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大安
安娜·玛丽亚·莫伊斯在1971年初版的《避暑》的《序言》中写道：“何塞·多诺索的文学天地比别的作家都要小，他还不能冲破这样的一些规则的限制：它们建立在概述简单、语言朴素的基础上，之所以简单朴素是因为他害怕任何巴洛克风格或语言再造的因素；他的文学天地不接受必须探索社会底层的要求（再说这也与阿塞多诺索的个人世界无关），也不接受文学叙事必须局限于再造客观现实的要求，从而以‘社会现实主义’的名义奴化文学创作；幸运的是何塞·多诺索对这个‘主义’贡献甚少，他有时逃避这个‘主义’，有时与之共处。”
老人、小孩、女佣以及身份的变换，出现在何塞·多诺索的大部分作品中。他是一位孜孜以求的作家，他的脑海中反复盘旋着一些相同的主题思想。这些主题在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也是他之后一直坚持的东西。他日益深入到这些主题思想中去。他的作品大都描写老人的封闭、令人不安、无法进入的世界，以及它与童年神秘的个人天地的相对应之处。在何塞·多诺索的作品中，少年属于无政府的年龄段，同时还是混乱的年龄段，个性刚刚形成便陷入单纯而朦胧的混乱之中；而老人则属于丰富之余的混乱，老人经历了时间的磨砺，遭遇过的各种事与人，积累了一生的沧桑变故，各种记忆中的景象逐渐交织在一起而产生无序的混乱，从而导致人格的解体，使得潜意识中的欲念冲动以及萦绕脑海的幻景，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产生奇异的交互。
另外，就是女佣的重要性。在多诺索的作品中，女佣并非是受剥削阶级的代表，为了确定社会等级差别在现实中的存在，而是一种释放痴迷激情的存在。多诺索的作品中出现的女佣总是会将主人公引入到一个神秘而无法探知的世界中。女佣带给主人公的不只有性的启蒙，还有其他方面的引导；女佣藏有家族的秘密，也带来家族之外的讯息，她们扩大了主人生活的天地。在《避暑》这篇小说中，就呈现了三个女佣的形象：胡安娜、卡门和邻居家（一个意大利女人）的女佣罗莎，在三个女佣闲散的聊天中，不经意间将隐藏于主人的秘密不经意地闪现出来，而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交往被中断，陷入各自的孤独里。
除了老年的孤独与思绪混乱之外，童年的记忆也成为何塞·多诺索作品中经常存在的主题。“我童年的记忆，不是对孩子们的记忆，而是对我身边一大群老人的记忆。”1924年，何塞·多诺索出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其父亲是一位医学博士，其家族主要有医生和律师组成，全家和他的三位孀居的曾姑奶占据了三个院落。他的童年被一群老人和年轻的女佣围绕着。他由一位叫特蕾莎·贝尔加拉的他父母的女佣带大（短篇小说集《避暑》在题赠中就献给了她，但是她并不识字），特蕾莎也是《污秽的夜鸟》中的女佣贝塔·蓬塞的原型。这位女佣在一个有文化的律师之家干活，她也不识字。这个女佣的角色最早出现在何塞·多诺索的最早的一篇题名《“中国”》（1953年）的短篇小说里。
何塞·多诺索在一家格兰治英语学校接受小学教育，但他的表现极差。当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父亲在圣地亚哥当外交官，为此，卡洛斯·富恩特斯也在那所小学上学，只是比何塞·多诺索低几年级。中学以后，何塞·多诺索就声称并坚信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但他中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到一些港口城市去打工，每份工作都不超过三、四个月。二十岁那年，他决定离开圣地亚哥，从此浪迹天涯，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他在智利南部的麦哲伦海峡省会蓬塔阿雷纳斯当过牧羊人，但没多久他又选择离开，一个村镇一个村镇地走下去，几乎走遍了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高原，最后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港口当了一阵子货物登记员，后来因病不得不回到智利老家。
回国后，他读完了高中课程，考入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攻读英语，准备专门研究英国文学。1949年，他获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提供的助学金。美国之行对他精神品格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许多富有声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哲学家。何塞·多诺索受到亨利·詹姆斯、马塞尔·普鲁斯特和福克纳等人作品的影响。
1951年，何塞·多诺索重新返回智利，然而回国后，他感到处处不能适应，不知该做什么好，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或可以施展手脚的途径，因而引发了一生中最坏的三年遭遇。经过较长时间的环境适应期，开始在圣地亚哥肯特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后来到天主教大学教书。年近三十，而他仍然没有开始文学创作。1953年，智利作家恩里克·拉弗卡特组织了短篇小说朗诵会，青年作家可以在会上介绍自己的作品。何塞·多诺索让组织者给自己确定一个日期，以强制自己写作。于是，他的首篇短篇小说《“中国”》得以诞生。
《“中国”》仅是一篇仅有五页的小说。“中国”之名的得来，仅仅是那个小孩跟随母亲走在一条街上，一个扛着垫子的工人碰歪了他母亲的帽子，母亲笑着说了一句：“天啊，这好像在中国！”于是，那条街就被小男孩称为“中国”。随后，他几次到过“中国”，但“中国”所呈现的景象再也不是他当初与母亲一同走过时的印象了，即使街道上的一切并无变化。“中国”意味着在主观印象中变幻无定的世界：既遥远，又切近；既有存在的实体，又形如梦幻；它也是孤独与拥挤、偶然与永恒的象征。
1954年，恩里克·拉弗卡特出版了《智利新短篇小说选》，将朗诵会上的作品收入其中，由此催生了一批青年作家。《“中国”》的发表赢得了好评，这给何塞·多诺索很大的精神鼓舞。于是，他开始真正地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就在同一年，他便完成了《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说》，1955年，通过自费的方式得以出版了这部短篇小说集，所需费用由他和他的一群朋友在作品出版后认购取得。该书包括了《避暑》《“中国”》《同名的人》《精彩的晚会》《金发碧眼的人》《丹麦货栈》与《两封信》。这部小说集的创造可谓是一气呵成，萦绕脑海的一生的主题在其中得以显现。
在《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说》出版后的第五年，即1960年，何塞·多诺索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查尔斯顿舞》得以出版，这部小说集中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是《小工》《安娜·玛丽亚》《查尔斯顿舞》《闭门》《兜风》以及《桑特利塞斯》。其中，前三部作品可以看作是写实主义的尝试，其中延续着作者以往的主题思想：少年世界的冲突，以及老人与孩子的交往。后三部《闭门》《兜风》以及《桑特利塞斯》则彻底远离了现实主义，成为极富何塞·多诺索个人特色的作品。这三部作品所呈现的现实及运行规则来自主人公痴迷的念头所创造的世界。在《桑特利塞斯》这篇小说中，主人公所租住的房间墙纸破旧不堪，为此想用自己所四下收集的动物的图画装饰墙壁，但遭到了房东父女的劝住；而作为老处女的贝尔蒂塔则对桑特利塞斯表现出奇妙的爱恋，可是桑特利塞斯在女人和动物之间，似乎更痴迷于动物。他意欲逃避房东的女儿但又不能，他对她的感情也处于游离的状态之间，他在办公室与住处相互逃避，最终找了一个搬出住地的藉口：一位寡居的女职员邀请他住到自己的家里。然而，这仅是一个谎言。在一个深夜受到了幻想中动物的感召，离开了住所而爬上办公室所在的五楼，在贝尔蒂塔和动物交汇的声音中，他爬上窗台，猛然一跃……现实与痴念失去了边界，最终模糊一片。
在多诺索作品中，现实与意识混杂在一切；现实世界并非就是意识的表象，但意识却深刻地介入到现实之中，并交织在一切，最终令人分不清何为现实、何为意识，进入一种精神分裂的迷乱状态里。
何塞·多诺索于1955年开始创作《加冕礼》，耗时两年，于1957年在智利黑岛完成并在智利出版。1968年，《加冕礼》在西班牙再版后，使得他的名字广大读者所熟知。从1962年到1969年，创作《污秽的夜鸟》用去了何塞·多诺索八年的时间，在这八年间（1965-1966），他曾放下《污秽的夜鸟》去写《没有边界的地方》。在1970年旅居西班牙期间，他出版了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污秽的夜鸟》，其声名的响亮程度堪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等人比肩，因此也就被列入到了所谓拉丁美洲小说“爆炸”的名单中了。
《加冕礼》是一部遵从传统结构的小说，而《污秽的夜鸟》则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艺术风格令人愕然的作品。”（安娜·玛丽亚·莫伊斯语）《加冕礼》融入了可以证实的自然、亲切、日常生活化，朴实无华地再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人们的对话，而最后部分则是荒唐可笑的场景。而这最后部分，正是何塞·多诺索在读完阿莱霍·卡彭铁尔的《消逝的脚步》之后作了修改的结果。显然，《消逝的脚步》让何塞·多诺索发现了一个崭新而广阔的新天地。在《加冕礼》问世六个月之后，何塞·多诺索决定游历美洲，在阿根廷作协免费提供的一个房间里，他首次读到了博尔赫斯的小说，产生了眼花缭乱之感。
而《污秽的夜鸟》将各种现实层面掺混到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住满了老朽的人，充斥着痴迷的念头、象征物、荒诞离奇的角色，以及种种恐怖、野蛮的现象和潜意识里的怪物。《污秽的夜鸟》延续着其早期创造的主题并加以整合与升华，模糊性贯穿始终。何塞·多诺索自己曾经给《污秽的夜鸟》下过这样的定义：“这是一部结构复杂赛过迷宫、精神混乱胜过疯子的小说，里面的诸多层面，现实、非现实、梦幻、失眠、呓语、幻想、体验过和即将体验的生活，统统搀和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搞不清楚现实是什么，但也不是那种‘社会现实主义’里的现实——我认为社会现实主义只是幻想文学中的一个小分支——而是想象和创造出另有个性的可能现实。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只想看看萦绕在脑海中的念头、主题思想、紧密相连的或互不相干的记忆有无可能写成小说。就是把一个精神分裂者的世界写成小说，把最随心所欲的一切当成绝对的真实来写：写出三十八种或者八十种可能的实体来。”
巴勃罗·聂鲁达曾经对何塞·多诺索的妻子说，她的丈夫应该写一部“智利的社会小说巨著”，因为何塞·多诺索比任何人都更能体会“穷苦人的饥寒”。但是，何塞·多诺索和其他几位已经声名显露的西班牙语美洲作家一样，体会到应该为文学上更为成熟的读者们写作，他的读者不能仅陷于拉丁美洲。成熟的读者感兴趣的是文学本身，而不是“作为教育编年史和公民职责的延伸物的文学。”
在年仅26岁的巴尔加斯·略萨在西班牙获得简明文学奖之后，人们阅读的热情和议论的热点逐渐转移到那些崭新的具有实验性的作品上来，在咖啡馆、公园和聚会时，人们更多地谈论科塔萨尔、萨瓦托。这时，一直在阿根廷默默无名的博尔赫斯的知名度也开始激增，这正是由于他在美国、意大利、法国“被发现”。这些作家的作品都体现出反抗传统和探索性，都是为“成熟的读者们”而写作的。这对何塞·多诺索无疑是一种巨大鼓舞，也展示了自身作品的前景。
何塞·多诺索也是1962年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召开了一场重要的世界知识分子代表大会的成员。康塞普西翁知识分子大会集中了拉美富有名望的文化界、艺术界的代表，其中就包括巴勃罗·聂鲁达、卡洛斯·富恩特斯、阿莱霍·卡彭铁尔、何塞·玛丽亚·阿格达斯、何塞·米盖尔·奥维多、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贝贝·比安科、费尔南多·阿莱格，除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外，还有教授、画家、金银器工匠以及一大群智利作家。大会一开始谈论文学、文化的内容，但到后半部分大家都在谈论政治性的议题，涉及的题材多样而丰富，各种提案五花八门。
何塞·多诺索认为，虽然大会当时提出的一些政治议题到后来基本没有被贯彻和实现，但是从那次开始，“我们”的概念在他的整个写作生涯中凸显，从而打破原先划得分明得国界，创造了一种更广泛、更国际化的文学语言。也就是说，在此以后，他不仅仅把自己当做一个智利作家，而是作为“我们的美洲”中的一员、是属于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的作家或者公民。嗣后，他们以多异的面貌共同推动了拉美文学的发展，从而诞生了影响世界的文学作品，诸如：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1962），科塔萨尔的长篇小说《跳房子》（1963），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1966）和《酒吧长谈》（1969），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何塞·多诺索的《污秽的夜鸟》（1970）等。而1962-1972的十年，被视为“文学大爆炸”全盛时期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本小说推动另一本小说，在诸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形成了席卷世界的浪潮。
1972年，值康塞普西翁知识分子召开十周年之际，何塞·多诺索出版了《“文学爆炸”亲历记》。何塞·多诺索作为“文学爆炸”的主将之一，以个人的角度回顾了1962年那次大会以来十年间“文学大爆炸”的酝酿、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以随笔、回忆录和文学评论的方式，呈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拉丁美洲作家、电影创造者和艺术家的人生轨迹，以及他们的理性和奋斗、成功与失败、辛酸与荣耀……在何塞·多诺索的记述中，“文学爆炸”是一个时间和成员都相对模糊、浮动的整体，它由公众的话语来勾画并塑造，逐渐成为一个现实，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假象。曾经，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各有一个“文学爆炸”名册，但经过时间的否定之否定，其名单之增补与删除，逐渐聚拢并确定下来。然而，“文学爆炸”更多呈现为现象学的意义。它更多体现为拉美文学国际化的过程。
1981年，何塞·多诺索出版了长篇小说《旁边的花园》，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一位流亡到西班牙的拉美作家在1980年前后的生活，其中就有着很强的自传成分。作者在此书中塑造了失败的作家胡里奥夫妇，表达了对艺术、生活、政治、情爱、人生等多方面的看法，有评论家就此部作品评论道：“何塞·多诺索继承了布莱斯特·加纳以来的现实主义与社会批判的传统。”而何塞·多诺索本人则认为：“它首先是一部‘反爆炸’的小说，或者说‘反《跳房子》的小说’。”并说：“如果《‘文学爆炸’亲历记》记载了有关的史料，那么，《旁边的花园》则揭穿了一个所谓‘文学爆炸’的神话。”
《别墅》这部作品则具有历史批判性和魔幻文学的特征，也有着卡夫卡《城堡》某些痕迹，不同在于《城堡》展现了官僚体制的无所作为和毫无意义的乱作为，而《别墅》则表现对既定秩序的反抗，只是这种反抗充满着诸多荒诞和魔幻的色彩。卡夫卡所创造的城堡，有着庄严耸立的外表，主人公K想进入其中而遭到重重阻隔；而多诺索与卡夫卡反向而行，从别墅的内部来呈现其腐朽。这座别墅坐落于荒野，这本身就具有象征性和寓言色彩。无论是《城堡》和《别墅》，都有一股顽固的势力在维护其存在。
《别墅》的大概情节是，富贵阶层的本杜拉家族，每年夏季都会到位于荒野的别墅消夏，并在这里与土著进行交易。本杜拉的小女儿嫁给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来到别墅后发现，本杜拉家族的发迹正是靠对土著们的巧取豪夺，因此他决定帮助土著们进行反抗，但他被当成疯子关进了塔楼。几年后，家族的孩子们在大人外时，联手反抗别墅中存在的不公平秩序，于是在这座位于荒凉原野的别墅上演了一场激烈而荒诞的对抗。当掌权的大人们决定把这份产业卖给外国人时，则另外一则故事又开始了。显然，《别墅》在隐喻一段拉美所遭受的经济殖民的历史。在作品的最后，暗示着本杜拉家族的后代、土著以及与外国人的融合，这也许正是希望所在。
从别墅的建构来看，它有着一万八千多根长矛组成的铁栅栏，可谓坚不可摧。可是在孩子们的挖掘下，发现仅有三十三根算是坚固的，其它仅是虚有其表。可见在强悍外表下，根基其实十分脆弱。而摧毁这个“剥削家族”的也正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这显然就是子辈对父辈的反抗。当内外联手时，这座代表家族秩序的别墅则变得摇摇欲坠。辩证与悖谬尽呈其间：稳定局势，则需要制造恐惧；绝对的权威来自对他人的否定；家族的罪孽正是家族幸福的起源；忘却历史才有崭新的未来……为此，野蛮原始的土著变成了无害的草食动物，用于进攻的长矛被铸成防御的栅栏，失明的塞莱斯黛深谙权力的秘密，守护的秘密中包含封锁对它评论的权力，仇恨才能启动人们对公平自由的向往。
卡洛斯·富恩特斯在评价《别墅》这部作品时，写道：“何塞·多诺索的文明精神将风景在《别墅》中变成了人物。然而，这是一种新的书写野性田园诗的方式：一个被制造出的野兽般的风景，将驯化的自然置于窒息的境地。大自然的氧气逃遁而去，剩下的是人工花园；对话的气息也逃遁而去，只有人工孩童——有意识并任性的机器人，智利乡间版的米德维奇布谷鸟。鲁亨达斯风景画的高超、蒙沃伊辛人物肖像画的不同凡响在多诺索身上，他的才能是一种极端的人为野性，被追忆的歌德的花园。那是对还未被第一道晨光触碰的原始世界的伤怀。在别墅里住的也是人工孩童的事实，延展了不可能的天真感：在《别墅》中，大卫科波菲尔到蝇王的荒岛上，除了其良好的英国人的教养外。没有携带任何防御物。他懂得斯文地吞噬自己的同类。”
参考文献： （智利）何塞·多诺索.避暑[M].赵德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
（智利）何塞多诺索.“文学爆炸”亲历记[M].段若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
（智利）何塞·多诺索.污秽的夜鸟[M]. 沈根发、张永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
（智利）何塞·多诺索.别墅[M].段若川、罗海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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