情竟发生在世界上公认最文明的城市里，鉴于我们最近的状况，现代人的心灵会对此大感惊恐。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