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东京十二面相》的原文摘录
……这一专栏是向开高健的《直击东京》的致敬,每二篇都邀请了不同的非虚构作家自行选择主题,走访东京不同的街区,以接力的方式撰写完成。本书的姐妹篇《昭和东京十二面相》则主要收录了该专栏中反映东京街道的变迁的文章。不管哪一本,都是写作者们往返于昭和与平成这两个时代,记录时代变迁的致敬之作。
东京从昭和走向了平成,这种时代变迁的气息,贯穿本书始终。在有的地方,昭和的气息被一脉相承地保留下来,而在另一些地方,昭和的味道早已荡然无存。此刻,随着平成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到来,我们怀着想要记录下东京是如何从昭和走向平成的心愿,编写了本书(原则上,出场人物的年龄和职位以及其他相关数字都以采访时的记录为准)。 (查看原文 )
沿海地区的超高建筑群绵延不绝,从大瞭望台这个角度看,它们之间几乎没有空隙,像是立起了一面将东京湾包围起来的高墙。这堵墙遮蔽了海风,造成了内陆地区的热岛效应。为此,这些建筑群曾饱受批评,然而现在早已听不见这种负面的声音了。看看埼玉县的熊谷,那里每到夏天,便会向外夸耀他们又夺下了日本当年的“第一高温”。的确,除了一笑了之,人们还能做什么呢?
不仅附近的居民们被这些超高建筑群夺走了日照时间,住得更远的人家也深受其害。夏天的时候,这些摩天大楼像煮沸的水壶般,向四周辐射大量热气。这样的城市面貌,便是战后日本发展的结果。文明早已远去,远到使我这样的人无法触及。 (查看原文 )
……我正是在那时候第一次看见“高处无感症”这个词,其基本症状是在高处完全不感到害怕。有学者指出,出生以来一直生活在高层建筑里的人,更有可能出现这种症状,特别是那些一直生活在高楼里,没什么户外游戏经验的孩子因此父母们必须格外留意。
一层的高度按二点五米算的话,四十三层的高楼轻轻松松就可以超过百米。那个女孩难道不是和现在的我一样,把外面的景观误以为是连接到脚下的模型了吗?这真是现实的虚拟化,虚拟的彻底现实化在女孩的眼里,窗外或许就是真实的迪士尼乐园。 (查看原文 )
……住在超高层公寓里,确实能感到便利和安全,但与此同时,人渐渐忘记了自己身上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最终任由它被夺走了。
这样东西便是我们的“本能”。便利和安全使人丧失了很多能力。正是本能感知到的不方便和不安全孕育了我们的行动一我们恐慌于此刻如何才能活下去,为此绞尽脑汁,穷尽人类的智慧,收集各方信息。 (查看原文 )
稍微研究了一下哥斯拉之后我发现,原来,随着东京的大楼越建越高,它的身高也在不断增长。
在昭和二十九年(1954)上映的第一部电影中,哥斯拉的身高确实是五十米。这个身高持续到了昭和五十年(1975)上映的第十五部。然而九年后,在昭和五十九年(1984)上映的第十六部电影中,哥斯拉长高了三十米,身高变成了八十米。而把哥斯拉设计得更高的理由,自然是为了不能输给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里越建越高的大楼。
在平成三年(1991)上映的哥斯拉系列第十八部《哥斯拉大战基多拉国王》中,它的身高终于到了一百米(体重六万吨)。基多拉国王和哥斯拉分别破坏了曾遭核爆的广岛和东京塔。两者最终在新宿
的东京都厅前展开了决斗。在高达二百四十三米的都厅大厦前,即使是怪兽哥斯拉,也显得颇为矮小。
到之后的第二十二部为止,哥斯拉都保持着一百米的身高。然而在随后的系列电影中,不知为何它又缩小到了五十五米和六十米之间。正当我纳闷的时候,在平成十六年(2004)上映的第二十八部
《哥斯拉:终极战役》中,它的身高回到了一百米。接着,在十二年后的平成二十八年(2016)7月29日全新上映的第二十九部《新哥斯拉》中,一下子变成了高达一百一十八点五米的庞然大物。
在最新版的剧情设定中,东京湾水面突然冒出某种巨型不明生物,其强大的破坏力令城市危在旦夕。这便是史上最巨型的哥斯拉第一次出现在人类面前。预告片中,哥斯拉面目狰狞,表皮如锯齿般凹凸不平,全身通红,仿佛其内部在熊熊燃烧。这正是哥斯拉体内的核餐变反应产生巨大能量的证据。在以往的哥斯拉系列中,它何曾展现过如此愤怒的表情?片名《新哥斯拉》(シン・ゴジラ)中“シン代表的意思,与其说是“新”,不如说是在宗教、道德意义上代表罪孽的“sin”。
在电影中,哥斯拉突然出现在东京湾,大摇大摆地破坏着远比它更高大的现代都市大楼。哥斯拉先从高二百零三... (查看原文 )
“日本的城市规划,依旧是‘硬件设施优先’。先建大楼,再募集住户。先规划办公楼,离竣工还有一年的时候,才开始匆忙募集租户。从没有想过是为了谁在建造。新楼盘一定好卖这一‘信念’,支撑着整个建筑行业。我希望大家在选择和购买公寓的时候,能把目光放在土地上。大家应该挑选依靠当地社会整体的力量来不断提升公寓价值的土地。一幢超高层公寓也类似于一个街区,但遗憾的是,这个街区只是在逐年老化。” (查看原文 )
“说起来,我们真是离大地越来越远了。”作家兼评论家松山严在他的著作《住所杀人事件》(美铃书房)中如此写道。虽然书名使人联想到悬疑小说,但其实是一本优秀的建筑论和都市论。松山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的建筑系,但最终没有选择成为一个建筑家。
他总是在说这样的话:“在东京,哪儿都没有建筑,只是在搞建设而已。”
我擅自解释为,“建筑”指的是思想,而“建设”是指效率。 (查看原文 )
追求高度便利性、高效化、安全和洁净的后果是,都市空间变成了极端人工化的机器。人们生活在这个冷冰冰、毫无人情味的空间里,看上去似乎乐在其中,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被“收纳”在这里。过去,人与天地的交融感仿佛足以晃动身体,人的本能可以在一瞬间被唤醒。人能直观地体验到自己只是隶属于宇宙和自然,终有一天将面临死亡的命运,因而保持谦逊,同时又饱含生的欢喜。然而,现代都市空间试图去除人类身上的这些灵性,只给人类特殊待遇,不断追求人类自身的舒适,并以此为至高无上的目标。这简直就是现代主义的极致展现。 (查看原文 )
检索新闻报道后发现,托儿所的噪声问题确实是在2007年开始出现的。
……
在这则新闻之前,大多数托儿所问题都是针对环境提出的,比如担心托儿所附近的汽车尾气会对儿童的健康造成威胁等。但是,在上文提到的报道里,出现了认为托儿所带来太多噪声、不满托儿所本身的人。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社会风向发生了改变。 (查看原文 )
由于担心这样的反对运动进一步扩大,2015年4月,东京都决定,在噪声管制的环境确保条例中,将儿童的声音排除在管制范围之外:“对于婴幼儿来说,在成长过程中,玩耍是必不可少的。营造孩子们能尽情放声玩耍的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保障。”
大多数情况下,不管什么样的声音,只要超过四十五分贝就会被管制(家用空调室外机的声音大概是五十分贝)。在处理对儿童噪声逐渐升级的不满情绪时,东京都会依据《儿童福利法》以及《儿童、育儿支援法》(2012年颁布),先发制人般地指出儿童的声音根本不属于噪声。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条例,对儿童噪声的不满却并没有马上消失。根据《每日新闻》的报道,2012年之后,由于对噪声等的不满意见,托儿所开办计划被迫作废的案例,在全国“至少有十一起”。
那么,在托儿所开办问题上如此坚决的反对派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据调查,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交涉的案例中,各地相通的一点就是提出反对意见的大多是七十岁以上的高龄者。 (查看原文 )
“但是也有很多父母需要托儿所,您知道待收容儿童的问题吗?”
“这我知道。但是,孩子在三岁之前都应该让孩子的母亲照看,大家都这样做的话哪会有什么待收容儿童的问题呢。就像索尼的创始人之一、已故的井深大说的那样,最开始的三年是育儿最重要的时期。就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把孩子交给了托儿所,孩子才会变奇怪的。为了让女人可以不用工作一心顾家,男人才必须要拼命赚钱嘛。你这个年轻人,有没有卖力到这种程度?”
就算我向他解释了现在雇佣市场的各种情况,他也完全听不进去,执意认为是现在的年轻人太不上进了。然后又绕回到了他固有的观点,并让我去读读石原慎太郎的著作,不然没法聊。说到观点非常强硬的地方时,他说话的音量也随之升高了。纹“考虑到那些待收容的孩子,难道真的没有商讨的余地了吗?”
“这附近如果住着家里有孩子的父母,也许是做得过分了…但是,政府采用那样的行政手段,可没法接受。”
在三十多分钟的对话中,我还是陷人了被他说教的窘境,说教的内容甚至与托儿所无关,而都围绕着上班挣钱。…… (查看原文 )
“即使不让孩子们回到父母身边,在他们成年的那一刻,我们也有责任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对我们来说,这件案子还远远未被解决。” (查看原文 )
但是,像这样花时间和孩子的父母建立起较为友好的关系,最终让孩子回到父母身边的例子,其实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儿童福利专员们的干涉并不顺利,甚至和孩子父母的对立关系越来越严重,工作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最终常常只能交由家庭法院来裁决。
附近的居民、警察、学校以及医院发来“成童报告”后,儿直福利专员会首先向老师、医生以及托儿所的所长等询向情况,然后进行事前调查,如翻阅凝似受虐儿童的体检报告及咨询记录等。接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会直接和孩子见面,检查他们身上有没有伤痕和淤青。在此基础上,做出是否需要临时保护的判断,如果不需要的话,儿童福利专员还会接着向孩子的父母问话。 (查看原文 )
根据东京大学定期进行的“学生实际生活情况调查”(2014),在校学生中,约佰分之二十七的男生家在东京都内,女生约为百分之三十四。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关东地区的话,男女都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东京大学渐渐变成了只有关东本地人才会上的大学,并且女生数量很少。首先,考生的生源地和性别分布就太不均衡了。”东大教养学部的濑地山角教授指出了问题所在,“我们尤其希望增加来自东京都外、不被父母允许复读的女性考生,特别是那些来自公立学校的女生。像这样的女高中生中,现在仍有人即使想要报考东大也得不到父母的支持,为此痛苦不已。这可以说是结构性的性别歧视。” (查看原文 )
被卷入全球化浪潮而来到日本的印度人,落脚在作为全球化商业据点的东京,孕育出了“小印度”。在这里,不只有印度料理的餐厅,还有印度孩子上的学校以及印度人会朝拜的印度教寺庙。不只有T技术人员,还有贸易、餐饮从业者,来自各行各业的印度人仿佛浑然一体,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移民社会。这样的共同体,与日本人多少有所隔绝,所以笔者试着探访了这个诞生于东京的“小印度”。 (查看原文 )
……“江户川印度人团体”(Indian Community of Edogawa,简称ICE)现在依旧组织着各类活动,钱德兰尼本人一直担任该团体的会长。可以说,西葛西印度人的社群组织正是源自ICE。
在森喜朗执政的2000年8月,日本还与印度建立了全球性合作伙伴关系。“千年虫问题”被解决后,来日的印度T技术人员仍在持续增加。在西葛西,携家带口来日的印度人也变多了。为了满足同胞们的需要,ICE的成员们开办了托儿所,还与印度的电视台交涉,方便大家通过网络观看印度国内的电视节目。在日印度人很喜欢通过线上讨论组的方式,在不同的群组中发送邮件以交换信息。比如,大家都很关心哪些儿科医院能用英语接待患者。
钱德兰尼介绍道:“现在已经有了各式各样在日印度人的群组比如卡拉OK同好会,各个地区的同乡会等等。要成立什么样的群组谁来牵头,都是可以看情况灵活安排的。” (查看原文 )
正因为IT技术人员是凭借自身的学历才获得了今天的社会地位,他们自然对学校的要求十分严格。塔赫瓦的教学特色,是采用英国的剑桥式课程体系。GIS和II$则采取了印度的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Central Board of Secondary Education,简称CBSE)制定的印度传统课程体系。到去年夏天为止还在IISJ教课的印度老师亚莎·迦罗在这里负责教小学算术和中学数学,她向我解释道:
“CBSE式教学以记忆为主,而剑桥式则以引导学生思考为主。印度的大多数学校是CBSE式的,如果采用CBSE式教学的话,学生学习的内容就会和印度国内基本保持一致。比如,在历史课上,会详尽地介绍印度的历史。”
作为家长,一旦被调回印度,就得让孩子读印度国内的学校。或是又被派遣到了美国等其他国家,那孩子也可以转入当地的印度人学校。所以,如果孩子学的是同一套课程体系,转校就会顺利得多。随着在日印度人学校的增加,家长得以自由挑选适合自己孩子的教学体系。塔赫瓦一年的学费约为六十万日元,比GS及S略低。而三所学校的学费都远远低于欧美人经营的国际学校,虽然无法一概而论,但大致仅为那些学校的三分之一。没想到,这还成为了吸引日本人的原因。 (查看原文 )
当我询问这些日本学生父母从事什么职业时,有个孩子有些犹豫,仔细打探后,原来孩子的父亲是国家公务员。按照学校方面的说法,“很多日本学生的家长收入水平比较高”。看来在校园里,日本人逆向融人在日印度人群体的现象也正在发生。 (查看原文 )
神户大学的印度研究者泽宗则教授指出,在西葛西形成的“新印度人群体与神户的“旧”印度人群体相比,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在西葛西几乎没有基于宗教及种姓培养身份认同的硬件设施,宗教场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塔赫瓦国际学校的迦罗老师也表示,在东京印度人学校成长的孩子不像在印度时那么强烈地在意宗教及种姓。如果生活在印度,每天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确认自己所属的宗教及种姓。反过来说,在东京,会更倾向于以“印度”这个国籍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因此迦罗认为,这里正在孕育出一批“新印度人”。 (查看原文 )
印度的技术人员们为了追求更高的报酬,在国际劳动市场上四处奔波。他们通过脸书等社交软件保持联系,因此是一个带“虚拟”属性的群体。先来者帮助着后到者,“小印度”就像一叶扁舟在大海上漂浮。
虽然对于在西葛西建起“真正的小印度”这件事上,大家意见不一,但这样的尝试绝不会止步于此,因为孩子们正在孕育着“新印度人”的学校里学习和成长。这个成型于东京的“小印度”,今天也在全球化这条汹涌的浊流之中,静悄悄地进行着创建共同体的实验。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