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需的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

原文摘录   · · · · · · 

• 然而，一旦人们回过神来、恢复了意识，一系列的保护机制就会开始发挥作用。1953年，阿瑟·库斯勒（ArthurKoestler）对此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全部的真相还没能渗透到整个民族的意识当中，而且它对这个民族的人们来说可能将永远不得而知了，因为它太过可怕，以至于让人绝不敢公开面对它。一旦允许它进入人们的意识中，罪责的负担就会重到难以承受，它将彻底粉碎这个民族的骄傲……因此，许多善良和聪明的德国人对在他们面前提到奥斯维辛和贝尔森的反应是面色铁青，一言不发，就像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士听旁人提到了“性”这个令人不快的词，而她却无法（当然也不愿）理解“性”的存在：人们只是不谈论这些事情，仅此而已，其他人又会否认这些事实或称其为毫无意义的夸大，又或者他们会在同一时间提出若干个相互矛盾的论点，而自己却对这些矛盾毫不知情。在这种反应方式中，值得注意的是，它揭示了在那些与大屠杀没有任何关联的人中间（即在绝大多数德国人中间）存在的一种无意识的内疚情结……这种‘政治层面的潜意识'驱使了普通民众自发承担起对民族国家的胜利和失败、荣誉和罪过的集体责任……。” 现在回首那段历史，人们可以责备当时的德国人，因为他们错过也耽搁了太多的事情，又犯下过太多的疏忽。如果是从今天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切，你可能会怒发冲冠。“这个民族的沉默是极其可怕的。这个民族的沉默是令人震惊的——甚至比这个民族犯下的罪行本身更令人震惊。”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曾如是说。当然，他的这番话并非在专门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但那时存在的可不仅仅是沉默，有时甚至连是非曲直都被颠倒过来了。 (查看原文)

  bookbug 1赞 2022-05-07 08:58:08

• 与此同时，时至今日，世界上仍有相当大的阻力，使得承认不公正和暴力的行径变得困难，使得从黑暗的过往中吸取教训变得艰辛。在世人谈到必须为不可估量的严重战争罪行道歉时，不仅只有日本人显得畏首畏尾、迟钝僵硬。土耳其人仍然无比坚定地拒绝被旁人提醒，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亚美尼亚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至于荷兰人，尽管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有各种反对的声音，但他们依旧试图回避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那段殖民历史中留下的令人不齿的回忆。在以色列，虽然“修正主义”历史学家颇为仔细地研究了自己民族独立战争的历史，但他们的“研究成果”远未得到普遍的接受。如果捷克政府就连“驱赶”一词都要禁止其国家的档案馆使用，那么这个国家完全没能展示出在承担繁重的义务之前所应保持的谨慎姿态。如果说现在法国或其他地方的情况与上述案例有所不同，那可以被归结为是时间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记忆与遗忘之间的斗争必须始终进行下去。遗忘不公正现象和暴力行径的冲动，即犯罪凶手对于遗忘的冲动，也即所有在身份或心理上与他们产生认同者的遗忘冲动（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丝毫使罪行元凶付出相应代价的想法，也绝不可能这么做），将继续抵制这种斗争的进行。无论如何，我们处理可怕过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政治和利益决定的，而且主要是由少数人的利益决定的，不管它们看起来有多么符合最广大群体的利益。 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揭露和惩罚恶行所构成的威慑，使得不公正事件的发生变得不再被允许。或者说，如果人们从现在起能够保持始终面对这样的威慑，那么需要在很大范围内克服的过去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但又有谁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呢？有谁想要确保全世界的国家里，各个领导层在更大范围内犯下的不公正行径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又有谁能够确定，未来的这类问题总是由国家，而不是由一些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和运作的力量导致的？尽管受害者以及所有能为他们挺身而出、争取... (查看原文)

  bookbug 1赞 2022-05-07 09:3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