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余生

刘华仁（460-521）的父亲是深泽北平二县令，“家门倾覆”《北魏政治史》第5册128页以下推测与和平二年（461）盗杀深泽县令的记载有关。【不过如本书所言，墓志称“款策（荣？）四纪”即在宫中近50年，则入宫在470年左右】

王遗女（439-521）的丈夫涿县当陌村高洛阳也是深泽令，“与刺史竞功亢衡，互相陵压”，佐藤智水《河北省涿県の北魏造像と邑義》认为是指太安二年（456）定州刺史许宗之与深泽人马超冲突被斩事。【当陌村有北魏造像碑三方（503高伏德、刘雄头、504高洛周），佐藤认为三碑之立与王遗女超升傅姆的契机有关。】

无论如何，刘华仁、王遗女的家难应该都和深泽县有关。二人同火相互扶持不为无故。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被废或失势的后妃有不少出家为尼的，无论是否自愿，比起佛教传入之前同样情形的那些宫廷女性，比丘尼的身份使她们能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和新生，至少能保持某种相对独立的社群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中古前期佛教在东亚大陆的广泛传播，的确给许多女性——即使不是所有女性，而且当然不止是女性——带来了崭新的机会与可能。

哪怕是——也许可以说特别是——对于慈庆这样的人来说，佛教信仰与比丘尼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欢迎的，是带来了光亮，空间和自由的。佛教固然有屈服并服务于权力，为权力提供规训工具的一面，但新传入的佛教也为信众提供了崭新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即使在最粗浅的层面，佛教教义也可以帮助慈庆这样的信仰者反思生命的意义，给人生苦难提供某种解释，让她明白，她遭受和见证的这么多苦难并非因为她做错了什么，而有着超越当前时间与空间的、深远且神秘的理由。这当然不止是一种精神安慰。更何况，信仰者社群生活也是对原生活世界、原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突破，突破就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自由（或曰解放）。

……

宗教社会史研究者早就发现，女性在新兴宗教的发展与传播中特别活跃，比如，早期基督教的信众中女性多于男性，上层阶级的信众中女性比例更高。早期基督教在吸引女性信众方面更为成功，上层社会男性信教往往是受到他们先已信教的母亲或妻子的影响。研究表明，基督教能够成为在西方具有支配地位的世界性宗教，女性发挥了极为重要却被历史忽略的作用。新宗教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会提供对抗已有建制的思想资源和组织力量，女性对此是敏感的，也是积极采取行动的。

pp.178-79，& p.191

哪怕是——也许可以说特别是——对于慈庆这样的人来说，佛教信仰与比丘尼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欢迎的，是带来了光亮、空间和自由的。佛教固然有屈服并服务于权力，为权力提供规驯工具的一面，但新传入的佛教也为信众提供了崭新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即使在最粗浅的层面，佛教教义也可以帮助慈庆这样的信仰者反思生命的意义，给人生苦难提供某种解释，让她明白，她遭受和见证的这么多苦难并非因为她做错了什么，而有着超越当前时间与空间的、深远且神秘的理由。这当然不止是一种精神安慰。更何况，信仰者社群生活也是对原生活世界、原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突破，突破就有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自由（或曰解放）。

身份制与等级制社会对出身与流动限度是非常敏感的，出身寒贱者只宜在一个限阈内流动，如果因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定的流动极限，进入由特定身份等级社会所专属的那个阶层，他就成为通常不受欢迎的特例。对高等级政治职务的垄断，反映了国家对高等级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制度性保障，与此相配合，就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设置，其基本舆论不仅是当时政治的晴雨表，也会反映在历史编纂中。突破身份的制度性极限，意味着必然面对否定性的社会舆论。清人钱大昕说：“六朝人重门第，故寒族而登要路者，率以恩倖目之。”目之为恩倖，就是对其权位予以伦理性的否定。

pp.2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