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是《红旗照相馆》在北京之外的第一个读者。
看见它的时候，正是2008年雪凝期间，我们打着进京拜年的旗号，离开了闹灾的贵阳，我终于能在春节的加班中到晋永权老师手下“实习”三天。那些夜晚，我时常一个人在《中国青年报》采编中心大厅里游荡，欣赏着这张报纸50年间记录下来的各种瞬间，有国家领导，有普通人，有重大事件，即使时隔久远，但是因为那些照片的存在，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过去那些新闻现场，那里也是我们这些新闻记者追溯而来的地方。
那个时候，《红旗照相馆》还不叫这个名字，晋老师起了一个文绉绉的名字“摄影记者的小船”，因为，书里回顾的那个年代《让我们荡起双桨》正流行。在我们等版子的漫长的数小时里，晋老师见缝插针地捣腾着与这本书有关的许多资料——半个世纪前的摄影著作、专业期刊、画册。这些旧物于我都是很新鲜，于是也跟着翻看，随后，便看到了晋老师电脑里《红旗照相馆》尚未印刷前的正在校对的书稿（晋老师亲自校对）。
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
——(英)王尔德
扉页位置，晋老师引用的这句话的深邃让我不能释怀，琢磨了半天。
记得当时晋老师说书稿早就完成了，正在翻拍整理书中要用的照片，他还提到出版社那边进度有点慢，也许夏天才能看到。我却不管那么多，直接就囫囵吞枣地在电脑上先睹为快了。没想到，我的急切还让自己少了许多等待的烦恼——等到第二年春天，我再次见到晋老师的时候，《红旗照相馆》都没有出来……
依稀记得我曾经问晋老师为什么要去写那么久远的事，他说的答案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我当时的感觉——他在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特别是对于做新闻摄影的人来说，而且比许三多认为的那种“有意义”更有意义。
今天，终于看到了《红旗照相馆》成书的样子。我知道，经过地震的震撼，365天的沉淀，捧在手上的厚厚书本肯定与原先我看到的文字有些不同。仔细翻阅，书中刊登的很多图片是熟悉而又陌生的——熟悉的是它们也曾是我童年的记忆，陌生的是它们从拍摄到发表竟然有那么多可笑、可恼又可叹的故事。
出于对晋老师的信任（他之前的两本书《最后的汉族》和《出三峡记》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图文纪实作品，我看到的《红旗照相馆》初稿也处处可见飞扬的文采，深度的观察），我买了好几本《红旗照相馆》打算送给身边的朋友。
第一个收到《红旗照相馆》的朋友是一位从事新闻摄影数年的老前辈。我还没开口，他就被《红旗照相馆》富有幽默感的封面和题目吸引了，接过书去翻看，爱不释手，一口气把书中的图片从头到尾看完，还边看边对我说：“这本书有意思！”看完，这位已经放下相机有些日子的前辈感叹说：“如果当初我开始当摄影记者的时候就看到这本书……”话到一半，竟叹起气来。我明白，老前辈叹的是新闻摄影即使到了号称“读图时代”的二十一世纪，在我们这个文化意识比经济发展速度还落后的山城里依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无数从业者仍踏着书中历史人物的足印，得意于自己的摆拍，自豪于自我的艺术，更大的尴尬是整个业界对此仍予以肯定甚至褒奖。
第二个拿到《红旗照相馆》的朋友是一位即将走出象牙塔的85’后小女生，她甚至连新闻照片怎么拍都不懂，尽管她所学专业是新闻学。但是，对新闻摄影的无知并未影响我的这位小朋友对《红旗照相馆》的认知效果。那天夜里，当我离开后，本来只打算随便翻翻书的她也同样从头到尾看完图片才放下。第二天，朋友打电话跟我谈别的事，最后还不忘发表感言：“《红旗照相馆》是一本拿起来不容易放下的书。”我知道，朋友并没有碍于友谊而恭维我的意思，她是真的认可。
最后一位收到《红旗照相馆》的朋友是圈外人，他像所有普通的读者一样，喜欢有趣的、好看的书籍。他同样是一口气翻看完整个《红旗照相馆》，并告诉我书中很多图片是他小时候曾经在喜欢摆弄照相机的父亲的杂志里看到过。
一本讲述枯燥的新闻事业史的历史图册，能让3个完全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朋友都一致认可。我不由得在《出三峡记》的佩服基础上，更加佩服晋永权老师的春秋笔法。当然，我也知道要把残酷无稽的历史真看进去，真的需要定力，在狼吞虎咽完《红旗照相馆》的图片快餐之后，一一了解那些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假照片如何出炉的幕后故事，没有些时日是看不透的。所以，我把《红旗照相馆》放在了触手可及的地方，只要不忙，我就读上那么几段，回望历史，再向看今朝，许多我们还在为之争吵的事情将发展成什么样？我不再困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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