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的文化经验
——张慧瑜《以文学为媒介》序
李云雷
我跟慧瑜相识已近20年，在北大读书时是同学，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时是同事，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不过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文学评论与创作，慧瑜的光谱则要更加宽广，在读书时期他就对理论、电影、文化研究等感兴趣，文学只是他关注的领域之一，现在他调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更加侧重从传媒的角度研究文化问题与文化现象。比如他创办了“南门读报会”，带领学生从1946年创刊号开始阅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比如他关注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革命，编撰了《不远万里：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经验》一书；比如他关注“非虚构”与新闻写作，与学生一起进行非虚构写作的实践，等等。《以文学为媒介：20世纪中国的文化经验》这部书，仅仅从题目来看，就可以看到慧瑜研究重心的转移，即他更关注文学作为“媒介”所产生的传播效果，这可以说既与他对“纯文学”的反思有关，也与他回到北大之后新的自我意识与研究重心的转移相关。
这部书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慧瑜谈到，“如果说从五四到‘文革’，文学与政治处于密切的互动中，那么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文学逐渐失去了政治维度，也失去了想象社会和政治的能力，这也导致文学处于边缘位置，重建一种文学的政治性与寻找政治的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段话可以看作他文学研究的主要提纲，具体又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一是从五四到“文革”文学史脉络的梳理，二是对80年代以来“纯文学”的反思与批判，三是对当前文学现状的分析引导以及重建新的历史与文学主体的努力，这三个部分相辅相成，既有历史的纵深，也有理论的高度，从总体上呈现了张慧瑜的文学观及其新的实践面向。
在导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坐标》中，张慧瑜对构成当代中国人思维框架的传统与现代（时间）、中国与世界（空间）、乡村与城市（社会）三组文化坐标做出了反省与反思，他指出，“与这种截然二分的文化、社会图景不同，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了一种克服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政治逻辑”，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改变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想象，变成一种在批判传统中继承传统、在批判现代中追求现代的文化逻辑”，“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之旅，中国从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帝国变成现代化的国家。在根本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甚至比西方原发现代国家还要更先进、更彻底。但是，中国毕竟经历了与西方欧美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经验。”
在这里，张慧瑜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启蒙”与“救亡”的思维框架，也超越了90年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而从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丰富复杂的20世纪中国经验，其独特之处在于：他并不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和现代的文化逻辑视作是相互矛盾的，而是既肯定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又肯定现代的文化逻辑，即“在批判传统中继承传统、在批判现代中追求现代”，从而在实践中生成一种既“现代”又“中国”的现代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更加认同20世纪启蒙、革命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并将之作为思考历史与当下文化现象的核心立场贯穿全书，做出了富于历史感与学术性的精彩分析。
在对文学故乡与乡土写作的分析中，张慧瑜分析了鲁迅、路遥、刘震云、王祥夫等人的了乡土写作、非虚构写作与后工业时代的文化乡愁，将不同时代的“故乡”及其表现方式呈现出来，在历史化、问题化的同时探索当代文化的出路。在对《故乡》的分析中，他不仅指出了鲁迅对故乡态度的“分裂”与“同一”，而且指出“这样两重故乡的想象表面上是一种现代知识分子内在流放的产物，但是对于身处‘现代’之外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来说，这份乡愁却充满了裂隙和矛盾。”在对路遥等作家与“返乡写作”的分析中，他将他们笔下的乡村，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乡村的进程结合在一起，勾勒出了乡土想象在不同时代的变迁。更进一步，《舌尖上的中国》等纪录影像也纳入了分析的范畴，这既拓展了“故乡”的想象，也让我们看到了后工业时代“乡愁”的变异。他也不仅止于分析与反思，还与友人倡导“爱故乡”非虚构写作，试图突破消费主义的窠臼，让更多的人能够将对“故乡”的丰富体验表达出来，这既是文学批评的延伸，也是21世纪群众写作的一种文化实践。
新工人文学的实践与可能性，是张慧瑜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此书中，他不仅梳理“新工人文学”的来龙去脉，探讨工人诗歌与现代性、工业经验的关系，而且对众多新工人写作者的作品做出了分析，他指出，“以范雨素、许立志为代表的新工人文学，重新以文学为媒介书写自己的故事，让不可见的工业劳动变得可见，让不可触及的社会经验变成公共文化。”在这里，文学作为一种媒介，重新建立起了个体心灵与社会、世界的有机联系。他不仅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探索新工人文学的可能性，而且将所思所想进行认真的实践。从2014年秋天开始，北京五环外有一群喜欢文学的打工者组成了“新工人文学小组”，他们利用周末时间，与城里来的文化志愿者一起切磋、讨论文学，涌现出了范雨素、李若、小海等新工人写作者。张慧瑜是这个“文学小组”的志愿者和主讲老师，他谈到：在讲课的过程中，发现有两个环节受到大家欢迎，“一是轮流朗读作品。这种朗读的方式不只是让大家熟悉作品，更重要的是让每个工友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第二环节是点评工友的作品，“不管是批评，还是表扬，写作者都感受到是一种鼓励，工友意识到自己不只是学生，也是一位可以创造文学作品的‘作者’，与此同时，从其他工友的评论中，大家也能获得一种集体的交流和认同。”从这种讲授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唤起新工人写作者“主体性”的过程。而新工人写作者“发出我们的声音”的努力，也正是新的历史主体生成的过程。
现代主体与文化困境，正好是张慧瑜关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此书沿着时代发展的脉络，重点分析了20世纪中国启蒙主体、革命主体的困境与复杂性，而伴随着新启蒙话语的破产，在新世纪新时代，谁在讲故事、在讲谁的故事、在以什么样的方式讲故事？新的历史或政治主体在哪里，是否正在历史中生成？这些问题既是叙述学意义上的问题，也是文化研究意义上的问题，构成了他最为关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他从事文学批评与实践的动力，无论是对非虚构写作的倡导，还是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实践，以及对“纯文学”的反思等，都是他寻找或呼唤新的历史主体的努力，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张慧瑜文学批评的敏感性与实践品格。
作为最切近我们的历史，20世纪虽然已经远去，但与我们的时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经验是丰富复杂的，在“打开理解20世纪中国的文化空间”一章中，张慧瑜通过阅读汪晖、钱理群、贺桂梅等学者的著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思路，但时代不同，学者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研究者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研究的“经典化”与“古典化”，或许正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在这样的视野下，文学正在重归某种既定的秩序，从而逐渐丧失了激情、疼痛感以及与时代生活血肉般的联系，而后者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所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张慧瑜的文学研究、批评与实践，正是对当代文学“古典化”倾向的反叛，也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继承。在“后记”的最后，他说希望以后“在研究上多做一些调研，把经验带入学术思考中，希望自己的思考和研究能够与当下的时代命题保持一定的呼应和互动关系”，这正是一个新世纪新青年所应有的追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与慧瑜共勉。
是为序。
2021年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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