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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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那种温文、和蔼、威仪，那都是优裕、独处、空闲的产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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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男女两性，我看他们在行人道道上挤来挤去——人生都是艰难困苦的，人生是永久的挣扎奋斗，需要绝大的勇气和力量。我们既是多幻觉的动物，所以最需要的是对自己的有自信。没有自信，我们就等于摇篮里的婴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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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用不着我去仔细描写这种工作的艰苦，因为你们大概认识做过这类事的女人。也用不着描写拿这样这样赚来的钱来维持生活的困难，因为你们大概已经试过了。不过使我直到现在还受着影响就是那种日子在我身上产生出来的胆怯和愤恨的毒素。第一、总得做我不爱做的工作，而且得像一个努力那样地做，谄媚，奉承。虽然也许不一定总要奉承，但最终好像一定要，而且不去奉承所冒的险实在太大了。再者，想到我那一点天才——很小一点，可是它在渐渐消灭，而且我自己，我的灵魂，随着它在消灭。所有这些念头变成一种腐蚀，把春天的花朵蚀完，把树木由心里毁坏。不论什么时候我兑换一张十先令的票子，那种锈毁腐蚀就擦掉了一点，胆怯和愤恨也减少一点。世界上没有力量能把我这五百镑夺走。我用不着恨哪个人，因为他不能伤害我，我用不着奉承哪个人，因为我不要他的恩惠。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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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洁在那个时候，甚至现在，在女人的一生上有一种宗教的重要性，而且它被神经和本能紧紧包住，若想隔开把它拿到光天化日下就需要绝大、难得的勇气。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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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说人有了平静就该满足是没有用的：人一定要有活动，假设找不到活动，他们会设法创造出来。千百万的人是注定在比我的还静止的命运上，千百万的人都在暗暗反抗他们的命运。没有人知道在布满这世界的人群中有多少反抗在那里酝酿。她们和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联系她们的官能，需要阵地发展她们的力量。她们因为受太严格的限制，太绝对的停滞而痛苦，就像男人会因同样情形感觉痛苦一样。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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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要拉开客厅或是育婴室的门，看见她，也许和小孩子在一起，或者是坐在那里，膝上放了一方刺绣——无论如何，反正是另一种生活的秩序，另一种系统的中心。那这个世界和他自己那个世界的迥异就立刻刺激他，使他振作。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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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岂不是该点明两性之间的差别而且加强它们，而不要注重两性之间的相似性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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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柜台里面的那个女孩子———我非常想知道她的历史，对于拿破仑的第一百五十个传记或是对济慈与他用弥尔顿的倒装句法的第七十次研究我倒是没有这样迫切地想知道。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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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五百磅入款可以代表能沉思的力量，门上一把锁象征能替自己想的力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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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用什么方法，我希望你们能弄足了钱去旅行，去闲游，去冥想世界的过去，未来。看着书梦想，在街头巷尾徘徊，而且让思想的钓丝深深地沉入流水中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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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希望你们去赚钱，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的时候，我是请你们与现实活在一起，好像是过一种有活力的生活，不论我是否能使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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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请你们记住你们的责任，一定要更高尚，更重心灵。当我在我的脑子里搜寻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于做别人的伴侣，做与别人相等的人，以及去影响这世界为了去达到更高的目的都没有什么高尚的感觉。我只很简单和平凡的说，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这就是我要说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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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初，女性能做到的唯一一种文学训练，就是去观察别人的性格，分析别人的情感。几百年来，她们的情感都在一间普通的客厅里受到熏陶。她的心感知着人们所感，她的眼睛观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中产阶级女性拿起笔，写下的自然是小说，尽管我们列出的四位著名女性中有两位显然并不是天生的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本该写诗剧；乔治·艾略特的思维宽泛，应该拓展一下创作冲动，撰写历史或传记。但她们却写了小说；我从书架上拿下《傲慢与偏见》，觉得还可以说，她们写的都是好小说。我们可以说《傲慢与偏见》是一本好书，这不是吹嘘，也不是在挖苦另一个性别。如果你写的是《傲慢与偏见》，被人发现也没什么可羞耻的。然而，简·奥斯汀还是很庆幸她家的门吱呀作响，这样一有人来，她就能赶紧藏起自己的手稿。对于简·奥斯汀来说，写《傲慢与偏见》是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很好奇，如果简·奥斯汀不用在客人面前掩饰，那《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好？我读了一两页，想弄清这个问题；但我发现，书里没有任何受到创作条件影响的痕迹。这大概是一个奇迹。在1800年前后，有一个投身写作的女人，她的文字里没有恨、没有苦，没有恐惧、抗议，也没有说教。我看了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心想，莎士比亚就是这样写作的；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内心一片宁静；正因如此，我们不了解莎士比亚，也不了解简·奥斯汀，正因如此，简·奥斯汀的文字里无处不见她的影子，莎士比亚也是。如果说简·奥斯汀的境遇有什么害处，那就只有她的眼界过于狭小。一个女人不能独自到处乱逛。她从未出门旅行，从未乘公共汽车穿过伦敦，从未自己吃午饭或逛商店。也许，不去奢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简·奥斯汀的天性。她的才华完美契合自己的生活状态。但同样的结论放在夏洛蒂·勃朗特身上就不见得合适了，我说着把《傲慢与偏见》放在一旁，打开了《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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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到第十二章，目光停留在一句话上，“谁爱责备我就责备我吧”。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人要责备夏洛蒂·勃朗特？我读到费尔法克斯太太做果冻的时候，简·爱常常爬上屋顶，眺望田野那头的远方。她渴望——人们责备的就是这种渴望——“我渴望有突破极限的视野，让我看到繁华的世界，看到我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城镇和地区。我希望自己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跟更多同类人来往，结识更多不同性格的人。我珍惜善良的费尔法克斯太太，善良的阿黛勒；但我相信，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更善良的人和事，我希望亲眼看看我所相信的东西。”
“谁责怪我呢？肯定有很多人说我不知足。我也没办法，我生来就不安分，有时候这让我很苦恼……”
“光说人们应该满足于安宁的生活，没有一点儿用处；人总得行动；即使找不到方向，也得自己创造。千百万人注定在沉默中消亡，千百万人在默默反抗自己的命运。谁也不知道芸芸众生中还有多少反抗正在酝酿。女人总被认为是清心寡欲的，可是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展露她们的才华，需要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她们和男人一样，如果受到过于严厉的束缚、过于绝对的控制，也会感到痛苦；男性明明比她们享有更多特权，却未免太苛刻，说她们应该安于做布丁、织袜子、弹钢琴、绣荷包。如果因为她们打破陈规，去做更多事、学更多东西，就指责和嘲笑她们，未免太轻率了。”
“我这样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并不是不常听到格莱思·普尔 的笑声……”
我觉得这一处转折很突兀。突然说到格莱思·普尔，太奇怪了。连续性被打断了。把这本书和《傲慢与偏见》摆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说，写下这些文字的女性比简·奥斯汀更有才华；如果你把这两本书再读一遍，标出生硬和愤慨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夏洛蒂·勃朗特从未完全、完整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她的书变形扭曲了。她在本该平静的地方书写愤怒，在本该睿智的地方书写荒谬，在本该描绘角色的地方书写自己。她正在和自己的同胞战斗。这样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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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夏洛蒂·勃朗特每年能挣三百英镑，那会怎么样？这一点很耐人寻味。但她太傻，一千五百英镑就把自己作品的版权都卖出去了。如果她能多了解这个繁华的世界，生机勃勃的城镇和区县，获得更多人生经验，和更多同类人来往，结识不同性格的人，那又会怎么样？那几句话不仅仅暴露了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缺憾，还揭示了那个时代整个女性群体的缺憾。如果她能做到的不仅是隔着远方的田野眺望，如果她有条件经历更多事、交往更多人、去更多地方旅行，那么她的天分就能得到更大的发挥，这一点她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但她们没有这样的机会，而是被拒之门外。我们不得不承认，《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这些优秀的小说，都是没什么生活经验的女性写出来的，她们能出入的只有体面的牧师家庭；她们的写作地点，就是那栋体面房子的公用起居室，这些女作家太穷了，她们买得起的不过是几叠稿纸，用来写作《呼啸山庄》或《简·爱》。不过，她们当中确实有一位历经苦难后逃离了这种生活，她就是乔治·艾略特，她做到的也只不过是去圣约翰森林里的一座别墅隐居。她生活在世人非难的阴影之中。“我希望大家明白，”她写道，“我只邀请想见我的人来”；难道不是因为她和一位有妇之夫有过一段罪恶的生活，只见她一面会伤害史密斯太太或者某个恰好叫史密斯太太的人的名誉吗？人们必须向社会传统屈服，并“与世隔绝”。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一名年轻男子自由地生活着，一会一会儿和这名吉卜赛女子交往，一会儿又攀上那一位贵妇人；他投身战场，毫无障碍、无拘无束地体验人世间的各种经历，后来他开始写作，这些经历都成了他丰富的素材。如果托尔斯泰住在修道院，和一位已婚的妇人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那么我想，不管这件事有什么道德意义，他都很难写出《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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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现当代女性主义作家、女性题材的创作都绕不开一句名言：“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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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我左右两边一丛丛不知名的灌木都闪耀着金黄与深红的色彩，宛如在高热的火焰中炽燃。对岸，柳树垂杨低拂，似要哀泣到永远。河水随心所欲地倒映天空、小桥和河畔色泽火亮的树叶，每当有大学生划船而过，倒影碎而复合，完好如初，好像那人从未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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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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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在于它歌颂了那时的人们曾有的情感（也许就是在战前的午餐宴席上），所以，人们才能轻而易举地产生共鸣，感同身受，不必费神去揣度那种情绪，也不用与我们当下会有的任何情绪相对照。而如今的诗人们表达的是由我们在当下生发、又被我们当下剥离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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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一种性别群体享有的安逸与富饶，以及，另一种性别群体忍受的贫穷和不安全感；再想到，有没有传统观念对一名作家的心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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