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女童连续失踪事件》的原文摘录

  • 任何资料我都不轻易相信。警方与检方的调查书、初始陈述书都将被告描述成罪犯,媒体报道的内容几乎全来源于日本司法机关提供的信息,辩护律师撰写的材料则只是一味地辩护。 作为记者,我不为他人的利益去采访报道,只以事实为依据。自打从事这份职业以来,我便牢记:兼听则明。 (查看原文)
    连木木 10赞 2022-08-03 09:06:09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动机
  • 对家属置之不理的情况在日本刑事案件中一直很常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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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三章 委托
  • 终于到了将这个案子制作成节目的时刻,我坐在办公桌前思考着。 名为“采访”的飞机已经驶出停机坪,走完了滑行道,开始在跑道上滑跑。接下来要判断是否起飞。在做调查报道时,决断非常重要。值不值得报道,决定着记者的生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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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四章 决断
  • 一般来说,警方与检方会留存没有在审判中递交的调查书和办案记录。起诉后,这些材料由刑事部检察官移送到负责公审的检察官手里进行筛选,只有适合定罪的有利证据才会提交法庭。我采访一位前检察官时才知道,未提交到法院的证据,在检察厅内部被称作“残留记录”。证据本该为追寻真相而存在。可现实中,证据仅仅为侦查人员的立案工作提供了方便。检方甚至将残留记录称作“消极证据”,像上文出现的前侦查队长一样,用“这种事情有的是”“这是毫无意义的”之类无关痛痒的理由一笔带过。发现误判、残留记录才是“积极证据”时,他们依然装聋作哑。评估证据难道不应该是法院的工作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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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五章 报道
  • 日本警方总会隐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如今的我,在“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中,再次面临相同的境况。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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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五章 报道
  • 这个消息是野中记者获取的,很可能是个重磅独家。它的分量太重,不能仅靠一条消息就报道,必须慎重证实其可靠性。我冷静下来,意识到这个消息介于能报道与不能报道之间。这次的再鉴定,是东京高等法院接受即时抗告后,委托法医学者实施的,直接影响到法院是否再审的决定。在这个阶段,如果媒体先于法院把再鉴定的结果告知大众,不一定会把事态引向正确的方向,稍不留意甚至会全盘皆输——“媒体抢先知道结果是很大的问题。”之前,宇都宫地方法院就以鉴定的毛发不知来源为由,拒绝了再审申请。我必须慎重对待,以免追悔莫及。我决定先验证消息的可靠性。经过多方查证,我得知检察厅与警察厅已经知道这个结果,受到极大的震动。曾经信心十足的栃木县警方都在为如何应对而发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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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六章 成果
  • 简单点说,科警研的逻辑是,新的鉴定方法证明两人的DNA型不一致,只能说明精确度提高了,并非旧方法有误。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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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六章 成果
  • 曾被多次委托实施DNA型鉴定的本田教授居然被检方认为“整体缺乏可信度”,真是荒唐。他们如此拼命反击,大概是因为科警研的MCT118法鉴定一旦推翻,之前将其作为证据的其他案件就有翻案的可能。“18-24”——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鉴定书上的这个数字组合。这是我与“18-24”的初次相遇,可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这组数字有多重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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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六章 成果
  • 被害人家属像训孩子一般训斥了检察官。这正是只要逮捕凶手便万事大吉的司法机关与渴望知道真相的家属之间最大的差别。五月三十一日,我在《番记者》节目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随后在多个节目中将松田女士那句“你们难道不会说对不起吗?”以及迟来的被害人鉴定消息播报了出去。《番记者》播出后第二天,菅家的辩护团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强烈谴责检方。我站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心情复杂地听着辩护团的发言。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被害人家属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辩护团不断发声……检方已经四面楚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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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六章 成果
  • 不是他们不让我见菅家,而是他们不让菅家见我。菅家很需要一个能倾听他无罪诉求的对象。可是,法务省是不会允许的。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菅家只能一封接一封地写信。这难道不是世上最微弱的声音吗?不,还有更微弱的声音。我应该去倾听那些九泉之下的小女孩的声音。我要将那盘奥赛罗棋翻盘,将真相公之于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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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六章 成果
  • 可不论如何,我只是个记者,如果警方放任真凶不管,将其危险性报道出来才是我的本职工作。事到如今,我也该坦白了。我已经锁定了一个疑似“鲁邦”的男人。如前文所述,开始调查这个案子的第二周,我整理出一个黑色文件夹,文件夹的内容指向一个男人。那时“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采访工作还未开始,我并不知道他就是现在的“鲁邦”。案子的采访工作开始后,我也在暗中调查这个男人,越查越让我深信不疑。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冤案报道,自始至终都是那个天理难容的凶手。“冤案报道”与“追踪真凶”对我而言是一体两面,都关系到被害人与被害人家属。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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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七章 追踪
  • 我在本书开头就写过,我非常讨厌追诉时效,尤其是杀人案的时效。自首是死路一条,躲得时间够长就能一笔勾销,如此一来,凶手肯定会选择后者。这样的人断送了别人的人生,最后却因为时效过了就得到豁免,让人无法忍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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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七章 追踪
  • 辩方与检方推荐的两位鉴定人都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法医学家、DNA型鉴定专家。两位专家运用最新鉴定技术检测出的DNA型居然不一致,难道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吗?这不正说明了DNA型鉴定本身不足为信吗?可我又立刻推翻了自己的想法。鉴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也不是不可能。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鉴定试样的问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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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八章 混乱
  • 也就是说,一旦在“足利事件”的再审中承认科警研的错误,便意味着最高法院的判例被推翻,“饭塚事件”很可能被曝光在大众面前,成为动摇日本死刑制度及司法系统的一大事件。届时法务省恐怕会陷入大麻烦。所以我才说,我若是日本司法人员,绝对不想与它有任何瓜葛。森大臣应该只是按照政府办公的常规流程签署了《死刑执行命令书》。但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七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死刑的执行命令要在法院判决后六个月内完成。同一时间,菅家的DNA型再鉴定一事正闹得沸反盈天,如果森大臣知道当初菅家的DNA型鉴定和“饭塚事件”的鉴定是用同一种方法、由同一技术官实施,他还能如此果决地签署文件吗?简直糟糕透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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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八章 混乱
  • 我想起松田女士第一次打电话来时对我说的话:“请你不要再给我们写信了,这让我们很困扰。我们不打算接受采访。”自那天以后,多久过去了?松田女士多次接受了我的采访,如果没有她,很多事将永远隐没于黑暗。要是没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这个案子会有怎样的结果?我不敢去想。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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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八章 混乱
  • 法庭上的检察官仿佛潘多拉,拼命想要盖上潘多拉魔盒。他们到底想守住什么东西呢?是科警研的威信、“饭塚事件”的判决,还是“DNA型鉴定的神话”?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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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八章 混乱
  • 面对没完没了的争论,我焦虑起来:司法鉴定过程中,请不要将错误的实验方法称之为科学!所谓科学,是实验结果可以重现、实验结论可以向世界推广的学问。检方之前一直拒绝再鉴定,还把试样常温放置,任其劣化,导致用最新技术也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我都替本田教授与铃木教授抱不平。莫非检方和科警研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放烟幕弹?我不禁长叹一口气。身处现场的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在电视上报道这场庭审。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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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八章 混乱
  • 法院认为DNA型鉴定将菅家的退路堵死了,导致他不得不招供。换句话说,造成这起冤案的主要原因,是DNA型鉴定。“供述内容缺乏可信度,有明显的虚构内容,因此菅家并非本案凶手。”这是一份完全无罪的判决。最后,审判长看着菅家说:“由于没能充分倾听菅家先生真实的声音,导致其自由被剥夺,作为本案的审判长,我由衷地表示歉意。”话音刚落,三位身穿法袍的法官同时起立,向菅家深深地鞠了一躬。“非常抱歉。”这一幕发生时,带给我的冲击已经不足以用震撼来形容。我静静地看着象征绝对权威的法院与法官向菅家道歉,承认自己的过失,体内有什么东西沿着背脊在涌动。或许就是现在,日本已经被撼动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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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八章 混乱
  •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川副大臣,愤怒涌上心头——践踏了菅家人权的法务省不去将真凶绳之以法,反而一口一个凶手的人权,这不可笑吗?小川副大臣的回答分明在说,凶手逍遥法外的事实以及被害人家属的感受并不重要,所谓凶手的人权及时效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手上的材料来自既没有亲历案发现场,也没有与被害人家属交谈过的法务省内部人员。这些人觉得人命是什么?五个年纪尚小的女孩从世上消失了啊!我愤然离席,头也不回地走了。三天后,法务大臣柳田稔在就任庆祝会上大放厥词:“法务大臣只要记住两句话就够了:不便对个别案件进行回答;依据法律与证据行事。我都不知用过多少回了。”法务大臣们的工作态度令我惊愕。庆祝会后没多久,柳田大臣因为这两句话被迫辞职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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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九章 强震
  • 松田女士曾对我说:“检方不肯把衬衣还我,我就说,那请你们再认真地做一次鉴定,找出真凶。可他们也不肯。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这个案子了结?无论我们怎么说,检方都不理睬,他们只想自保,既不想承认错误,也不想陷入麻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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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自章节:第九章 强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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