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制造的脆弱性》的原文摘录
-
银行的脆弱性和银行信贷的稀缺性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结构。问题的核心在于，在银行体系运行方面，所有政府都面临着内在利益冲突，但某些类型的政府，特别是政治制度能限制民粹主义联盟影响力的民主国家，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好地缓释这些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政府既监管银行又将银行作为资金来源。第二，政府强化信贷合同执行以规范银行债务人（借款人）行为并保护银行利益（如协助获得借款人的抵押品），但政府同样需要获得这些借款人的政治支持。第三，银行破产时，政府在债权人间分摊损失，但也必须寻求储户这个最大的债权人群体的政治支持。利益冲突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作为银行业的立业基础，财产权制度不是消极地由市场效率原则决定的，而是政治交易的产物，政治交易决定了哪些法律可以通过，哪类个人可以获得许可，可以以何种条件与谁订立合同。这些政治交易是由政治逻辑而非市场逻辑主导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分 没有国家，无以成银行；没有银行，无以成国家 -
萧伯纳：“明智的人会去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让世界适应配。因此进步总是由不明智的人推动的。” 民主政体中有益的改革需要有知识的、顽固的“不明智的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军事威权统治下的 -
新要求旨在通过限制信贷增长防范金融危机，但它几乎没有效果，原因很简单，它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理论基础上：货币供给不仅包括硬币和纸币总量，还包括银行存款和汇票余额（其规模扩大可不依赖英格兰银行的货币发行）。因此1844年的《皮尔法》并未有效抑制信贷、存款、汇票或货币总量的增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打破英格兰银行的垄断 -
面对银行业不稳定的问题，州政府们各有对策。州立法机构基本上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建立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以稳定现有的单体银行体系，二是允许银行设立分行以实现整合。这两个战略是互斥的。在兼有单体银行和分支银行的混合银行体系中，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单体银行将很难存活，因为储户会将资金转移到天生就更加稳固的有分支网络的银行。一般而言，拥有分行的银行能够实现跨地区的风险转移，以及资金的跨分行转移，以应对挤兑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削弱了分支银行的这些优势，因为存款保险制度使单体银行在自身的高风险状况下仍能获得低成本存款，实际构成了对单体银行的补贴。因此，在兼有单体和分支银行的混合银行体系中，单体银行倾向于支持州立的存款保险制度，并借此得以与分支银行竞争，而有分支网络的银行则倾向于反对存款保险制度，因为存款保险制度削弱了有分支行的银行相对于单体银行的竞争优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 -
简单而言，在任何一个银行数不超过3家的市场里，银行基本没有动力寻找新的借款人。在董事们看来，既然可以直接借给自己的商贸企业、制造企业或采矿企业，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花钱建立私人或公共的中介机构和制度（例如征信局、有效的抵押登记制度、可靠的债权人权益执行制度等）来管理贷款呢？与其他国家类似，墨西哥的经验也印证了“二战”前威权统治下的一般规律，即与民主体制相比，威权体制下银行业占GDP的比重更低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并非一切如意 -
在塞迪略政府眼中，外资银行所有制具有以下优势。第一，他可以信赖外资银行会给银行业带来实际而非虚构的新资本，外资银行不会像1991年的墨西哥买家一样，要求从拟购银行先贷款再付款。第二，与墨西哥买家不同，外国银行家在墨西哥没有非金融企业，因此他们不会在经济下滑时侵吞自己的银行。第三，国际大银行不会在资不抵债时，期望墨西哥纳税人施以援手。毕竟，有哪个纳税人会同意救济花旗银行呢？第四，外国银行家不仅要对墨西哥监管者负责，还要对其母国的监管者和股东负责。总之，如果投机取巧，外国银行家的所失将远远超过所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民主化和新银政伙伴关系的建立 -
要改变墨西哥银行服务不足的问题，所需做的远不止改变所有制：需要建立相关制度，允许债务人提供财产抵押、确保银行可以低成本地处置来品。但制度建立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仅仅靠大笔一挥无法创造出商务的法庭、诚实的警察、准确的房地产和商业登记，而是需要大量的公共和私人投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民主化和新银政伙伴关系的建立 -
弱势的威权统治者发现，通过设立银行征收通货膨胀税要比从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上强制征税容易得多：因为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银行根本无法运营。银行有赖于政府赋予的法律权利来保障合约履行。因此，与非银行企业相比，银行更依赖于政府，无论政府多么羸弱。这就是为何弱势的威权统治者青睐通货膨胀税，以及银行许可权何以成为他们首选的财政工具。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二章 通货膨胀机器：巴西帝国的银行业与国家财政 -
瓦加斯及其后的民粹主义政府的融资模式非常简单：财政部发行货币，用于支付超出税收收入的政府支出，进而推高通胀，使得持有现金或存款既不会生息，也不会获得比通货膨胀率高的利息。从现金征收的通货膨胀税100%归政府所有，从存款上征收的通货膨胀税在政府与银行、储蓄银行之间分成，分成比例取决于国民经济中存款对现金的比率、银行支付的存款利息和政府设定的存款准备金比率（银行必须存在央行的不生息现金占存款的比例，1965年之前国有的巴西银行为巴西央行）。 1951一1954年瓦加斯掌权期间，由于他不断增加支出取悦选民，却没有同步增税，通货膨胀呈加速发展趋势。这四年的平均通胀率为17%（此前四年为7%），产生了占GDP比重约为.3%的通货膨胀税。其中的75%（GDP的2.5%）归政府，剩下的25%（GDP的0.8%）归非国有银行。 只有在政府实施金融抑制时，才能防止人们将现金转人利息高于通货膨胀率的银行账户，通货膨胀税才能发挥作用。但是设定利率上限意味着将存款挤出银行业，这会降低私营部门的贷款规模，进而降低私营部门的就业增长率。瓦加斯是第一个但绝非最后一个面对这一难题的总统。他意图用社会福利和令城镇工人受益的就业刺激计划换取政治支持；再通过通货膨胀税为这些福利和就业刺激计划埋单，同时抑制了这些工人的就业增长机会。瓦加斯的解决措施令人唏嘘：他创建了一家国有开发银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BNDES，Banco Nacional de Desenvolvimento Economico e Social），由财政部为其提供资金，支持那些就业量大的企业发展。也就是说，由于印钞抑制了私有银行的贷款，瓦加斯就印发更多钞票来建立一家国有银行并为政府选定的企业贷款，这些类似国有的企业进而参与了劳动力密集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桥梁和港口设施的修建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威权民粹主义下的银行业政策 -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让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印钞贷给企业主，制造了更高的通胀：通胀率上升时，由于现金资产贬值更快，客户流失也会更快。为规避通货膨胀税，人们会避免持有现金或银行存款，而现金和银存款需求缩水后，为满足财政资金的需求，政府只好印发更多的钞票。这样就导致通货膨胀进一步上升，通货膨胀税基进一步萎缩。这种做法还限制了投资。一方面使银行体系收缩；另一方面，由于私人部门的厂商无法预测价格水平，难以进行生产和投资决策，实体经济（非金融）增长放缓、就业机会减少。政府为了应对就要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的规模，就需要更多来自通货膨胀税的政府预算支持，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胀率的螺旋上升和银行业的螺旋下降，经济逐步被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促进就业的国有企业所控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威权民粹主义下的银行业政策 -
这三种理论（银行结构，银行间关键性及人类本性）所强调的威胁因素是否会引发银行危机，其决定性要素是政治。如果政府决定建立保护银行的慷慨安全网，但并不配套建立政治上可信的审慎监管体系，那么银行在管理流动性风险、偿债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时就会更加不谨慎。以下观点应予反复强调：银行业安全网和审慎监管的程度取决于政治家，而政治家在做选择时，其目标一般是最优化自己的短期政治前途，而非长期社会福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军事威权统治下的
isbn: 7521729498
书名: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
定价: 128.00元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 2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