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董岑仕

宋朝伊始，爲别集作注，擇取的對象，多爲前代詩人詩作，故陶、李、杜、韓、柳等前代名家，注本漸多。隨着宋詩作品日漸豐富，宋代注家也開始關注本朝詩歌。成書於南宋寧宗朝的李壁注王安石詩，博引文獻，辨證鈎析，是重要的宋詩宋注本。

一、王安石生平和詩歌創作簡介

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仁宗慶曆二年（一〇四二），王安石登進士，歷簽書淮南判官、知鄞縣、通判舒州，召爲群牧判官，後出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復入京爲度支判官、知制誥等，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丁母憂，歸江寧。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出知江寧府，尋召爲翰林學士。神宗熙寧二年（一〇六九），除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平章事。七年，辭相，八年，復相。九年，再辭，出判江寧府。熙寧十年後，免府任，退居江寧鍾山，曾封舒國公，後改封荆國公。哲宗元祐元年去世。紹聖中謚文。

王安石在從政、治學、爲文、寫詩等各領域中均有建樹。在詩歌創作方面，王安石的作品卓爲宋詩大家。王安石有着治國治民的政治抱負，亦博聞强識，故其詩歌創作中，既有關心民瘼、體察民生疾苦、抒發個人理想的一面，又體現着他濃厚的學養氣與書卷氣。在王安石的早期詩作中，多發議論而「直道其胸中事」〔一〕。如王安石在《答曾子固書》中自詡：「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説，無所不讀。」王安石博覽書籍，而他的詩歌創作中亦刻意地熔鍛閲讀所得，既講求精對妙典、重視遣詞造句，又在煉意上刻意翻新出奇。王安石退居半山之後，詩風與壯年之作有較大差别，在詩藝上更爲精益求精，注重構思造境，晚年的絶句之作尤其受人推重。

二、李壁生平和學術經歷

李壁（一一五九—一二二二），字季章，號雁湖，又號石林，卒謚文懿。李壁爲眉州丹棱（今屬四川）人，爲南宋著名史學家李燾之子，《宋史》卷三九八有傳，李壁的生平經歷，另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一《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南宋館閣續録》卷七至九。李壁的著作今多已佚，其學術經歷，只能依憑時人與李壁的唱和詩詞、書札往來，以及他注王安石詩中體現的心迹自陳等，得其仿佛。王德毅撰有《李燾父子年譜》，較爲詳細地勾勒了李燾、李壁、李埴三人生平經歷。

李壁與李埴的業師原爲劉清之（静春）。李壁弱冠時，李燾出知常德，時張栻以秘閣修撰除荆湖北路安撫使兼知江陵，劉清之便向張栻（南軒）推薦李壁與李埴。關於這段師友之誼，真德秀、魏了翁曾應李埴之邀，爲劉清之的書帖撰寫題跋〔二〕。魏了翁云：「是歲石林李公（李壁）年二十，悦齋李公（李埴）年十有八，而静春以二公屬宣公（張栻）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可見當時二李兄弟已初露頭角。兩年之後，張栻去世。雖然李壁、李埴從張栻問學的時日不長，但張栻倡導居敬養氣、克己明理之説，已對李壁、李埴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壁少年穎悟，《宋史》記載：「壁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壁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孝宗與李燾的這段問答，當在李燾去世（一一八四）前不久。李燾諸子中，長子李垕、次子李塾先後應制科，但均英年早逝，李壁於時年少，以父任入官。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〇），李壁登進士第。紹熙二年（一一九一）二月，除秘書省正字，十月，丁母憂。紹熙五年（一一九四）七月，服除，再爲秘書省正字，九月，爲秘書省校書郎。寧宗即位後，徙著作佐郎兼權禮部郎官。

李壁在館閣時，覽卷閲書、吟詩修史，也因此結識朱熹。當朱熹因慶元黨禁而不得不離開臨安之時，李壁上書，稱「熹海内鴻碩，學術醇正」，在朝之時「温恭守道，愛君憂國，造次弗忘，間有論奏，詞氣忠懇，不失臣子之禮」〔三〕，質疑緣何倉促間離任，并曾與館閣之士一起在臨安城外贈别。李壁也曾向朱熹求其父文簡公李燾的神道碑，朱熹迫於「書名僞籍」未曾允諾；最終，李燾的神道碑轉由周必大撰寫。後來，李壁編修《中興諸臣奏議》，亦向朱熹詢及朱熹之父朱松紹興年間的文字〔四〕，彼此往還頗多。這段短暫的館閣經歷，是李壁生命中的重要記憶。在注王安石詩時，館中的讀書、館閣的生活，都有所反映。

慶元二年（一一九六）四月，李壁出知閬州，歷知漢州，提點夔路刑獄。嘉泰三年（一二〇三），李壁回到臨安，除秘書少監，權中書舍人，累遷權禮部侍郎。開禧元年（一二〇五），李壁出使金國，賀金主生辰，還朝後，言兵未可輕動。從《永樂大典》中引及的《雁湖集》殘篇佚句可知，李壁當時撰寫的詩文中，既有如《在唐安郡圃作》的「争似聖朝公道在，廟堂端要讀書人」〔五〕的士大夫自命，也有不少記述了出使金國時的見聞。使金的經歷，在後來爲王安石作注時，亦多有體現。大約此時，李壁編撰了《中興十三處戰功》，據陳振孫著録：「開禧乙丑，北事將作，其書成。」〔六〕其後，開禧二年，李壁爲韓侂胄起草出師詔書，進權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

李壁位至執政，與韓侂胄頗有關聯，開禧三年（一二〇七）韓侂胄被誅後，李壁也聲譽受損，十一月十六日爲御史葉時論參，謫居撫州。臨川原爲王安石故鄉，王氏的石刻詩文，在南宋之時依然留存不少。李壁在撫州的謫居總計約兩年，嘉定二年（一二〇九）得令自便，其後返回故鄉眉州。謫居撫州、退居眉州期間，李壁一直潜心收集資料，勉力爲王安石詩作注，至嘉定七年，李壁注初次版行，由魏了翁作序。

李壁謫居撫州獲「自便」之後，雖有嘉定四年奉洞霄祠里居、嘉定八年罷祠、嘉定十一年再復祠等，但一直未有知官經歷，直到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張福、莫簡叛亂事，李壁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平定叛亂。其後不久，引病請辭，嘉定十三年二月離任。嘉定十五年（一二二二）六月，李壁去世，所著有《雁湖集》《涓塵録》《中興戰功録》《中興奏議》《内外制》《援毫録》《臨汝閑書》等，多已佚，詩文《全宋詩》、《全宋文》中有輯佚。

李燾諸子中，李垕、李塾早逝，而李壁、李埴成就不凡，故《宋史·李壁傳》言：「壁父子與弟埴，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七〕縱觀李壁一生，其家傳的史學淵源，堪稱其學術經歷的底色。李壁服除後復爲秘書省正字時，樓鑰的制詞中即云：「豈惟以是正簡册，望汝史事甚重，爾有家傳，朕將于汝乎求之。」〔八〕對於「史學」的器重，「家傳」的期待，可見一斑。真德秀所作神道碑中，記載李壁「平生嗜學如飢渴，群經百氏，搜討弗遺，於本朝故實，有所綜練」〔九〕，尤其突顯了李壁對於史學的關心，而王安石詩注中，亦顯現出了李壁根柢史學的一面。

三、李壁對王安石詩的版本選擇與編定校勘

在李壁箋注王安石詩歌之前，王安石的作品即以别集、選集、總集等多種方式編集流傳，并有不少驛館寺壁、山川名勝的題詩、手稿等存世。

現在可考的王安石别集的編纂，當包括北宋時期所編的舊本（已失傳）〔一〇〕，政和末至宣和年間薛昂、王棣等受詔編定本（南宋幾乎不傳，而薛昂家有遺稿）〔一一〕，龍舒本所循的舊本〔一二〕、詹大和本序言中所提到的閩、浙舊本（當爲兩宋之際的刊本）〔一三〕，南宋初紹興十年（一一四〇）黄次山作叙、詹大和作年譜並編校的臨川本（不存，黄次山所作臨川本序言，見嘉靖何遷本等書前之《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叙》，又見四庫館輯本《三餘集》卷四《王介甫文集序》；詹大和所編《年譜》，今存）〔一四〕、南宋紹興年間百卷本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存宋本）以及王珏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於杭州所刻的百卷本浙本《臨川先生文集》（存宋元明遞修本）。今存的龍舒本、浙本二者之間，編次差别較大。另外，南宋初年流傳的王安石别集，還有分前集、後集之本，在汪藻所作《跋半山詩》中，提及他曾從南宋刊刻的《臨川前後集》中摘出荆公老筆之作編爲《臨川詩選》，而該本中的表啓部分，似無荆公晚作〔一五〕；鄭樵《通志·藝文略》亦著録有「《臨川集》一百卷，《臨川後集》八十卷」，今傳的龍舒本、浙本，均不分前集、後集，汪藻所依據的有前後集是否與鄭樵著録本同，已難以詳考〔一六〕。衢本、袁本《郡齋讀書志》中著録了一百三十卷本王介甫《臨川集》〔一七〕，而紹興後期眉山杜仲容曾刊行「大成集」刊本〔一八〕，杜仲容刊本已佚，因晁公武書志撰於蜀中，所著録之本，或爲杜仲容刊本〔一九〕。

在詩文集的選集方面，王安石伴送契丹使者北歸的《奉使詩録》，早有結集〔二〇〕；而北宋時，專録王安石晚年退居半山時詩、文作品的《半山别集》，經過多次刊刻〔二一〕；南宋時，還有汪藻編録王安石老筆詩作的《臨川詩選》一卷流傳〔二二〕。

王安石的詩歌也以手帖、刻石及刻石的拓本等形式流傳。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一有「荆公親札詩」條，云：「荆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親札詩文一卷，内有兩篇，今世所刊文集無之。」〔二三〕陸游《渭南文集》卷二七《跋荆公詩》亦載：「右荆公手書詩一卷。前六首贈黄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陸某謹題。」〔二四〕從陸游的跋文來看，所得的或即爲在臨川刻石的拓本。

李壁箋注王安石詩之初次付梓，約爲魏了翁序中所言之嘉定七年（一二一四）。上述諸書，都有可能在李壁的取材範圍之内。文獻不足徵，舊本多已亡佚，今僅存龍舒本與王珏刻浙本的宋元明遞修本。從詩篇順序、分卷情况來看，李壁注釋荆公詩所選用的底本，或是基於王珏浙本系統。王珏刻《臨川先生文集》百卷本的卷一至卷三五爲詩歌，李壁注基本依序拆分到其五十卷注本之中，共佔四十八卷，另外添加了兩卷詩，分别在卷二一、卷三七，此外，還於卷四八末等增補詩作。

李壁注本的主體底本爲浙本，同時，李壁也曾取龍舒本作校勘。一方面，李壁注本加入了龍舒本有而浙本系統所無詩作。另一方面，具體詩篇的注釋、異文的録存上，李壁也采納了龍舒本的異文。如龍舒本卷四九《新花》、卷五十一《絶筆》爲重出詩，有少量異文，李壁注本卷二録《新花》一首，與龍舒本卷四九同，詩末有注：「别本有『絶筆』二字注詩後」；龍舒本卷六六有《見遠亭一絶上王郎中》，同卷又有十韻的《見遠亭》詩，前四句與《見遠亭一絶上王郎中》全同。李壁注本卷二五有《見遠亭上王郎中》，宋撫州本存，標題中「上王郎中」前空二字，當爲剜去，朝鮮甲寅字本版式沿襲宋本而於「上王郎中」前空一字，二本題下均注：「此詩元有十韻，舊本都作絶句刊，今得全篇足之。」書前目録，宋撫州本、朝鮮甲寅字本均作「見遠亭一絶上王郎中」，仍保留了原來「一絶」未被剜去的痕迹。從史源來看，上二例即李壁注本中參酌龍舒本進行校訂的表現。李壁注本在參考龍舒本時，有時沿襲了龍舒本的重出之誤。如龍舒本中，卷四八古詩《對棋與道原至草堂寺》與卷七七律詩《對棋呈道原》重出，李壁注本亦在古詩卷四和律詩卷四八中重出，而浙本僅在卷三古詩收録《對棋與道原至草堂寺》。此詩作「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棋。明朝投局日未晚，從此亦復不吟詩」，當爲古體，李壁編排時或從龍舒本中補入絶句下，而不察龍舒本重出之誤。另外，李壁注本的宋撫州本、朝鮮甲寅字本中，重出《長干釋普濟坐化》（卷四一）與《哭慈照大師》（卷五十），此詩的重出，或由浙本、龍舒本的異題造成。這些或標明重出又題、剜補修正、承襲其誤的例子，顯示出李壁注本曾經參考過龍舒本進行編定，并據龍舒本調整的痕迹。

除了參考當時流傳的别集以外，李壁還吸收了其他方面的材料。李壁謫居臨川，有機會收集王安石詩作石本、舊本、真書。如卷二二《送鄧監簿南歸》，題下注：「鄧，名鑄，公之故人，自臨川至金陵省公，留逾月。公作此詩以送之。又録雜詩一卷與鄧。時元豐六年秋也。」首句「不見驪塘路，茫然四十春」下，有李壁注語，言：「鄧，臨川人，驪塘在撫州。鄧家有刻石，『茫』作『芒』字。」結合陸游提及的「右荆公手書詩一卷，……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來看，王安石曾手書一卷詩與鄧鑄，鄧鑄或其後人請人鎸石於其家，而刻石可以轉拓，陸游讀到這卷手書之詩而作跋，而李壁則取證於刻石，用以校勘詩文。

在詩集的編纂體例選擇上，向來有求精和求全的不同取向。詩人在結集編定自己作品時，往往去蕪存菁，剔除一些自認爲不足傳世的作品，而後世的整理編訂者，則往往追求網羅無遺。《西清詩話》記載了王安石自己的看法，云：「王文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况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二五〕然而，李壁在編輯作注時，以寧存毋遺的態度收録，故所收詩作較通行的浙本系統爲多，並加入了不少「疑僞」或者「重出」的案語，而不徑行删削。

四、《李壁注》的刊行與版本

據魏了翁序介紹，李壁作王安石詩注，往往隨筆記録於王安石詩句下，再命人謄清。後世刊行時，由於不同刻本中的增删、校改和互相影響，李壁注王安石詩的内容層次較爲錯綜；有的李壁注本存在印次差異，或迭經修版、補版，不同的版本乃至印本之間，源流關係複雜。

就版本系統而言，王安石撰李壁注《王荆文公詩》，大體可分爲宋本、元删節加評本和宋元拼合本三種系統。因校改和文獻來源等原因，同一版本中不同卷帙的版本系統歸屬也存在着細微差别，這裏的系統劃分，依各版本的主體性質來進行判别。關於李壁注版本源流的具體情况，詳參書後附録專文，這裏簡單介紹如下：

（一）宋本系統

李壁注王安石詩初次付梓，應爲魏了翁序中所言之嘉定七年（一二一四）。從元王常刊本的劉將孫序中所言的「東南僅刻兩本，眉久廢，撫亦落」來看，初刻當刊於李壁故鄉眉州，而該本今已佚。

眉州本刊行之後不久，便有撫州本的刊行。撫州本今存殘本，包括目録三卷、正文十七卷，爲有修版、補版的印本，藏於臺北故宫博物院〔二六〕，共六册，包括目録一册，卷一至卷三、卷十五至卷十八、卷二三至二六、卷二七至卷二九、卷四五至卷四七。其中，卷三葉三、卷二七葉一原缺，卷二八葉十六在補版時有訛誤，該葉爲庚寅補版，而實補刻了卷二八的葉十八的文字，故葉十八重出，缺葉十六。撫州本的卷尾今已不存。清代曾得撫州本殘卷的嚴元照在《書宋版王荆文公詩注殘卷後》言其所得有庚寅增注的殘本「五十卷之末葉在焉，並有嘉定甲申中和節胡衍跋，知是撫州刻本」〔二七〕，可知卷五十末原有嘉定十七年甲申（一二二四）胡衍跋。

從今存撫州刊李壁注殘本的面貌來看，撫州本當經過初刻、修版、補版增刻三個階段。在初刻後，利用題下、詩末及卷末的空間，通過鏟去原注剜改修版來修訂補充注釋。補版增刻則均完成於庚寅年，即紹定三年（一二三〇）。其中，補版爲重刻版木以换去舊有漫漶的版葉，若舊版已有修版，補版在寫樣時亦仿舊有的樣式，遇補注處亦仿作擠版之模樣。增刻爲逐卷卷末增刻以陰文「庚寅增注第幾卷」爲起首的注釋葉。從刻風看，撫州初刻，字體出鋒峻峭硬朗，依稀存蜀刻風貌，疑爲據眉州本翻刻。撫州修版，風格亦與初刻接近。庚寅補版，則近似柳體，較初刻更柔和，刻風更近於南宋撫州地區刻風。

撫州本經過初刻、修版、補版增刻的這三個階段，對應着原注、補注與庚寅增注這三個漸次形成的注語層次。李壁在作注時，「隨筆疏於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輯」，可見資料詳實而豐富的初版，便已經是李壁平時隨筆條疏彙聚而成的結果。雖然添入補注、庚寅增注時，李壁已去世，但結合注語内容、徵引文獻和版刻面貌、刻印過程來看，補注、增注的撰人仍是李壁，而非清代學人推測的曾極或魏了翁序中提及的襄助刊刻眉州本的門人李西美。這些增補的内容，經李壁門人弟子或書吏整理裒輯後，通過對撫州本的舊版進行修版與補版的方式，添入撫州本中。

注語内容上，原注、補注、庚寅增注中，均提及注者在臨川訪求王安石詩真迹、石本，亦屢見注者自述「余使燕」的所見所聞，這些記録，正與李壁孜孜訪求王安石詩文獻材料並曾出使賀金主生辰的經歷相吻合。徵引文獻上，從原注、補注和庚寅增注的引用書籍來看，三者大致有着延續性，即補注、庚寅增注裏援引書籍，大多曾出現在原注中。唯司馬光《朔記》、嘉定八年（一二一五）李道傳（貫之）在池州刊依人而録的三十三家《朱子語録》等，不見於原注而僅見於補注、庚寅增注。嘉定七年眉州本初刊時，池州本《朱子語録》尚未面世，李壁在補充注釋時，將新刊的《語録》納入注語之中，這一方面反映出南宋時期書籍的流通速度，另一方面，亦體現出李壁補充舊注時潜心本朝掌故而對新見史料亦秉巨細靡遺的態度。

從撫州殘本和保留撫州增注本面貌的朝鮮甲寅字本來看，補注偶有與原注重複者，庚寅增注又偶見與補注相重複者，這正源於李壁作注，經門人弟子或書吏整理，難免前後犯重。同時，也有不少原注、補注、庚寅增注在補充的同時對舊説有所更定，體現出注釋經反復推敲而精益求精。

從李壁的經歷來看，嘉定二年（一二〇九）得旨自便後，李壁離開撫州回到故里眉州，此後，便再未出蜀，於嘉定十五年（一二二二）去世。揆之情理，疑撫州本初刊於嘉定七年至十五年之間，爲翻刻眉州刊本，其後，李壁繼續對原注進行補充並删削訛誤，經書吏抄撮後，這些補充的注釋被帶至撫州。這些增補的注釋以剜改修版的方式，添入撫州本。胡衍嘉定十七年（一二二四）跋或爲修版跋。隨後，或在整理李壁遺稿過程中，繼續發現了新增的注釋，紹定三年，門人增刊「庚寅增注」——此前的撫州本在修版過程中添入了不少「補注」，主要利用撫州本舊版的題下、詩末、卷末等空間進行剜改，庚寅再印之時，舊版已幾無空間再事剜改，故在各卷卷末新增「庚寅增注」的版片，並對部分較爲漫漶的版葉進行重刻，注以「庚寅换」字樣等。

（二）元删節加評本系統

删節加評本系統的李壁注，是後代李壁注翻刻本的主流。這一系統，有元大德五年王常江西刊本、大德十年毋逢辰建安刊本、朝鮮甲辰字活字本、清乾隆年間張宗松海鹽清綺齋本、日本天保七年翻刻清綺齋本。

劉辰翁曾以有補注的撫州本作爲底本，删削注釋，並加入批點，以教授門生兒子。在劉辰翁去世後，門人王常於大德五年（一三〇一）在江西刊刻劉辰翁評李壁注本，請劉辰翁之子劉將孫作序。刊刻時，王常本將劉辰翁批點散入王安石句下，而將删節後的李壁注排於詩後，部分李壁注間和卷末也有劉辰翁評論。同時，王常本書前添入詹大和所作《年譜》。不久之後，毋逢辰於大德十年（一三〇六）翻刻王常本，刊於建安。毋逢辰本翻刻時，又調整版式，對王常本詩後的李壁注作了調整分疏，在未得到宋本的情况下據注釋文義，將李壁注插回王安石詩下，而將劉辰翁評以陰文「評曰」識出。毋逢辰本變動版式翻刻時，出現了不少訛誤。民國年間，張元濟曾石印影印毋逢辰本，並配補序跋，石印過程中，還描潤校改了部分文字。

李壁注本的宋撫州本、元王常本、元毋逢辰本曾傳入朝鮮半島，在朝鮮時代，共以兩種活字擺印過三種題爲「王荆文公詩」的活字本，分别爲朝鮮成宗十六年（一四八五）的甲辰字無注本，中宗前期的甲辰字有注本，及中宗三十一年（一五三六）的甲寅字本。甲辰字活字本兩種，均源出元删節加評本系統，而甲寅字活字本屬於宋元拼合本系統。

結合異文、分卷等看，甲辰字無注本當爲從毋逢辰本删汰注語而出的王安石詩的擺印本，而又曾取他本校勘。甲辰字無注本源出李壁注本，删削去李壁注、劉辰翁評，故文獻價值有限。

甲辰字有注本大部分卷帙的底本爲毋逢辰本，而卷二九至卷三六共八卷的底本爲王常本。在擺字過程中，毋逢辰本卷端撰人題署、詩歌正文及注釋、圈抹、陰文「評曰」的詩評和卷末評等，大都得到保留。唯毋逢辰本中用「【】」或「（）」隔出的評點李壁注釋得當與否的劉辰翁評，甲辰字有注本中雖有保留，而「【】」或「（）」的分隔多有脱漏。卷二九至三六，因底本用王常本，其劉辰翁評雖在，然無陰文「評曰」識出。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張宗松據毋逢辰本翻刻成清綺齋本初印本。張宗松所得底本之帙，無序言、年譜，卷三十、五十末亦有殘損；同時，刊刻過程中，張宗松删汰了底本中的劉辰翁評和圈抹。從今存版本來看，清綺齋本有乾隆六年初印本和第一次補葉本、第二次補葉本兩種晚印本。雖未明言，張宗松在刊刻伊始，當曾覓得一帙撫州本李壁注本的七卷殘本（包括卷二七、二八、三五、三六的宋刻本及卷四五至四七的影抄本），用以校勘。第一次補葉本或刊於張宗松生前，於卷二七、二八、三五、三六、四六、四七這六卷後插補增葉。增補的内容，實爲據前述七卷本校勘清綺齋初印本，補入清綺齋初印本所無的經劉辰翁删削的注釋，列爲補注、增注，而有少量注文與清綺齋初印本重出。張宗松去世後，第二次補葉本約於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增刻印行，補入了之前印本所無的魏了翁序言，另附補入緣由的張載華、張燕昌刊刻識語。

日本天保七年（一八三六）昌平坂學問所刊和刻本，係據清綺齋第一次補葉本覆版翻刻，亦校補了少量清綺齋本中原爲墨釘的文字。

（三）宋元拼合本系統

宋元拼合本系統的朝鮮甲寅字本，實爲拼合宋撫州本與屬元删節加評本系統的甲辰字有注本而成。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藏有五十卷全帙，韓國多處圖書館藏有殘本零帙。甲寅字本主底本爲經修版增補的有庚寅增注的宋撫州本，而襲取、借鑒了甲辰字有注本的排版、組合方式，據甲辰字有注本拼入劉辰翁評點與圈抹。在李壁注方面，除了限於活字版式不作擠版且將宋本三行補注改作雙行補注外，甲寅字本基本忠實地反映了宋撫州本中王安石詩、李壁注的面貌，如修版的補注，亦一一依照撫州本的位置擺字。在劉辰翁評方面，甲寅字本據甲辰字有注本中顯豁的陰文「評曰」插入劉辰翁評，並依樣擺入圈抹。甲辰字本中並不顯豁的劉辰翁評，則往往脱漏；個别拼入的劉辰翁評，亦有錯置。遺憾的是，從校勘來看，甲寅字本所據的底本宋撫州本，原缺卷十九、卷二十，共缺二卷，部分書葉亦有錯裝與脱葉。擺字過程中，因底本漫漶不清等原因造成的甲寅字本誤擺形訛亦較夥。

李壁注的版本系統複雜，存世版本中，文獻價值最高的，當屬宋撫州本和朝鮮甲寅字本。撫州本雖僅存十七卷，而該本實爲朝鮮甲寅字本祖本，七行十五字的版式，乃至刷印時的裂版、擠版、補版等信息，都能幫助我們判斷後來朝鮮甲寅字本緣何乙文錯訛。朝鮮甲寅字本拼合宋撫州本與甲辰字本劉辰翁評，爲我們瞭解李壁注的全貌提供了較好的參照。但這并不意味着王常本、毋逢辰本等失去了其文獻價值。王常本雖删削了不少注釋，但其所删削的底本是有補注的版本，部分補注仍然依從舊式保留在題下或卷末；且該本實爲劉辰翁評的祖本。毋逢辰本一系，在文獻傳承上具有重要作用，是明清以來接觸李壁注文本的重要媒介。

五、李壁注的早期著録與徵引情况

李壁注成書後，當時即有流傳。袁本《郡齋讀書志》的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卷下著録，題稱「《王荆公詩注》五十卷」，而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中著録作「《注荆公詩》五十卷」。其中，陳振孫在解題中除了介紹魏鶴山作序外，還言及曾極曾幫助李壁作注〔二八〕。其後，馬端臨《文獻通考》中的著録，襲用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中所記。

作爲李壁注的作序者，魏了翁屬李壁注的最早讀者。今傳的《讀書雜抄》、《經外雜抄》爲魏了翁讀書雜抄筆記〔二九〕，其中《經外雜抄》中有多條條目，或明徵或暗摘自李壁注，以作爲魏了翁自己「詩材」儲備之用。劉克莊《後村詩話》、方回《瀛奎律髓》也對李壁注有所指正，而這些議論所引李壁注，均出自李壁注的宋本系統〔三〇〕。

明初南京文淵閣中，曾藏有李壁注本，永樂三年（一四〇五）至永樂五年（一四〇七）編成的《永樂大典》中，引及「王安石《臨川集》某詩」或「王安石詩」「王荆公詩」等，有的是無注的王安石詩，有的王安石詩則有夾注，其注文即本於李壁注。《永樂大典》永樂正本下落不明，嘉靖副本在清末大量散佚，今存嘉靖副本殘本中，帶有李壁注的王安石詩共計四十二首〔三一〕。從注文來看，《永樂大典》所引李壁注當出自撫州補注本或撫州增注本。其中，尤以列入「茅竹」條下而徵引作「王安石《臨川集·張奉議茅竹子》」爲顯證，蓋此詩原題「答張奉議」而有題下有大字「茅竹」之補注，而《永樂大典》誤以補注屬詩題而隸「茅竹」條下，又誤闌注文「子由」之「子」作大字，由此可知，《永樂大典》據有題下補注的李壁注編排抄入。至於緣何摘録李壁注本而題作「臨川集」，當爲編纂《永樂大典》時，無論有無注釋，將涉及王安石的詩統一改題「臨川集」之故。

正統六年（一四四一），楊士奇等編録北遷至北京文淵閣的藏書情况，編爲《文淵閣書目》。今存的《文淵閣書目》版本可分三系〔三二〕，作爲楊士奇編爲定本之前的草稿本系統的漫堂鈔本，於「荒」字號「詩集」第八橱中著録三種《王荆公詩集》，至定本，則編入「月」字號第一厨「詩詞」。從後來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張萱編《内閣藏書目録》的解題和《永樂大典》徵引情况來看，這三種《王荆公詩集》中，疑兩種爲撫州本，一種爲卷端題作「劉辰翁批點」的王常本。不過，至萬曆時，此三種藏本都有部分卷帙散佚。伴隨着明代内閣藏書的烟消雲散，最終此三種書均未見傳世。

六、王安石集的其他版本

除了李壁注王安石詩以外，王安石詩文集的存世版本，主要包括兩個系統，一爲百卷本的龍舒本《王文公文集》，一爲源出王珏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所刻浙本百卷本《臨川先生文集》一系。

百卷本龍舒本《王文公文集》，今存二帙殘卷，一爲内閣大庫本，劉啓瑞舊藏，今藏上海博物館〔三三〕；一爲金澤文庫舊藏，今藏日本宫内廳〔三四〕。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據傅增湘攝製劉啓瑞舊藏本玻璃片製版，配以北京圖書館所藏宫内廳本照片，影印爲《王文公文集》全本一百卷。存世的龍舒本並無序跋，結合刻風、刻工和文獻等，可知該本當即王珏識語提及的「比年臨川、龍舒刊行」中的龍舒本。除兩帙孤本外，龍舒本後世未見翻刻。

浙本一系祖出紹興二十一年王珏刻《臨川先生文集》。王珏本刻版屢經遞修，存世之《臨川先生文集》遞修本有二十餘帙，其中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所藏兩帙蝶裝殘本爲目前可見的最早印本，而二者均已經過宋代和元代的修版、補版，其中北大館存卷五二至五五，全爲文章部分；上圖藏爲「目録上」一帙。部分蝶裝本爲宋刻葉者，明印本已改用補版葉。明代印本，根據印本的面貌，可以分爲四期。從印本和文獻記載看，王珏本書版不晚於明永樂八年（一四一〇），已移置北京國子監。北監當時約缺十分之一的版片〔三五〕，隨後，永樂十五年，楊士奇曾對該書進行補版，在書前輯録宋人語録，並添入吴澄序言一篇〔三六〕。成化以前，北監又陸續對王珏本的書版進行了多期修補版，之後長期未有修補，版片或有丢失，或漫漶不堪用，嘉靖五年至六年，復進行了一次大規模修補版。清代中期，黄廷鑑曾以印次較早的印本校勘晚印本，書寫校語於晚印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〇三五七五）上，而黄廷鑑用於校勘的早印本下落不明。根據黄廷鑑校本上的校語可知，黄氏參校的早印本約刷印於元代，與北大、上圖所藏蝶裝殘本屬同一印次，其校語揭示的王珏刻遞修本早印本的面貌，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元代至明初，除對王珏本版片修補外，文集未見翻刻本存世〔三七〕。嘉靖時期，《臨川先生文集》有多種翻刻本，包括嘉靖蘇式刊本、劉氏安正堂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建陽刻本、應雲鸑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六）撫州刻本。嘉靖蘇式刊本有兩版，每版復有多種印次，刻風接近、版框尺寸基本一致。其中，最早的蘇式刊本當爲嘉靖十年左右在蘇州刊成，其後有何遷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撫州翻刻本。存世的蘇州本有早印、晚印之别，該書書版在嘉靖中後期有大規模補版，包括卷首叙、目録、正文卷一至十一及卷九一至一百的書版全部補刻，遂有蘇州補版晚印本〔三八〕。蘇州本書前加入了黄次山爲詹大和臨川刊本所作叙。但嘉靖蘇州本並非對詹大和臨川本的翻刻，而是依照某一明代存的王珏本較早印本爲底本翻刻，在底本漫漶或存在闕葉的情况下，參考王珏本晚印本及相關資料校訂後形成。黄次山叙，則或從其他文獻中添入。何遷本並非嘉靖蘇式本中的最早之本，實爲據嘉靖前期的蘇州早印本翻刻而成，間增誤字，而不同印次本之間，亦略有差别〔三九〕。萬曆光啓堂本據何遷本的萬曆修補版晚印本翻刻，何遷本誤字往往沿襲，何遷本晚印本的漫漶處，復加臆改。明末至清代，何遷本影響深遠。安正堂本使用約正德年間刷印的印次接近黄廷鑑校本的有大量闕葉之本作底本進行翻刻而改變行款，内容也多有缺損、訛誤，對舊本的缺字、墨釘等或徑删或臆補。應雲鸑本以安正堂本爲底本翻刻，並取嘉靖蘇州早印本作了大量的校補，以彌補底本之不足，但仍有不少訛誤襲自安正堂本〔四〇〕。

七、本書的整理體例

本次整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日本蓬左文庫藏朝鮮甲寅字活字本爲底本，參校以李壁注的宋撫州修補版印本之十七卷殘本（校記中稱「殘宋本」）、王常本、毋逢辰本、清綺齋本。蓬左文庫藏本闕葉，以高麗大學藏朝鮮甲寅字本配補。整理時不闌入甲寅字本以外的朝鮮本，故省稱朝鮮甲寅字本爲「朝鮮本」。清綺齋本印次有别，因增補内容祖出宋撫州本，故取内容有增補的晚印本。

王安石的詩作，另以龍舒本與浙本系統的王珏刻遞修本（校記中稱「王珏本」）、應雲鸑本、何遷本比勘。王珏刻遞修本主要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印次較早之明印本（書號：〇七六六七），缺葉等參以國圖藏稍晚印本（書號：〇八七二一）。國圖藏黄廷鑑校本雖刷印更晚而多有缺葉、墨筆誤描等，然其上所載黄廷鑑朱筆校語揭示了王珏刻遞修本早印本的面貌，故轉録其文，以覘王珏本在輾轉修補中的異文流變及其對應雲鸑本、何遷本等版本之影響。王珏本總目部分，另校以上圖藏本。吴説編《古今絶句》、吕祖謙編《宋文鑑》中收録了不少王安石詩；魏了翁《經外雜抄》、《永樂大典》所引李壁注雖僅吉光片羽，然皆彌足珍貴，今亦納入參校。

李壁注本版本系統較爲複雜，朝鮮本雖保留了較多的文本，但擺字中訛誤較多，在整理校勘中，大體遵循以下原則：

一、李壁注目録不出校記，校勘具列正文之下。龍舒本與浙本系統中部分王安石詩作，各本書前總目、卷目與正文詩題間亦存異文，其與李壁注本互有異同者，酌情出校。

二、朝鮮本多形近誤字。王安石詩有訛誤者，一律出校校改。注、評中顯屬形近訛誤者，爲避繁冗，徑改不出校。

三、李壁注本版本校勘中，宋撫州本十七卷殘本文獻價值高，然該本亦間有手民之失。凡朝鮮本與宋撫州本有異，一般皆出校。元删節本系統，校勘依詩、注之不同，出校原則不同。詩歌部分，王常本、毋逢辰本、清綺齋本有異文者，出校記。注釋部分，凡王常本等因調整版式體例而增被釋句者，不出校記；凡朝鮮本不誤，王常本、毋逢辰本、清綺齋本節略或訛誤者，不出校記；據王常本、毋逢辰本、清綺齋本校改者，則出校記。朝鮮本卷十九、卷二十實祖出毋逢辰本，此二卷内，更重王常本校勘價值。清綺齋補葉本增補内容，實爲宋撫州本流裔，一般皆出校。今存《永樂大典》殘本中，凡録及王安石詩李壁注者，皆於對應詩下出校。

四、王安石詩歌，龍舒本、浙本系統本及《古今絶句》、《宋文鑑》所載有異文者，凡與底本兩通且存價值者，一般均出校；底本不誤而他本顯爲版刻誤字者，一般不出校。龍舒本編次迥異，出校者，均録其卷帙；若李壁注本所載之詩不見於龍舒本，亦出校記。李壁注本詩歌編次接近浙本系統編次，若浙本系統編次不同或不載者，亦出校記。

五、李壁注中，多有王安石詩歌異文校勘。龍舒本、浙本系統本與李壁校勘有同有異，爲明各本面貌，不避繁冗，亦列示異文。

六、部分詩歌正文，李壁注本系統各本原作缺字。今仍其舊貌，不從龍舒本、浙本系統本等回補，僅出校記。

七、李壁注本中，部分詩與其他宋人詩重出，間攙僞作，尤以古詩卷二十一爲多。今一律存其舊貌。與他集重出詩，一般不出校他集異文，僅在朝鮮本與龍舒本、他集等均有異文而證爲朝鮮本之誤時，引他集參校。

八、王安石部分詩歌原有自注，在龍舒本與浙本系統中，間或保留，李壁注中個别有與王安石自注混淆者。清綺齋本翻刻時，多據浙本系統本添注「公自注云」者，然其中亦有誤添者。自注之異文，一般皆出校。

九、宋撫州本補注，通過剜版方式修版補入，或載題下，或載詩後，或載卷末，間或出大字「〇」、陰文「補注」、大字「補注」字樣以識出。個别卷中補注，或因版片空處不多而誤載於鄰詩。卷末補注，隨版片空處增添，次第不盡依卷内詩作排序。朝鮮本據撫州本擺字，補注亦往往隨載題下、詩後、卷末。部分補注則與原注混淆。今詳爲釐析，並將詩作題下、詩後補注，移至詩末「補注」後，另出校記識其移易始末。

十、凡有補注、庚寅增注，則於對應王安石詩句下加「△」、「▲」，以便翻覽。

十一、底本朝鮮本從宋撫州本、朝鮮甲辰字本而出，其中宋本間隔用空字，朝鮮本多已改作「〇」，而亦有誤將表敬空字或漫漶字改作分隔之「〇」者，出校校改。此外，朝鮮本中，仍多空字，個别實沿襲宋撫州本之注語間隔而來，遵本書例而改作「〇」；其他情况，則予以詳考。若空字實無從考者，補作「□」。此外，朝鮮本有字而漫漶無考者，補作「■」。

十二、李壁注旁徵博引，今儘量查考相關文獻之善本，予以校勘，然不輕易校改，亦不妄補書名篇名，以存舊貌。所引與傳世文獻有異文者，部分異文，出自李壁注釋隨文改易，一般不作校改，不另出校；部分屬朝鮮本文字訛誤，則作校改；凡注文與傳世文獻文字出入較大且各有參考價值者，酌情出校以利比勘。部分作者、出處誤題，酌情出校。

十三、避諱字，凡缺筆等一般不出校；王安石詩及李壁注中，因避諱改字，乃至各本用字歧見（如改「匡」作「光」「羌」而致異文），或難詳原委（如改「許慎」作「許謹」），或因缺筆諱字而致訛誤（如誤「何胤」爲「何徹」），則出校。個别異體字、俗體字，從宋撫州本起即已沿用，遵底本舊貌而不作統一，其他則徑改而不出校記。

十四、底本朝鮮本據朝鮮甲辰字本擺入劉辰翁評，其脱漏、誤植、錯訛，據最早載劉辰翁評之王常本校正，另參校以毋逢辰本。唯劉辰翁評之圈點批抹，限於體例，概不保留。

十五、朝鮮本書前有序跋、年譜。今於書前補入王常識語，序跋依時代先後重新編次。部分序跋，或載别集，或有他本可校，據以出校。具體參校本，見篇下注。李壁注清綺齋本、張元濟石印本序跋及諸家目録題跋筆記、版本源流考、源流圖等，著爲附録。唯撫州本徐鴻寶題跋、張元濟舊藏毋逢辰本書前沈曾植手札，《王安石詩李壁注版本源流考》已全文徵引，兹不複載。

本書整理，緣起於張鳴先生的宋詩研究課。十載寒暑，慢抄細校。在訪書之中，得到了許媛婷、吕玉女、李更、張麗娟、瞿艷丹、黄美琳、董婧宸、鄧楊等師友的幫助，也得到了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京都大學圖書館、高麗大學圖書館、臺北故宫博物院圖書文獻館等藏書機構的協助。點校整理時，中華書局許慶江老師亦多有幫助，謹此一併致謝。限於學力，整理中也一定有疏漏和欠妥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董岑仕

庚子歲龝，寄居京師爾雅居

【注釋】

〔一〕語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百川學海本。

〔二〕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六《跋劉静春與南軒帖》，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本；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十四《跋静春先生劉子澄帖》，四部叢刊影印宋開慶本。

〔三〕見真德秀《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記載。此時，朱熹與李壁亦有書札往來，李壁的書札大多已佚，而朱熹的回信今多留存。

〔四〕朱熹《答李季章》：「承問及先人紹興中文字，遺稿中劄子第三篇，疑即此奏，豫章所刊集中有之，今以納呈，已加籤貼於其上矣。」《晦庵集》卷三十八，見《朱子全書》册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一七〇六。

〔五〕李壁《在唐安郡圃作》，《全宋詩》册五二，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三二三二一。

〔六〕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一五八。

〔七〕脱脱主編《宋史》卷三九八，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頁一二一〇九。

〔八〕樓鑰《李壁秘書省正字》，《攻媿集》卷四一。

〔九〕真德秀《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西山文集》卷四十一。

〔一〇〕成書於北宋宣和年間的蔡絛《西清詩話》，曾言及王安石「文迄無善本，蓋鬻書者夸新逐利，牽多亂真」，説明當時有坊刻王安石集，而作品往往真僞摻雜。另外，南宋紹興年間刊刻了多種王安石集，往往有「舊本」之依，這些舊本，亦有可能爲北宋所編舊本，詳下。

〔一一〕楊仲良編《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〇「尊王安石」條、《臨川先生文集》王珏識語、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臨川詩注序》、葉夢得《石林詩話》等，均提及薛昂受詔編定之事，楊仲良書載薛昂編集事始於其「重和元年六月壬申」之奏，而王珏識語，言「政和中門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資，皆被旨編定。後罹兵火，是書不傳」，按，重和元年六月實即政和八年（一一一八），是年十一月起改元重和；楊仲良書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改編，而今《永樂大典》輯本《長編》無徽宗朝事。從王珏識語來看，薛昂之後，宣和年間，王安石孫王棣又奉旨編纂王安石集，兩者時代相去不遠，前後所編當爲同一書，王棣編訂，當在薛昂的基礎上進行，而此書到南宋，幾乎不傳。

〔一二〕王珏序中言：「比年臨川、龍舒刊行，尚循舊本。」指出了當時所見臨川、龍舒本皆有舊本之依的事實。

〔一三〕何遷本卷前，黄次山《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叙》言：「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黄，讎正之難，自非劉向、楊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可見當時閩、浙已有刊本，詹大和往往因襲，并坦言自己所校本緣是而「先後失次，舛訛尚多」。

〔一四〕參見上注，詹大和臨川本的底本當爲閩、浙舊本，而底本質量不高，且成書倉促，故此本頗多舛訛也情有可原。故孫覿《與蘇守季文》中載「比臨川刻荆公詩文，贋本居十之一，而錯謬不可讀」（孫覿著，李祖堯注《孫尚書内簡尺牘》，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對臨川本評價頗低。又，黄次山，字季岑，元人危素撰有《黄次山傳》（《危太樸文續集》卷八），所撰《三餘集》，《宋史·藝文志》著録爲「黄季岑《玉餘集》十卷」；「玉」當爲「三」之訛。楊士奇編《文淵閣書目》卷九載「黄次山《三餘集》一部二册」；萬曆三十三年張萱編《内閣藏書目録》卷三載「《三餘集》二册，全，宋知邵州豐城黄次山著，凡十卷」。編《永樂大典》中所録《三餘集》，當即南京文淵閣舊藏後入藏北京文淵閣之二册本，至萬曆時，明内閣中仍存全帙。今傳《三餘集》，則僅存四庫全書館從《永樂大典》輯出之本，輯佚時另參《豐城縣志》，以爲「（黄得禮）次子彦平，字季岑，號次山」，故題黄彦平撰。本文從危素之説。《永樂大典》輯本《三餘集》之翰林院四庫底本，今存南京圖書館，每篇逐葉另起，編次等亦與四庫本不全同，當爲初輯之態，該本中，《王介甫文集序》載卷四葉十三至十四，與何遷本書前序偶有異文，而無最末之年月之記。另外，黄次山叙，原爲詹大和臨川本而作，而在明嘉靖年間，此篇序文被添入王珏本的翻刻本中，前人由此對王珏本、詹大和本源流關係多有誤會。

〔一五〕《永樂大典》卷九〇七引汪藻《浮溪集》，詳見後述。

〔一六〕按，詹大和之墓誌，爲汪藻應詹大和之子詹柬之之求，參據詹大和從兄詹至所作行狀而作，見《永樂大典》輯本汪藻《浮溪集》卷二八《詹太和墓誌銘》。頗疑汪藻所閲的分前後集之本，即詹大和所刻臨川本。又，詹大和刊臨川本據閩、浙舊本「譜而校之」，而鄭樵所著《通志》成書於紹興後期，而鄭樵生活於閩地，所著録之前後集一百八十卷本，或爲詹大和刊臨川本所依閩地舊本，或爲詹大和本，不能遽定。

〔一七〕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九九九。

〔一八〕程敦厚《臨川文集序》（《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九，葉一四）言：「鄉人杜仲容悉裒臨川凡所論著，合爲『大成集』，鍥木以行於世，曰：抑有以也，謂吾州里唯知尊蘇氏，而不博取約守，以會仁智之歸，彼自陋也。將因以廣之，予於是樂爲之書。」

〔一九〕此説參見祝尚書《宋人别集叙録》。又，晁公武從程敦厚處得見先祖晁迥《耄智餘書》，而杜仲容眉州刊本正由程敦厚作序，亦可參證。

〔二〇〕《奉使詩録》，在宋代著録中多有異名。《臨川先生文集》王珏本卷八四收《伴送北朝人使詩序》，言及王安石奉命使北時，「時竊詠歌，以娱愁思，當笑語」，而將所作詩作「悉録以歸，示諸親友」，知王安石最初命此詩集爲「伴送北朝人使詩」。《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集類·别集」下，著録有「王荆公《奉使集》一卷」。《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最初是北宋元祐二年（一〇八七）至政和年間秘書省陸續訪求補寫秘閣原闕之書的書目，南宋紹興十三年，向子固建議根據南渡以後秘閣藏書情况點對，遂有紹興改定本《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而著録中「《奉使集》一卷」下不注「闕」字，知紹興時南宋秘閣實藏其書。紹興間刻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卷七十《入塞二首·其二》（此詩王珏本載卷三一，李壁注本載卷四五，均題「涿州」）題注言：「此一首誤在《題試院壁》，觀其文，乃是出塞辭，《奉使詩録》不載，恐脱，不敢補次之，輒收附於《入塞》之後。」可知《奉使詩録》曾行於世。尤袤《遂初堂書目》「本朝雜史」下著録有「王文公《送伴録》」，「本朝故事」下著録有「王介父《送伴録》」，當有重出，而著録之書，亦疑爲《奉使詩録》之異名。

〔二一〕參見陸游《渭南文集》卷二七《跋荆公詩》所記陳輔金陵刻本與《永樂大典》卷九〇七「詩」下所引汪藻《浮溪集·跋半山詩》所記《半山别集》二刻本。

〔二二〕參見《永樂大典》卷九〇七「詩」下所引汪藻《浮溪集·跋半山詩》及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中所著録的《臨川詩選》。

〔二三〕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三三七。

〔二四〕陸游《陸游集》第五册，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頁二二三五。

〔二五〕蔡絛《西清詩話》卷下，見張伯偉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明鈔本西清詩話》，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二一六；又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四引《西清詩話》。

〔二六〕按，筆者曾於臺北故宫圖書文獻館借閲此書，而此書行款及部分圖版，見於昌彼得：《連城寶笈蝕無嫌：談宋版李壁注王荆公詩》，《故宫文物月刊》九卷一一期，一九九二年二月；許媛婷：《人生樂在相知心：談李壁注王荆文公詩》，《故宫文物月刊》第二八三期，二〇〇六年十月；另外，鞏本棟《論〈王荆文公詩李壁注〉》，《文學遺産》，二〇〇九年第一期，（其後收入鞏本棟《宋集傳播考論》，中華書局，二○○九年），對此本内容多有討論。

〔二七〕嚴元照《悔庵學文》卷八，清光緒刊本，葉十二B—十四B。弘治《撫州府志》卷八「通判題名」下記胡衍嘉定十六年以朝請大夫通判撫州。

〔二八〕按，李壁注中提及不少與曾極往還的材料，但往往散見；陳振孫作解題，多參考摘引原書的序跋而寫就，這裏言及的曾極襄助一事，或爲今已亡佚的胡衍跋中提及的。

〔二九〕按，今傳的魏了翁《讀書雜抄》、《經外雜抄》二書，原當爲《宋史》本傳所記的魏了翁著《經史雜鈔》，亦即《文淵閣書目》中著録的「《鶴山渠陽雜鈔》」，後世在傳抄中分成二書，其分合源流關係，參見杜春雷《魏了翁著述雜考》（《宋代文化研究》第二十五輯，二〇一九年）。另外，可以補充的是，今存的《永樂大典》殘本和清人所見《永樂大典》中，魏了翁此書正題「鶴山渠陽雜抄」，與《文淵閣書目》著録合，而條目内容亦散見於《讀書雜抄》、《經外雜抄》。從「渠陽」（靖州古名）之名來看，《雜抄》當爲魏了翁寶慶元年（一二二五）黜靖州居住後所作。

〔三〇〕另外，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八，亦議及「雁湖注荆公詩」，然而所論似全本於魏了翁所作序，且僅同於魏了翁集本序，而與撫州本書前序不同，不可遽斷所閲是否爲李壁注之原書。

〔三一〕此外，劉敞《公是集》（《永樂大典》輯本）誤輯有李壁注的王安石《晝寢》詩，亦源出《永樂大典》嘉靖副本。

〔三二〕按，《文淵閣書目》的版本分系及性質考察，參劉仁《〈文淵閣書目〉版本系統考論》，《文獻》二〇一九年第七期。

〔三三〕劉氏舊藏，存目録二卷，正文卷一至三，八至三六，四八至六十，七十至一百；入藏上博時，卷十七至二十散出。其中，卷十七、十八、二十曾現身拍賣會。

〔三四〕存卷一至七十。

〔三五〕楊士奇《題王臨川文後》，《東里文集》正統刻本卷十葉八B。

〔三六〕楊士奇補版情况，參見北京大學藏王珏刻嘉靖六年修補版印本中所載楊士奇永樂十五年識語。又，所添入吴澄序，原爲吴澄應危素之邀，爲危素增補校訂的《臨川集》而作，與王珏本書版的修補版無關。

〔三七〕據吴澄《臨川吴文正公集》並部分王珏刻明印本、安正堂本、應雲鸑本所載吴澄《臨川王文公集序》，元時危素曾「搜索諸本，增補校訂」，但該本是否梓行，已難詳考。

〔三八〕在周弘祖《古今書刻》中，著録的王安石《臨川集》共有四種，包括「國子監」下有「《臨川文集》」、南直隸「蘇州府」下「《王荆公文集》」、江西「撫州府」下「《王荆公文集》」、福建「書坊」下「《荆公文集》」，結合《古今書刻》成書年代等來看，國子監藏版，當指時藏北監的王珏本宋元明遞修本版片；福建書坊地區刻版，當指安正堂本版片，應雲鸑本、何遷本均刊於撫州，撫州府下所指或難認定；而蘇州府下的「《王荆文公集》」，即指此種書版。陸深《陸文裕公續集》卷二有《吴中新刻〈臨川集〉甚佳雙江聶文蔚持以見贈携之舟中開帙感懷寄詩爲謝》詩，詩中陸深記聶豹（字文蔚）曾以吴中新刻《臨川集》相贈事，而稱聶豹「蘇州太守古鄴侯」，而聶豹於嘉靖九年至十年任蘇州知府，故知蘇州刻《臨川先生文集》，不晚於嘉靖十年。陸深獲贈事，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録初編》予以識出，又蒙華東師範大學劉成國老師提示，謹致謝忱。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比勘，四部叢刊石印本的内容，在正文底本與序跋上有拼配，四部叢刊的黄次山叙與目録二卷、正文一百卷，以蘇州補版晚印本爲底本攝製；卷前的王宗沐序，卷後的陳九川叙、章衮序、應雲鸑識，以何遷本爲底本攝製。四部叢刊本言以「上海涵芬樓藏明嘉靖三十九年撫州刊本」影印，所指意謂何遷本，但這一描述與書中大部分正文的版本並不相符，然不詳這一拼配過程是否是涵芬樓舊藏本便已配補、還是在確定底本後因各種緣故而對部分内容攝製底本進行更换。另外，四部叢刊的一印本到二印本之間，亦有描潤改動。此前研究往往視四部叢刊石印本爲何遷本之影印，這一認識並不準確。與四部叢刊本黄次山叙、目録及正文底本同版的蘇州補版晚印本，經眼的有國家圖書館所藏兩帙同板書（〇五〇四四、〇三二四七）等。隆慶年間宗文堂本的翻刻底本實爲嘉靖蘇州補版晚印本。

〔三九〕何遷本在翻刻時，沿襲了底本的蘇式刻風，唯初刻時誤脫卷十二葉九、卷六二葉八，故早印本此二葉均闕；中印本中，此二葉已補刻，寫樣風格與蘇式刻風不類，間用俗字，卷十二葉九内多有誤字。此外，卷九六葉十一、十二，亦重新補版。經不斷刷印，何遷本版片漫漶刓損情况較爲嚴重，萬曆以後的何遷本晚印本中又多補版，補版至少復經兩期，一期爲覆刊，間增墨釘，如卷八一葉九、葉十等，另一期寫樣改用通行的萬曆刻風，如卷一葉一、葉二等，補版中訛誤不少。

〔四〇〕關於王珏刻遞修本的印次、明嘉靖至萬曆年間翻刻本的源流關係，筆者另撰有《〈臨川先生文集〉版本源流考》，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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