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黛安•沃恩：《航位推算： 空中交通管制、系...

前言

黛安•沃恩（Diane Vaughan）的著作《航位推算：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效应和风险》（Dead Reckoning: Air Traffic Control, System Effects and Risk）入选 2023 年美国航空航天学会Gardner-Lasser Aerospace History Literature Prize，该奖项每年颁发给过去五年中出版的航空或航天非虚构文学作品中有关科学、技术和/或对社会影响的最佳原创作品。本文翻译自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分会对于作者的访谈。

《死亡推算》是一部关于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从系统出现到 2017 年之间生命历程的历史民族志。本书基于档案研究和对四个空中交通管制设施的实地考察，重点关注历史制度条件、社会行动者的组合以及系统外部环境（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中的事件如何影响空中交通组织、改变它，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反过来不仅影响工作场所的社会、技术和物质安排，还影响管制员的解释性工作、文化理解和工作实践。该分析远非自上而下的模式，而是展示了控制人员如何应对这些事件，如何根据技术和组织创新的责任实施修复。它扩展了我们对知识生产、边界和边界工作、文化和认知、专业知识以及技术工作随时间变化的性质的认识。

问：在这本书的开头，你讲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讲述了你如何以最直接的方式进入你的现场：1998 年，你报名参加了波士顿中心（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大型高空雷达设施）的参观，你是唯一一个到场的人。您能告诉我们您是如何开始对空中交通管制这个可能的负面案例和实地考察地点感兴趣的吗？

答：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大大小小的组织是如何出错的。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做这样的工作。但我在第一本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在另外两本书中又以类似的模式出现了：早期预警信号要么被错过，要么被曲解，要么被忽视，直到出了大问题。“挑战者号”的案例涉及大规模的社会技术系统故障，在这个案例中，历史变得尤为重要。我希望能有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他们基本上都做对了事情，而空中交通管制是我所能设想的唯一一个工作足够标准化的地方，我可以进入工作场所，与他们坐在一起，观察他们的工作，同时进行采访。这将成为我的反面教材，让我了解人们是如何接受培训，识别早期预警信号，并在灾难发生前加以纠正的。因此，我开始了这个项目。

问：我还记得在读这本书时，你最初认为这将是一两篇文章，而不是一整本书！

答：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历史与本个案的关系，因为我一进入这个环境，就看到了历史对工作场所的影响。控制员们会走到我面前，告诉我他们的工作经历。此外，在2000年，我戴着 60 年代的头套，就像他们一样。所有的电脑和键盘也都是 60 年代的型号。在我所研究的四个设施中最小的一个塔里，他们用脚踏板连接和断开话筒，不得不用胶带把它们粘在一起。我看到了技术和工作规则的一些变化，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是如何改变工作的。2001年 6 月，我离开了现场，把这些都写了下来。然后，9 月 11 日发生了。我目睹了历史对这个系统的影响，我甚至没有身在其中，但我知道，一旦劫机者被发现，管制员是如何在两个小时十五分钟内完成迫停空中所有飞机这一不可思议的壮举的。他们处理了从未处理过的飞机，而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所以我又回去了 这几篇文章成了历史民族志和一本书。

问：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新兵训练营中空中交通管制员的训练强度。在您的描述中，训练结束后，士兵们会哭着打电话给自己的妻子（第 138 页）。训练一定要这样吗？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没有这种欺凌的情况下学习、掌握和体现空中交通管制的专业知识吗？

答：他们对他们非常严厉。他们中的一些人说，这就像一个军事新兵训练营。这样做的效果之一是，他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改变了他们的为人。他们练就了超强的视力和扫描周边环境的能力，以及观察交通流顺序的能力，而不是只关注一个人，而是关注所有的人。他们的听力也超出了我们正常的听力范围，他们能通过听觉听到房间里其他人的声音。航位推算是一种早期的导航技能，其基础是在没有任何观察或证据的情况下预测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位置。对控制人员来说，航位推算需要解释工作和共享的文化知识体系。这是一种现代的航位推算，他们必须提前预测飞机在做什么，以及其他设施的同事在做什么，因为他们要把飞机从自己的空域移交给下一个空域。这给他们目前的工作增加了严重的复杂性。这很重要，因为他们在一分钟内要处理如此多的飞机，他们必须能够“不假思索”地做事。我不是说他们“不思考”，他们确实在思考。但培训的结果是，专业知识变得如此具体，以至于他们可以在处理异常情况的同时制定基本规则。这节省了他们的时间。但为了回答你的问题，后来美国联邦航空局改变了培训方式，变成了“更温和的美国联邦航空局”，影响了死算。

问：您在文章中提到，在文化形象中，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精神紧张、咄咄逼人。但你发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压力并不是空中交通管制员日常工作和培训的一部分。你的“啊哈”时刻之一，就是当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听到你问起压力问题时，他大喊：“嘿，戴安娜。你觉得我有压力吗？”(p. 308). 您能否详细说明空中交通管制员是如何运用“风险策略”（第 375 页）来应对紧张的遭遇和管理自己的情绪的？

答：当我进入设施后，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是空中交通管制员会说“这份工作没有风险”之类的话。他们会说：“99%的工作是无聊，1%是恐怖”，“这份工作的压力不是飞机，而是与你共事的人”。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是带着工作压力的文化想象进来的。但是，他们利用文化手段将自己与工作风险拉开了距离。无论是在塔台工作，还是在雷达设施工作，他们应对风险的方式都不尽相同。例如，在波士顿洛根塔台工作的人会望着窗外的飞机说：“我从没想过飞机上会有人。只有我和飞行员”，或者“我望着窗外，看到下面有那么多飞机，我就假装那是我小时候的小火车”。通过重新定义自己的感受，他们找到了其他应对压力的方法。

我向他们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关于他们的培训以及他们如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我问：“你们能不能想一想自己犯过的错误，以及从中学到了什么？”他们会回忆起一切：与他们共事的人；天空中的飞机；其他飞行员在做什么；他们的情绪。他们谈论自己的心脏：“我的心跳停止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说不出话来”；“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们记得每一个细节，而且往往是在多年以后，这告诉了我其重要性。我接着问了这个关于风险和压力的问题。我问：“你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有风险吗？”他们说：“哦，不。如果你遵守所有规则，就不会有风险”。然后，“你们觉得压力大吗？” 有人说：“认为有压力和风险的人早就离开了”，“只有在某些时候才会有风险和压力，那就是你失去控制的时候”。错误显然是他们失去控制的时刻。为了应对压力体验，他们从文化上重新定义了压力体验。许多人把心提到嗓子眼的事实描述为“就像嗨了一样”，或者“就像滑雪时从斜坡上滑下来一样”。他们会把这种感觉与正常的体验联系起来重新定义。他们淡化了这种感觉，将其正常化。在其他一些评论中，他们说：“我们没有时间去感受情感，因为我们必须处理紧急情况，而且有规定”。他们被执行规则所束缚，例如，在塔台上让救护车进场或让其他飞机避让，但他们事后会感觉到。我认为，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纽带。

问：一个让我感到惊讶的主题是，监管机构无法考虑空中交通管制的工作情况，对空中交通管制实施的法规没有考虑其对现有组织实践和规范的影响。你希望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从你的书中吸取什么教训？

答：首先，作为一个公共机构，该系统存在资金短缺和政治上易受影响的问题。在我任职期间发生的最关键的事情是人员短缺。在我上任之前，联邦航空局一直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招聘新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从 1992 年到 2004 年，招聘工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聘用的管制员也陆续退休。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政府停摆，许多管制员下岗失业。即使有了资金，联邦航空局也没有真正开始招聘。当他们终于再次开始招聘和培训时，却又陷入了“追赶球”的困境。新管制员不断加入，但速度不够快，于是联邦航空局改变了培训方式，以加快速度，但新管制员并不像其他管制员那样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知识。此外，所有管制员都在学习自动空中交通管制，飞机在没有飞行员或管制员管理的情况下按照空中标准化航线飞行。但总是会发生偏离自动航线的情况，飞行员无法处理，新管制员也无法处理。因此，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风险。

其次，我认为即使是 FAA 官员也无法预测变化的影响。管制员一直对系统的生存负责。当我在 2017 年他们实现自动化后再去时，他们正在处理组织和技术创新带来的责任。在TRACON（终端雷达进近控制设施）工作的管制员是在雷达领域工作。这是一个中等高度的设施，他们在很小的房间里工作，房间很暗，一个房间里可能有六到八个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听到和看到对方。为了实现现代化和节省开支，美国联邦航空局决定合并 TRACON，将小型和大型设施混合在一起。他们建造了拥有巨大控制室的新大楼。管制员们说，“就像从鞋盒搬到了飞机库”。房间里光线充足，不暗。他们的工作站更大了，所以他们不用手肘挨着手肘坐着，也听不到彼此的声音。此外，由于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因此冲突也很多。管制员们通过重新设计和创建一种共同的文化，重新组织了他们的工作方法，这对即将迁入的不同 TRACON 之间的协调活动非常重要。这让我意识到“复原力”这一概念，以及空中交通管制员一直是处于最底层的人员，他们提供了维持系统运转的复原力。

问：关于即兴创作这一点。关于 9 月 11 日及其后果的章节写得非常生动（与书中其他章节一样）。正如一位受访者明确指出的那样，是什么让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能够在当天工作，并在两小时十五分钟内安全降落 4395 架飞机，而没有发生任何事故：“结构和常规[......]如果我们不得不随机应变，我们就从基础上随机应变”（第 396 页）。在其他紧急事件和灾难中，结构、常规和即兴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答：那次活动中的复原力是建立在体现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的。他们的工作涉及大量标准化与即兴创作的结合。因为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系统，非常标准化，有很多人在做同样的工作，你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但也有很多变化。设备中的所有规章制度在每个设施中都不一样，因为它们的空域不同。这些标准化的变化通过后，他们必须使其在当地发挥作用。因此，他们总是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让它在这里发挥作用？”我们从变通方法和人们不遵守规则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一些非正式方法实际上非常有效，以至于后来被正式化了。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但为了让系统正常运行，他们不得不随机应变。因此，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把标准化和即兴发挥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在 9 月 11 日的事件中，这对他们很有效，因为他们能够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即兴发挥，完成任务。

问：这本书是经过多年认真、耐心、细致的研究才写成的。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到您与受访者跟班聊天，学习他们的技艺。实证材料非常丰富。但《航位推算》和《挑战者号发射决定》也都是技术性很强的书。对于从事技术性很强的课题研究的 SKAT 部门的研究人员，您有什么建议，如何更好地“学习科学”并获得某种互动方面的专业知识？

答：除非你有终身职位，否则不要写长篇大论！说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一直在写我所谓的“到位的见解”。因此，我在此提出几点建议。在定性研究人员中众所周知的是，每当我们进入一个组织和技术系统时，我们都会学习到一种新的语言以及生存和做事的方式。这可能导致一个著名概念的新变化。在这两本书中，我对技术的定义是广义的，而不仅仅是电脑、科学仪器和测试以及耳机。但是，按照Latour and Gieryn的说法，培训、规则和程序、房间的结构也是协调和控制的技术，它们既可以限制控制者，也可以使其成为控制者。此外，时间性也很重要。观察和访谈都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你看不到人们在想什么。坐着观察很重要，但一天中的时间和星期各不相同，因此在现场足以捕捉到变化是很重要的。与挑战者号相比，能在现场闲逛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在挑战者号中，我主要依靠工程文件和官方调查访谈记录。此外，我无法将互动专业知识与影响工作场所的更大组织中发生的事情区分开来。因此，如果你想了解这一点，就必须考虑到一个人在组织中的流动是如何影响专业知识的。如果你看一下像圣诞树一样的等级制度，处于底层的人从低矮的树枝外侧进入，在向树干移动的过程中发展专业知识。在这棵圣诞树的树干上，社会化程度最高，培训强度最大。但是，当你升到下一个分支时，你也会离工人的工作越来越远。内部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信息和专业知识如何向下或向上传递？来自上层的命令又是如何在下层执行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问题在于结构性保密，这不利于工程师的利益，即使每个人都在努力传达。制定研究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的类型，以及除了人们告诉我们的信息之外对动态的理解，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受到其职位的限制。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有能力深入到其他层级，了解命令是如何执行或落实的。

问：那么，你认为如果你被交给控制权，你能够为飞机降落和起飞提供方向吗？如果有机会，您认为您能够担任空中交通管制员吗？

答：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坐很长时间，但除非我真的接受过培训并驾驶飞机，否则我将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我想我甚至不能说得那么快。这真的是年轻人的工作。他们觉得自己在40岁时放慢了速度，并改变了工作飞机的动作以确保安全，“不要把它们跑得那么近”。法定退休年龄为56岁。

问：你的下一本书是关于理论化：类比、案例和比较社会组织。你已经在其他场合发表了关于类比理论的文章，但你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你希望通过这本书实现什么吗？

答：类比理论依赖于对发生在不同社会组织环境中的类似事件进行跨案例比较，寻找相同点和不同点。我认为人们是通过类比和差异来学习的，心理学也证实这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孩子接触到热的东西，看到其他热的东西，马上就会联想到它。我们脑子里有很多随身携带的理论。凭直觉，我们是在类比的基础上学习和写作的。什么是引用？引用与另一部作品的异同。这本书就是要讲述这一点，使用我根据自己的见解所做的比较，以及其他学者使用跨案例比较所做的类比理论，甚至不承认它，因为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希望能够说明它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不起作用，以便我们能够教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