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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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乾隆晚期开始，面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内忧外患，清王朝步入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昔日“强盛的帝国”逐渐转为“衰微之季世”。在内外危机的双重夹击之下，一方面，旧秩序因遭遇一连串新的挑战而日趋式微；另一方面，危机的刺激也促使新思想的兴起，开始在旧传统的内部酝酿发酵。 嘉道以来，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首先在汉学内部复兴。今文学家的代表人物龚自珍和魏源，以经术作政论，力主“通经”“明经”，并鼓吹由此而能“经世济民”的学问。面对“世变日亟”的时代刺激，“理势合一”的论说在政治实践上的表现是经世之学的兴起，即主张由制度的安排、政策的运用以及法令规范的约束，以达到儒家所谓的“治平”的理想。不过，清代经世之学的发展不限于今文经学的脉络，而是儒家士人面对尊德性、道问学（汉宋之争）之争所寻求到的另一共识。乾隆年间陆耀编辑的《切问斋文钞》，及其对道光年间魏源的影响，即展现出经世之学发展的另一线索。多重思想的合流形成晚清经世思潮与重视实际事务、因应时局演变的价值取向，并促成了士人历史观的变革。对嘉道以降的经世学者而言，历史发展不再局限于复兴三代的崇高道德使命感之中，而是强调通过人们对于现实之“势”的认识和把握，看待天理、解释天理。 从龚自珍内心弥漫的“衰世”意识，到魏源针对时势而编纂《皇朝经世文编》，他们已经敏锐感知时代的改变一“惟王变而霸道，德变面功利，此运会所趋，即祖宗亦不能不听其自变。”而“时势”之变，直接地带来价值观念的修正。龚、魏二人认为，在“王道”取代“霸道”的时势压力之下，单纯依靠传统“内圣”的道德修养，已经不足以实现经世济民的目的，尚需外在的事功（政策措施）和税收、盐政、边防、漕运与军制等专业知识作为补充。换言之，“兼内外”成为嘉道时期经世思想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一度为传统伦理所抑制的个体私欲与个人情欲，也在这一肯定事功的时势之下被赋子正面意义。龚自... (查看原文)

  月上高头 2026-02-07 09:08:22

•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个追求“信达雅”的译者，1896一1898年前后的严复在翻译《天演论》之时，一直试图平衡赫胥黎和斯宾塞之间的张力，又用心良苦地“取便发挥”，以图“达旨”。细读《天演论》译本不难看到，对于社会进化理论，严复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不同意赫胥黎人性本善、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却又赞成赫胥黎关于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应该与自然斗争、奋力图强的主张。一方面，他同意斯宾塞认为自然进化是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他又不满意其“任天为治”的弱肉强食的态度。严复既要为民族的自强保种寻找哲学基础，又不愿彻底打破传统的有机论宇宙观，从而形成了“天行人治，同归天演”的调和式表述。严复从老庄学说当中寻找进化论的哲学源头，把赫胥黎的“与天争胜”和斯宾塞的“任天为治”统一到“天演”之下，并将其置于易学的宇宙模式之中，以期为强权竞争寻找超越价值之源。严复思想中的内在紧张，使得具有结构和意义多向性的进化论，在传播之初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异。饶有意味的是，进化论也一直以这种“文化误读”的方式在近代中国传播。作为一种时代的精神倾向，中国人对于进化论的“误读”，实际上是在复杂情感支配之下“思想取舍”的产物。其目的就是要引申出关于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价值论证及历史依据。所以，进化论首先和一套目的论的历史观和宇宙观紧密联系起来。 “人治”的基础从何而来？除了通向美好未来的进化历史观以外，更重要的是贯通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力”的作用。在钱穆看来，对于“力”的理解与使用上的差异，正是东西方文明的分水岭：“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化进展之层次明晰者在此，其使人有一种强力之感觉者亦在此。”然而，严复仍将这套主张极力发挥人的能力的“力本论”论述，归结为民力、民智与民德。他认为，“浚智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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