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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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茨的历史书写方式有一个富有魅力但也非常微妙的突出特点,即她习惯于在一种主导性的思想框架中将各种要素联系起来,来自科学史、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艺术史、宗教史、政治史的要素以及其他种种碎片汇成了一幅巨大的拼图。在她的处理中,这些历史拼图被用于重构“注定要失败的行动”,也就是说,她所重构的是那些短暂的历史事件,它们虽然在当时可能被寄予厚望,但最终彻底失败,随后被胜利者们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因为这些胜利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他们的宣传重新写入官方历史。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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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我们似乎可以说,探索赫尔墨斯主义研究方法的历史学家们一般只是责备其对手采取了一种本质上非历史的立场,坚持科学拥有一种据说不随时间变化的永恒特征。当然有时他们也承认,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与反对作赫尔墨斯主义重新解释的人的研究方法同样片面。耶茨相当虚心地承认了这一点:
因此我要强调,对于这一时期的科学史而言,不仅应当正向阅读,寻找未来事件之先兆,还应当反向阅读,寻找它与过去事件之联系。通过这些努力而得到的科学史也许会被夸大,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正确。但是,仅仅通过正向考察而得到的科学史同样被夸大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错误的,因为它曲解了过去的思想家,只从他们的整个思想背景中挑选出了那些似乎指向现代发展的内容。也许只有在遥远的未来,这两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才会达成恰当的平衡,为一种新的评价贡献各自的力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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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罗西认为谁在支持这样一种即使不是完全非理性、也至少相当武断和缺乏恰当标准的科学观呢?他在论文中鉴别——并且反对——了三种关于科学的非理性潮流,分别见于当代科学哲学(库恩、费耶阿本德),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反文化潮流[主要是西奥多•罗萨克(Theodore Roszak)]以及赫尔墨斯主义科学史家(特别是耶茨和拉坦西)。这样一个大杂烩虽然看起来区别很明显,却被罗西处理成一个相当同质的群体。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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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耶茨从来没有清晰说明过对她而言科学意味着什么。不过在《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主义传统》和《玫瑰十字会的启蒙》的最后,我们可以寻到她的某些相关看法的蛛丝马迹。在这方面,也许最具启发性的是《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主义传统》末尾的一个修辞性问题:
所有科学难道不都是一种灵知(gnosis),一种对万物本性的洞见,通过连续不断的启示而进行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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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点上,耶茨试图确定科学与赫尔墨斯主义思想之间最深刻的关联:
魔法师对世界的态度与科学家对世界的态度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想把世界引入自身,而科学家正相反,他沿着与赫尔墨斯著作(其重点恰恰在于让世界映现于心灵之中)的描述完全相反的方向行使意志,使世界外在化和去人格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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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赫尔墨斯主义遗存仅仅称为返祖现象,是没有看到这些人试图用一种我们相当陌生的语言来表达真实的事物。这种语言是“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的常见表达方式,世界各个哲学和宗教中都有这样一种伟大潮流,试图用语言来表达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如何与这种位置达成妥协——从这种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是人力图完全理解自然环境的准备。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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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某个学术分支中,关于基本问题的冗长而悬而未决的争论仍然是常态,那么这便是一种明确的信号,表明该领域仍然处于前范式状态。正是由于各种自然科学能够陆陆续续达到范式状态,才使得这些研究领域迥异于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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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默顿忽视了一个重要例外,数个世纪以来,它根本没有被当成普遍主义规则的例外,因为这条规则被理所当然地认为适用于一个仅仅由人组成的宇宙。)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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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到伽利略的科学战胜了克雷默尼尼(Cremonini)[伽利略在帕多瓦的对手之一]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时,由于对人类思想史的无知,我们相信年轻的现代科学战胜了中世纪哲学及其顽固的鹦鹉学舌。但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这场胜利,是诞生于14世纪巴黎的科学经过长期准备战胜了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伊(Averroes)的学说,其名誉被意大利文艺复兴所恢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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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克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历史。这种克服并不像很长时间以来认为的那样,是在一次大革命中完成的,但也不是在数个世纪中均匀进行的一种稳定持续的解放过程,而是以两大阶段完成的发展,其中第一个阶段在14世纪达到顶峰,第二阶段在17世纪达到顶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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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作者应当以不一致性为目标,也不认为完美的一致性应当是作者的最高理想——恰恰相反,完全一致的书籍鲜有不枯燥乏味的。在我看来,使一本书真正生动起来的关键因素恰恰来自于一个美妙而崇高的主要论题的内在张力,对于这个论题,作者从来没有毫无保留地完全信服。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