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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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解读中东地区相对创业绩效的变化,需要仔细分析创业能力和潜力的动态变化。国家政策也是创业机会的决定因素之一。虽然在伊斯兰的早期,中东各国都支持商业发展,但随后它们几乎没有为提高创业绩效做过什么。1000多年来,他们把涉及创业能力的服务供给都留给了逐渐控制着大量经济资源的宗教基金。因此,宗教基金不仅出资沿通商要道修建旅商旅社,还给传授读写知识的学校提供资金。由于宗教基金部门旨在固定住那些专用于特定目的的资源,从而也限制了灵活性和创新,因此宗教基金吸收资源并使资源聚集在了对企业家精神十分不利的部门。正是国家任意征收和课税的嗜好迫使富人们寻求资产庇护,所以国家间接助推了宗教基金的形成。伊斯兰教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而确保其资产的是他们认定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伊斯兰教还通过其他几个渠道影响中东的企业家精神。其一是神职人员的影响。每代穆斯林神职人员中都有反对这类或那类创新的人物。他们为企业家精神制造了人为的障碍,从而降低了企业家精神的供给。然而,这种抵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广泛受益的创新同样能得到牧师的支持。牧师的阻挠类似于现代环保主义者的影响。如今的土地开发商面临着环保人士的反对,环保人士要求开发商证明(通常通过昂贵的法律程序)开发土地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环保主义的反增长运动减少了土地开发计划的投资,但还没到废止土地开发的地步。巨额利润的诱惑令投资者借助反环保运动战胜了对手。类似的,当中东商人认为创新有充足盈利时,以伊斯兰教名义施加反对往往只能起到延缓作用。
有益创新的机会从来都不是明摆着的。具备必要才能和动机的人一定首先注意到某个问题,感知到创造一种新需求的可能性,或是发现能更有效地满足现有需求的新技术或新资源组合。企业家是否察觉到新机会,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共话语为此做出准备的程度。这将我们引到了伊斯兰教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另一渠道上。伊斯兰教永恒完美的自我形象要求穆斯林社会漠...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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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信仰、法律、法规以及惯例,都是可塑的。因此,伊斯兰教中任何不利中东地区相对创业绩效的因素,总是受到反复思考和修正。19世纪的大规模改革证明,在长期以伊斯兰名义实施监管的地域内进行制度变革是可能的。
这些改革使个体创业者能够向银行借贷,建立永久性的组织,并根据标准会计准则追踪复杂的资金流动情况。因此,它们消除了导致中东企业原子化和短暂性的各种障碍。《财富》杂志编列了截至2007年2月全球2000家主要公开上市公司的名单,其中包括14家马来西亚公司,11家土耳其公司,5家沙特阿拉伯公司,3家埃及公司,2家巴基斯坦公司和1家约旦公司,共有36家公司的总部设在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些公司地理多样性的分布表明,现在在伊斯兰世界的任何地方创建大型私人公司都是有可能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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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马尔丁·阿富汗尼之后,今天的伊斯兰信徒常常声称,穆斯林是在停止履行正宗的伊斯兰教后失去经济地位的。事实上,穆斯林并未因移植了伊斯兰法辖区之外的制度而蒙受经济损失。正相反,他们急剧扩大了自己的创业能力,从而显著提高了该地区的绝对生活水平。如果没有移植这些制度,今天的全球2000强公司里,没有哪家能在伊斯兰法下生存或运营。
阿富汗尼也曾指出,欧洲的基督徒取得经济实力是因为他们并非真正的基督徒。他的话确也有几分道理。虽然大多数开创了新商业技术和新生产方法的威尼斯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遵守某种形式的基督教,但他们极少从圣经或教会法律中找寻解决业务问题的方法。在第二个千年初期发生的政教分离,使欧洲企业家能在基本上是非宗教的空间内发展出各种制度,而且通常无须担心宗教的反对。
诚然,基督教的历史并非千篇一律或一以贯之的世俗化进程。对于伊斯兰教的飞速崛起,东部基督徒不是去努力理解这一新教成功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而是将它视为对他们自身或兄弟们的罪恶的惩罚。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在指引他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出于同样的逻辑,今天的伊斯兰教徒宣称,为了克服伊斯兰国家的经济落后,穆斯林的当务之急必须是成为虔诚的穆斯林。至于经济生活,他们认为,穆斯林必须恢复伊斯兰教的早期做法。这种纯净而诚实的主导思想蒙蔽了伊斯兰教徒的眼睛,他们把这类说辞的表面意义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当成了伊斯兰传统经济制度和现代全球经济之间的不兼容。这种思想还把充满活力且具有潜在创造力的穆斯林的精力,从提高生产力的开放式思考转移到了无休止地争论“什么是正确的伊斯兰教”问题上。在某些生活领域,革新者还在担心自己是否会被指控推行了违禁做法,即在某些圈子被称为bid'a的行为。
在伊斯兰国家,并非每个人都赞同伊斯兰教徒的纲领。各色世俗人士的抵制引发了政治不稳定。阿富汗、伊拉克、苏丹、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经历证明,懂技术、有首创精神的人们纷纷迁...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