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大历史》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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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广利第一次出征大宛的四年前,汉军灭掉了卫满朝鲜,在朝鲜半岛建立乐浪郡、真番郡、临屯郡、玄菟郡四郡,这显然是对河西四郡的模仿。从此,汉王自东向西拥有朝鲜、中原、河西、西域,对北方的匈奴形成长达六千多公里的包围圈,一改汉初匈奴对汉王朝形成的青藏一河西一蒙古包围圈的局面。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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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历史,不仅仅是卫青、霍去病、李广等铁血男儿的喋血疆场,也不仅仅是张骞、苏武、班超等柱国栋梁的夙兴夜寐,同时也是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等红粉佳人的合纵连横。英雄建功的鲜血与美人思乡的热泪,共同写成了汉武雄风。她们将汗水与青春洒在异国,却将心留在了故乡,是大汉帝国温柔的脊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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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中期(前1500年一前900年),在包括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内蒙古草原地区东缘大兴安岭西麓在内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次广泛的生产方式变革,具体表现为大型居址减少、大量定居点被废弃、墓葬中殉葬牲畜由以猪为主转向以羊为主,殉猪现象在后期甚至消失了,陪葬品中陶器和青铜礼器减少而武器增加。这显示出这些区域正在由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畜牧生产方式转变,同时部落战争开始增加。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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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中国简牍史上著名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玉门汉简等相继被发掘。全国出土的有字汉简约8万枚,仅酒泉市境内就出土了近6万枚,占全国出土量的82%。这些汉简除3000枚左右藏在大英图书馆,1.1万枚收藏在中国台北之外,其余全部藏在甘肃。甘肃所存汉简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中以敦煌汉简的存量及内容最为丰富,涉及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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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文化的底层是儒学,敦煌文化同样如此。不要被河西走廊上遍布的石窟和寺观所遮蔽,这些是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外化实体,但河西儒学营造的从来不是一寺一窟,而是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代具体的人。不论王朝如何变迁,儒学一直在人们的家学中传承,塑造了每一个河西人的生活和认知。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道教、民俗等是在儒学的文化认同上编织出来的生活仪式感,而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事物往往组成了一个人的底色。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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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艺术为了靠近信众的审美意趣,选择不断突破自己。这种不拘泥于固有范式、勇于探索的艺术精神经过上千年的持续迭代,最终形成了独特面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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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属石窟艺术圣地,但敦煌石窟与云冈石窟有本质的区别。敦煌石窟具有天然的民间属性,不画庙堂只画众生,而云冈石窟有皇家宣传工具的属性。可以说,敦煌石窟是一个广场,而云冈石窟是一座高塔;广场是公众自发聚集而成秩序,可以融汇任何人和艺术;高塔是官方颁布的秩序,是自上而下的艺术标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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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曜为了保护佛教与石窟,设计了让佛教壮大的宗教制度,这些制度反而在其圆寂后的五百年间一直让佛教与石窟面临生死挑战。直到宋代儒、释、道三家合流,禅宗也改变了寺院的生活方式之后,佛教再也没有遭受灭佛的危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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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代表未来的是弥勒佛,佛教认为弥勒会在释迦牟尼湿新十六亿七千万年后,从兜率天宫降生到人间。所以很多得位不证的皇帝都曾借用弥勒的故事来解释自己的“天命”,其中最铭的就是武则天。隋文帝杨坚也盯上了弥勒下世的故事,并专们饿文案高手伪造了一本《佛说德护长者经》。经文记载:“于当来世,佛法末时,于阎浮提大隋国内,作大国王,名日大行。能大隋国内一切众生,信于佛法,种诸善根。”杨坚鼓吹自己是弥勒的化身——月光童子。按经文中的意思,释迦牟尼在一千多年藏给印度僧人们说,东方会有一个大隋国,皇帝叫杨坚,圣明贤德,让百姓都皈依了佛教。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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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也开始了朗达玛灭佛(838年一842年),藏传佛教遭受毁灭性打击,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到此结束。幸运的是,尚绮心儿此时就在敦煌,在他的保护下,敦煌佛教也有遭受到朗达玛灭佛的影响。敦煌附近的安多地区则成为藏传的避难所,在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吸收了敦煌艺术的安多地区藏传佛教传入拉萨,与印度传来的密教艺术相结合,创造了藏传佛教艺术的辉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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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曹元忠与翟氏之间也是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他只娶翟氏的原因或许与隋文帝只娶独孤皇后的故事同出一辙。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网络中,曹元忠必须要考虑翟氏家族的广泛影响力,因此造就了“愿得一人心”的爱情故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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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层面,南宋认为自己在南渡时把玄奘带回的经典都带到了南方;金国认为自己占据了长安和洛阳,这里都是玄奘译经的圣地,保存了玄奘大量的真经;西夏则拥有玄奘取经时走过的整条河西走廊,还有瓜州石槃陀的故事,所以认为这里的佛教都受到玄奘的真传。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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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的“敦煌”指的是古代敦煌的地理范围,因为敦煌与河西走廊的历史往往很难分开,所以部分章节也涉及整个河西地区的讨论。历史是层累的,作为一个广义上的敦煌人,我的生命,就是敦煌历史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延续。因此,这本书中,我常常把敦煌历史的相关事件投射到今日之我的身上,希望借此让读者了解敦煌历史对于如今敦煌人的塑造。这是一个有趣的方法论,因为历史创造的最伟大的作品,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怎样的历史就会塑造怎样的人,所以,如果你能仔细地审视自己,就能看到历史在你的血液里奔腾的样子。作为一个敦煌人,我打算带你认真阅读一座我生活着的小城,也试图在这个过程中画出一张不太一样的中国历史的剖面图。(p7)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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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曾说:“没有什么艺术,只有艺术家”也就是说,世界上本来没有艺术这件事,我们所说的艺术,只不过是艺术家们对具体的表达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而已。每当听到有人说“敦煌艺术是世界上最好的艺术”,我总是无法打消心中的怀疑,因为所有的“最好”后面都有专断色彩。当我们谈及敦煌是最好的,那么景德镇瓷器呢?青铜器呢?当我们开始用一等、二等或高贵、卑贱来形容艺术时,这种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分类认定,就可能会带来艺术的灾难。
那些清代的壁画,是当时敦煌一个个具体的小人物最朴素的信仰需求和精神世界的展现。它们是由没有经过美术训练的小人物创作出来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将它们铲除。那些没有太多技法和套路的野生艺术,往往承载着一个小人物对当时世界最纯粹的理解,是敦煌历史最真实的面目。所以,我们不仅要看敦煌的大唐,看敦煌的盛大辉煌;也要看敦煌的晚清,看敦煌的羸弱与落寞。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