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中国园林》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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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艺术史家巫鸿的话来说,这样的屏门后开启的可能是一种“女性空间”,它的眼光和欲望首先属于拥有权力者,而不是服务于权力者。在男性观者眼中,“女性空间”里的人物往往彼此孤立,存于各自的段落;一切观望,并非仅仅出于雅兴闲趣,它们发生在单向、不知所止又绵延不绝的游廊般的视野中,就好像明代画家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一样。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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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用我所知道的一切当代语言去瓦解了关于园林的固有意识时,这种意识使得园林重新获得了一种当代语境。——王澍《造房子》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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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贝聿铭婉言谢绝了在北京设计10幢现代化饭店的邀请,包括在紫禁城附近建一幢庞大的高层建筑。他解释说:“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如果你从紫禁城的墙往上望去,你看到的是屋顶金色的琉璃瓦,再向上望就是天空,中间一览无余……那就是使紫禁城别具一格的环境。假如你破坏了那种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的感觉,你就摧毁了这件艺术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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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的建筑是图案画,不是美术画,而园林是美术画,美术画要求自然之趣,是不讲究对称的。——叶圣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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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一刚的《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一书……它“打破了过去描述性的叙述,而由分析探索开始”,以理性推导的方式,层层递进,几乎穷尽了中国园林可能代表的设计“原理”,而且该书在写作时采用了现代建筑学标准的图解方式。……比如留园的鹤所左近,“被分割的空间本来处于静止的状态,但一经连通之后,随着相互之间的渗透,若似各自都延申到对方中去,所以便打破了原先的静止状态而产生一种流动的感觉。”两边无所依傍的廊子像拙政园的“小飞虹”,一座优雅凭虚的小桥则是一类可以被看透的模糊的界线,“隔而不隔,界而未界”,虽有分区,但并不明显,翻译成当年时髦的建筑学术语,就是空间中介于“黑”“白”之间的“灰”,它增加了景致的深度,给人以迷离难以穷尽之感。中国建筑师普遍关心的其实不是繁复的古建筑样式,而是“(以)园林(去)建筑”,是一种收到古典园林启发的现代建筑手法,和具体的造园实践无关,可以翻译成“大小”“疏密”“开合”这样一些中性的词语。游廊有曲廊、复廊,贝聿铭的设计里就直接援引了这样的游廊,北方的旅馆因此也成了一种有江南韵致的“园林建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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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类型学部件,不一定是现代建筑的隔断、通道、大厅、艺术品、遮阳百叶、舷桥,也可以是“粉墙、走廊、屋宇、假山、树木、桥梁”(刘敦桢的总结)……一个重新打开的世界里,新的设计方法若隐若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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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作品中“壁纸”“石绘”等设计传达了苏州园林缩纳天地的部分意境,但又和真实的苏州不同。更准确地说,它是呼应了中国画意境的画,更使一幅镶在西式镜框里的现代中国画,因为画框的清晰、确实,才能放进棱角分明的现代空间之中。不过这也大大限制了人们观赏这幅画的角度,老苏州的园林线条虽然不甚简明,“画面”却是“活”的,是丰富和多变的。能够持续产生画意的画是一种“元绘画”,或者用中国建筑学者的说法,是“空间构图”。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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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一刚已经注意到空间分析的简图不能充分涵盖中国园林的“活”。他强调,除了那些二元表述的原则,如“内向与外向”“看与被看”“主从”“藏与露”“疏与密”“虚与实”“仰视与俯视”,还有更多东西不能为这简单的对比手法所概括。更重要的,观赏点和游览线路必须是一个整体、灵动的系统,空间不是一种类型或者几个指标,而是不同空间的组合与不同原则的叠加;只有这样,叶圣陶看到的“局部的美术画”才可以合成“活泼泼的”现实。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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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深层次的“看”,是一种难以用视觉完全概括的感知,是空间超越于一点透视之上的心理“深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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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是建筑师在书中无法解答的:什么样的建筑功能程序既清晰,又能不断变化?是谁最终有能力使园林不变而周遭的“空间”常为之改观?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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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文人李渔曾提出各种“看”的模式,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个人化的视觉体验:“此窗若另制纱窗一扇,绘以灯色花鸟,至夜篝灯于内,自外视之,又是一盏扇面灯。即日间自内视之,光彩相照,亦与观灯无异也。——《闲情偶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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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王澍明确提出了”园林的(建筑)方法“,并解释了这种方法将会带来的影响:“在这种方法的视野下,作为那种纪念性造型物体的建筑学观念被抛弃了,它将被一种更重视场所和气氛的建筑学所替代;作为那种有着意义等级秩序的建筑语言被抛弃了,它将被一种在某种漫无目的、兴趣盎然、歧路斜出的身体运动所导致的无意义等级的建筑学所替代……”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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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以“亭”命名,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明代的戏剧作品牡丹亭》。该剧核心故事中的“云雨之欢”,就发生在一座似真还幻的花园的亭子里。女主人公杜丽娘春睡时,和意中人柳梦梅在梦中邂逅于此。这个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故事,和特殊空间的特定含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研究表明,从唐代诗人白居易诗句中撷取的“亭这个意象,最初也和悼亡”这种特殊的情感有关。从怅惘离别的死转入和合爱欲的“生”,逻辑顺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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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天奔星”,建筑不仅仅是人的意志和造化交通的一种媒介,就像早期的神话和风俗所反映的那样,慢慢地,它们还成了一种改造自然为人所有的工具,“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人在这里尽享人间物产和芳卉,逐渐把这个打了折的世界当作了唯一的世界,它们现在弄假成真,变成了“第三自然),这才是中国园林在接下来两千年内的真意:
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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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历来不乏胜词作传,但艮岳的魅力不在它的初创,而在其悲剧性的沦丧,在于记述它末日的寥寥数十言中,在于后任对环绕艮岳无边无际黑暗不安的想象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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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千年里,中国园林的发展恰好呼应了白居易的理论。文人大多自命清高,且顾念富贵所致的忧患,但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贱即苦冻馁”,所以“穷通”与“丰约”无不需要合理的平衡。因此,后来知名的中国园林大多出现在经济繁盛之地,尤其是城市,否则它所仰求的物质和精神就无法获得有效供给;与此同时,发展到一定程度,园林亦需低调,它们维持着表面的拙朴,藏身于平庸的现实中,很多名园的命名,正寓意着这种谦卑、含蓄的姿态:“退思园”“拙政园”“愚园”“退谷”……个中已经很难再有那种放浪山水、纵身大化的狂放。从积极的意义而言,近代城市的价值,恰好在于其在个人化的生活和社会共同价值基础之间形成了张力。立身于城市的宅一园体现了这种价值,不在于其大小,而在于它进退之间的平衡。园林既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又彰显了造园者从一开始便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弱点。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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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这种矛盾时,王澍警告那些有样学样拾起“中国园林”的年轻后来者——和王澍不同,他们其实不曾在中国古典园林所依托的文化中生活过,更谈不上有童寯和陈从周这样的老师。在他看来,“在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建筑学史中,‘园林’从一种被先锋建筑师厌倦的对象变成一种被过度借用的对象……”而事实上,园林“是最容易生产陈腐意义的中国建筑陷阱之一”。和彼得·沃克的告诫如出一辙,王澍强调,当代建筑学“更间接,固定的建筑意义还在生成之中”。
所以你不得不拾起“中国园林”,然后又忘记它。向它致敬,又用它所不具备的力量将其瓦解。频频寄意于自然又不得不承认,我们今日对园林的思慕,也许是一种永无止境又时常被摧折的幻想。理想中自然山水间诗意生活的重建,反而存在于和那些使人不安的现实紧张的对峙之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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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今天对于中国园林的阐释是两种声音的复调:一方面,是那些更具批判性的声音。无论是“向前看”的乐观,还是“向后看”的怀乡情绪,艺术家们都以一种“希望如此”的心态对当代中国园林的处境作出了定义,比如将传统文人文化和当代建筑学作嫁接的努力,或者,对城市化面貌和园林理想间落差的调侃。另一方面,则是那些明知不可为却穷究园林“本质”的声音。换言之,也就是对于“事实如此”的中国园林的进一步诠释,在其中,园林成了一个自足的系统,“建造”(tectonics)和“意匠”成了“中国园林”主题中的焦点,他们对园林趋向中性的空间形式以及“内在”文化意味的玩味,远远超过了对其“外在”社会含义的关心。
有意思的是,这两种方向,也就是“事实如此”和“希望如此”的两种中国园林,并不尽然矛盾,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时候都殊途同归。在将这些不同的原则统合为当代中国文化自我表达的利器时,在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活的中国园林”反而凸显了它居间调停的意义,这也是我为什么像贝克夫妇努力过的那样,将德累斯顿展览的副标题命名为“幻象/现实”。“活的中国园林”不只是“从幻象到现实”,或许还要加上从历史中抢救出的一些梦境,也就是“从现实到幻象”。
重大的转变既发生在外面,又出现在里面:美术馆的外面、私人会所的垣墙外以及人们生活的城市中——或者,也是在更大的“园林”之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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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乍想起来,寻常人心目中中国园林的乐趣,确实同如禅宗公案里的“自明”。没错,历史上的“中国园林”并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种“文脉”,它展示的不是若干件物体与三两种造型,而是一种琐碎、内向的生活方式。或者,转回开始的那个老话题,它是一台随缘而至的堂会,只有宾客到齐,方能鸣锣开演,至于演什么,很可能是各花人各眼,戏码甚至还有待与会者现场决定,和外人觊觎的眼光无关。
如此,构造一个现实中的园林空间好像就剩下了唯一一种选择:回到苏州去品味和苏州有关的东西,像日常生活那样对待日常生活。我们从来不乏这样坚持的文人和艺术家,部分古代生活方式,比如饮茶、饮酒、音乐、戏剧,似乎还可以原汁原味地在园林之中恢复,在园林中上演的昆曲(比如《牡丹亭》),也都还穿着中国传统的戏服——但在这方面能有多“传统”依然要看我们选择回到什么样的戏剧中。作为妥协,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中就很难展出某些“当代气味”浓厚的当代艺术。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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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还记得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飞鸿和雪泥的譬喻是中国园林之路中常见的话题,园林是基于物质文化的艺术,因此它总联系着一种脆弱、微妙、随时湮灭的物质性。园林的一切都有关“变化”,“历史园林”或许是不存在的。但对于“坏壁无由见旧题”的理解也并不总如苏轼诗中那样悲观,也许“中国园林”的生命,有一部分本就是由朽坏之中产生,靠不那么坚固的媒介传递的。
肉身无存,但活着的“园林的历史”更加长久——尽管这个表述听起来如此自相矛盾。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