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快门

多年的编辑生活，使我养成了每编辑一本书，都会写下一篇编辑手记的习惯，或出版此书的初衷，或编辑过程中的感受，抑或此书给我的启发，没有固定的格式，亦没有字数的限制，有感而发，行云流水，但求记下自己的编辑历程，给读者留下一点感性认识。
《红旗照相馆》出版已经半个多月了，看着摆在书架上崭新的图书，我却迟迟没有下笔。太忙自然构不成理由，从事编辑工作以后，我早已学会如何忙里偷闲。事实上，我一直在整理自己的思路，从 2008年5月拿到初稿，至2009年3月下厂印刷，其间整整十个月的时间， 几多汗水，几多辛劳，几多感触，我需要慢慢地回想、静静地思考……
摄影里有“快门”一词，每按下一次快门，就会记录下一个场景，一幅画面，既然本书有关摄影，那么我就通过一个个场景，来写下本书的编辑手记，自己将之命名为“红旗下的快门”。
第一个场景应该是我初次见到本书的作者晋永权老师的画面。08年3月的一天，我陪同社长与晋老师一起吃晚餐，当时听说晋老师正十年磨一剑，全力写作一本摄影方面的书籍，我去也想顺便了解一下。吃饭地点选在离社不远的咸亨酒家，等我们赶到时，晋老师已先前就坐，席间还有他手下的两员大将，郑萍萍及赵青老师！一番介绍后，大家彼此算是认识了，饭局开始！记得当晚喝的是绍兴的花雕，说是可以暖胃驱寒，配上茴香豆、臭豆腐等小吃，颇有几番文人的雅致。大家边喝边聊，话题自然不离摄影与出版，从当前的摄影大事，到老照片、摄影史，从畅销的摄影图书到海内外的经典摄影名著及摄影杂志，相谈甚欢。当晚晋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对摄影充满热爱、饱含激情的摄影人，且非常平易近人。虽然关于书稿的事情就寥寥几句，但答应等完稿后让我看看，让我喜不自禁。
第二个场景则是我第一次读到《红旗照相馆》初稿时的画面。08年5月，晋老师如约送来初稿，社长特意交待，要仔细阅读，看是否有出版的价值。拿到稿件后，自是不敢怠慢，一周之内通读了全稿，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好书但颇显敏感，且编辑起来将是一个大工程。当时市面上关于摄影的图书除了老照片、画册之类，便是非常专业的摄影教材，通俗类读物相对较少，通俗讲述摄影史的图书更是少之又少。而本书以56-59年间关于照片摆拍、作假这一争论为立脚点，讲述了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左叶事件、大跃进中的浮夸之风、布列松访华，以及深处历史漩涡中的老摄影人的命运如何由此发生逆转……珍贵的历史史实，当事者的第一手资料，既是一本摄影的断代史，又是一个摄影人在半个世纪之后对那段历史的沉思与反省，选题内容、写作思路都可谓别具一格。然而其中所涉内容与特殊的时代背景相关，因而颇显敏感。而之所以说难于编辑，则主要是因为文稿内注释、引文太多，其中注释最长者长达8000多字，以晋老师的话说，“注释才是本书的精华，读注释比读正文更精彩”。经仔细考虑，我决定送交审稿老师定夺，最后三审老师的一句话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与鼓舞：本书史料丰富，选题新颖，具有极大的出版价值。
第三个场景则是我和晋老师一起加班盯版的画面。09年1月，经过反复编校，无数次加班，本书的编辑工作终于进入尾声。每次校样晋老师都会和我一起来到排版公司盯版，这最后一改，他依旧亲临现场。时间已是晚上10点多钟，屋外寒风阵阵，此时的大家都早已饥肠辘辘，但为了一次性盯完，只得以几片面包充饥。图片的位置应该如何调整，注释应该如何摆，晋老师都在一旁耐心地指导。晋老师告诉我，他之前出版的几本书《最后的汉族》《出三峡记》都是他亲自盯版的，当时的排版环境更糟，屋内连暖气都没有，他竟然还盯了整整一晚，等到第二天早上，全身早冻僵了。
第四个场景则是《红旗照相馆》出版之后我和晋老师送书去中国人民大学的画面。本书一经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便预定了60本，以作为研究生的学习教材，并请晋老师作专题讲座。为表示重视，我作为编辑与晋老师一同前往送书。在去往人大的途中，晋老师给我讲起了他这几天赠书的情景，摄影界索要赠书者无数，大多以快递送之，但书中讲到的几位摄影界老前辈，如戴戈之、候波等，晋老师都是亲自登门送书。这让我想起来之前与晋老师聊及写作本书收集材料时的场景，为寻找第一手资料，每到周末晋老师便到这些老摄影家中与他们谈论当年的往事，“每次去戴戈之老先生家，我都是步行前往，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表达我的虔诚之心”。现在转程送书表示谢意，晋老师的风格。“今天一老先生打来电话，说‘小晋啊，书我看完了，写的不错！’”说这话时，晋老师脸上满是微笑。
《红旗照相馆》终于顺利上市了，作为编辑，我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翻看着自己耗尽心力编辑出版的图书，之前所有的劳累与辛苦都化作了会心的微笑，我想这个场景才是我最想要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