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小林美希反思“失去的20...

日本记者小林美希反思“失去的20年”：将非正式员工制度扩大到日本全社会是重大失误（上）

日本记者小林美希反思“失去的20年”：将非正式员工制度扩大到日本全社会是重大失误（下）

【上海日研中心】 译自日本《每日新闻》网络版

在日本，与正式员工做着相同的工作却拿着低廉的薪酬、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工作的非正式员工，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急剧增多。导致非正式员工增多和劳苦不堪的原因是什么？为此，《每日新闻》专访了劳动经济领域的记者小林美希。她也属于“就业超冰河期”的一代，很早便意识到他们所处的严峻状况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并从2004年开始就以《经济学人》周刊特别报道的形式对这些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做出警示。此次专访的全文如下：

记者：请问您想要以非正式员工增多的现状作为报道对象的契机是什么？

小林：当时，无偿加班或是周末也要去上班的这种长时间劳动的年轻人，不分行业和职业、无论在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随处可见。然而，从2003年左右开始，我不由得感到年轻人们劳苦不堪。“我们这一代已经劳苦不堪了。有什么不对劲”，这种感觉就是我采访的开始。

记者：那时候，日本正处于泡沫破灭后的萧条暂时止步、企业终于摆脱长期困境的时期，对吧？

小林：当时，我作为《经济学人》的记者每次去参加企业的决算说明会时，企业的财务负责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说“本公司多大程度地下调了人事费用”。甚至有企业在按照民间分析者建议的那样设法压缩人事费用后出现了股价反弹。当时是一个“结构改革等于裁员”的时期。然而，我却认为虽说是要挽回营业利润，但也不应只依靠削减人事费用来实现。

记者：到本世纪初为止，受到关注的只是因经济不景气而削减正式员工的裁员情况。

小林：随着正式员工的减少，合同制和派遣制等形式的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存在开始引人注目。他们看似与正式员工做着同样的工作，但薪酬却被压低，未来也没有前景，不知道什么时候合同就会到期。我特意查了一下，发现日本的《劳动者派遣法》已根据多次的放宽限制扩大了适用范围，《劳动基准法》也做出了修改。不管是派遣员工还是非正式员工，两部法律都在同一时期将合同的时间上限规定为3年，即形成了所谓的“3年规则”，导致开始发生非正式员工一到3年便不再被续签合同而被解雇的情况。由于这个结构性问题的存在，我察觉到了非正式员工们的劳苦不堪。因此，我认为必须对这个现实情况进行认真采访并作为问题呈现出来。

记者：您的企划方案很顺利就通过了吗？

小林：那时候，非正式雇佣劳动者被称为“Freeter”（飞特族），这是一个结合“freelance”(自由职业者）与“Arbeiter”（打工者）而创造出的词汇。因其意象轻松，被社会思潮认为这类人或是“很散漫”或是“因为挑肥拣瘦而没有工作”等等，总之个人意识有问题。因此，我的企划方案在编辑部总是通不过。在我又多次重新提交后，才使相关报道首次登上了2004年5月的专辑。

记者：您这种以特写为核心的企划方案在当时的经济杂志上很少见吧？

小林：当时，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统计数据尚不完备，我只能不断地进行现场采访。要用事实说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样才能够对大量的年轻人进行采访。关于数据，我请民间智库的经济学家对税收和经济损失的有关情况做了估算，并把这种宏观经济的影响等问题也同时呈现了出来。我一直努力使此前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也能通过客观数据予以理解。

记者：通过采访您看到了什么？

小林：不管怎样，我想先听听众人是怎么说的。我采用的方式有通过熟人介绍、请工会帮忙介绍来访者和拉住来职业介绍所求职的人等等，总之采访了更多的人。随着采访的进行，我开始确信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通过我对现场情况的描写，终于国家也开始采取了实况调查等行动。

记者：这成为了您对那些在就业冰河期作为非正式就业的应届毕业生进入社会并因为工作待遇不能改善而在职场苦恼不已的年轻人进行关注的契机，对吗？

小林：报道登出后，经济学家、庆应大学教授金子胜先生立即在全国性报纸的论坛版面上对我的报道给予了肯定。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的一位人士也对我说“终于有经济杂志报道这种问题了”。而我所在的编辑部内部也逐渐形成了认为继续深挖年轻人的劳动问题很重要的气氛。

记者：您本身曾是合同工，所以这也是您关注非正式就业问题的动机之一，对吗？

小林：在我从行业报纸转到《经济学人》周刊当签约记者为止，初期的时候我也做过类似见习工的工作，也曾有过因为写报道或等待校对完成导致错过末班电车而在半夜租专车回家、以及盖着报纸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觉的经历。我也曾有过忘我工作的阶段，可是在习惯了工作并越来越忙后，我偶尔也会对自己身为合同工这件事感到不安，并开始想“作为非正式员工的同代年轻人们在怎样工作着呢”。

记者：您在2000年大学毕业时正值所谓的“就业冰河期”的中间段，是就业最难的时期吧。

小林：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意识，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我毕业的2000年是日本大学生就业率在统计上首次低于六成的历史性年份。在求职过程中，我向大概100家左右的招聘单位发出了职位申请，实际上去大概50家招聘单位参加了面试，最后肯录用我的只有1家。但因为那家招聘单位似乎有问题，我就回绝了，结果到3月底毕业前我的工作都没有定下来，到毕业那年的6月份才终于得到了股票行业报纸的内定通知。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但我却依旧搞不清楚状况地东奔西走。

记者：与您同代的人们在那个时期进行不情愿的求职，并开始了残酷的社会人生活。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小林：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像我那样不了大环境的情况。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有非常的人屡次面试却不被录用，都感觉自己仿佛被打上了丧失做人资格的烙印。我想如果像现在这样有各种信息去了解的话，应该也会有人认为“找不到工作不完全是自己的错”并继续付出努力吧。

记者：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实力衰退，应对不了中国崛起以及急速的全球化等状况，这种情况也是一个原因吧。

小林：我认为日本出现了重大的误判，犯了错。增加非正式员工并组建企业方面所辩解的雇佣组合（多种雇佣形态的组合），在工厂这种生产现场等地方一定程度上还能说得过去，然而将这种做法扩到全社会则是重大错误。本来，拥有专业和高级技术水平的人作为派遣员工工作并流动起来被认为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将派遣员工的制度适用于普通劳动者却招致了技术能力的下降，削弱了年轻人的基础。

记者：如果经济短期复苏的话，就业情况也会有改善。您认为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的现状？

小林：虚有其表，由于劳动力不足导致供需平衡出现变动，看似情况好了一点，薪资也有一定上涨，仅此而已，实质并没改变。

记者：都说安倍经济学带来了经济复苏，您对此怎么看？

小林：安倍经济学带来的结果是，受惠的只有一部分人，有很多人感觉什么都没得到，而不涨薪资的经济复苏仍在持续。薪资即便上涨也不过几个百分点，简直是杯水车薪。因为现在去百元店什么都能买到，所以掩盖了通货紧缩的事实。实际上，仅仅是消费税税率上调至8%这件事就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相当苦了。

记者：变成什么样的状态才能有改善呢？

小林：最终在于经营者的意识。然而，如今的经营者已不再是经营者。一个经营者如果具备着眼于未来而使企业生存下去的意识的话，便会认真思考如何教育员工并聘请他们长期工作，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的话，就只会将眼前利益作为经营目标。我在采访日本的经营者时感到他们只想着要怎样逃离没有希望的国内市场，这是最大的问题。“going concern”（持续经营）是企业会计用语，意思是“持续经营的企业具有价值，不会倒闭的企业值得投资”。反过来说，一个自己的员工连孩子都养不起的这种只能勉强经营的企业，是不可能存在到未来的，这样的企业也没有投资价值。所以，我想问问那些经营者是在如何经营。

记者：今后日本所要担心的是阶层的固化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吧？

小林：随着年龄增长而去结婚、生子和抚养孩子的女性的就业情况，在最近30年左右一直很不好，因生育第一个孩子而导致六到七成的女性成为无职业者的趋势在统计上没有任何改变。女性有了孩子后，在职场便很难发出声音，变成了“无声之声”“湮没之声”。然而，为何仅仅是生育就会被置于如此不利的处境？这个简单的疑问和愤怒在很多女性之间蔓延着。这些问题属于我一直在报道的就业问题的延伸，我想必须从各种视角入手追踪下去。我想在使人们能够在某个时候有兴趣且毫不费力地明白以“职场流产”为典型的女性的过重劳动问题以及“保育崩溃”这一有孩子的劳动者都面临的问题，

记者：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问题就此成为了您的终生事业，对吧？

小林：我至今仍很清楚地记得我在2005年3月去旁听国会审议非正式雇佣问题时的情景。对于在野党议员有关非正式雇佣劳动者问题的质问，执政党议员嘲讽道“那么成为正式员工就可以了”，就连当时的国会都是这种程度的认识。另外，在我采访过的女性派遣员工中有人因怀孕而被解雇，并向我透露，公司曾说“派遣员工就是物品，怀孕了的派遣员工就是不良品”。问题在于当时派遣员工的人事费用被列入了公司的物品费，那句话是这一情况的象征。我感到很多事情都“不对劲”，并强烈认为报道这个问题是我的使命。于是，我在继续采访的过程中确定了自己的主题。由于继续留在组织内部会受到一些限制，我最后下决心成了一名独立记者。

记者：日本的停滞没有止步于“失去的10年”，而是成了20年。您对此怎么看？

小林：我认为就业是结构问题，法律的修改和制度的变更等因素对其具有极大的影响。我在《经济学人》周刊中曾反复写道“如果搁置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问题的话，最终将对企业的业绩乃至日本经济产生反作用”。尽管如此，我对沉重的状况依旧持续导致出现了“失去的20年”也感到很懊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