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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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的老师，不管是外籍的，还是中国老师，对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对每个学生都很好，没有那种势利眼。如果哪个老师对谁特别好了，我们会说“偏心”，这种情况是极少的，即使有，也不会是因为学生家里有钱有势。反过来，也没谁表现出优越感，谁要是因为家里有钱有势喜欢炫耀，那是要被大家看不起的。友善、平等待人，按照中西的教育，这就是有教养：爱显摆、自以为高人一等，就是没教养了。 所以我们不大关心身份高低，是穷还是富，人人都是姐妹。女孩子之间的 关系与男孩不同，会很亲密。现在叫作“闺密”了，我在中西有好多“闺密”，到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什么都聊，真正是可以“谈心”的。一直到老都是这样。当然这样的都是同班的，别的年级的来往不多，但是只要是中西的，彼此都很亲切，毕业多年了再遇到，一点也没有陌生感。高年级的都被看作大姐姐，她们尤其要帮助、照顾低年级的小妹妹，像是一种义务，这也是中西灌输给我们的。 说到大姐姐，有件事现在想起来很好玩。低年级生对高年级的大姐姐很敬重，有一种仰视。我们最初的恋慕对象，往往就是某位大姐姐。上高中的时候，我爱上了高我两级的蔡惠馨，英文叫Mable，外号叫Marble（大理石的意思）。因为有人不会念，就念成了Marble，大家觉得好玩，干脆就这么叫她了。 我对人开玩笑说，那就是我的初恋。十年在中西我喜欢过的人很多，但对她就真的像爱情一样，单恋。这种爱没有犯罪感，大大方方的，反正爱的又不是男孩。她长得很好，说话温柔，举止优雅，成绩也好，我记得她是参加过天津小姐选美比赛的。功课好，会读书，又会玩，我对这样的人总是特别佩 服，我哥就是这样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初恋” -
对家与住处的记忆都是和人连在一起的，年纪大了，回想好多人与事，时间都模糊了，常会前后颠倒，联系到人活动的地方，时间又大致清楚了，因为会想到这是住在哪儿的事，先住哪儿，后住哪儿，这是不会记错的。我喜欢看电影，一个一个的画面，人和背景在一起。想起过去的人与事，也像过电影似的，只是一会儿是彩色的，一会儿是黑白片。串一块儿，又像是梦，的确也做过很多梦，越到现在梦越多。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越来越远，时间在往前走嘛，越远就越像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天津搬家史 -
梅家那次出殡是比较传统的，我还看到过新派一点的，其实基本是一样的，比如和尚、纸人纸马、纸钱这些，最大的不同是加了洋鼓洋号一就是西式的鼓号队。洋鼓洋号在中式出殡队伍里倒也不能说是不伦不类，挺好玩的，最滑稽的是奏的曲子，什么流行就来什么，《蓝色多瑙河》《金银圆舞曲》《轻骑兵序曲》……《风流寡妇》都出来了，和举哀没半点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娘 -
我们还上过一门心理科，大概也是一般中学里没有的，是在初中二或者初中三，上了一学期——也不知课程安排就是这样，还是因为学校在教育部注册，计划改变了。注册了就要参加会考，会考的课程里面当然没有心理。 上课的时间虽然不长，我们倒都喜欢这门课，因为新鲜、好玩。用的是美国的课本，“下意识”“潜意识”“心理分析”等词儿，我就是在那课上知道的。后来读莎士比亚，读西方文学名著，里面有很多心理分析，我就会想到心理课上讲到的。大学四年级我们有门课“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与散文”，我特别喜欢勃朗宁的诗，还有我为什么对Wuthering Heights(《呼啸山庄》)特别感兴趣，都有心理课的影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家政课与心理课 -
花园街、兆丰里、昭明里、耀华里，这些地方都不在了，花园街的房子早拆了，我想到的那些人，当然也都不在了。母亲一九九二年去世，杨宪益是二○○九年去世，我姐是二○一七年走的。他们都算是长寿的，好多人早就不在了。我活得久，看得多，听得多。许多人，他们的事从头到尾都知道大概，有头有尾，听上去就像一个个故事了。这些人和事不时想起，想忘也忘不掉，有时又不愿想，因为好多人，一辈子过去，细细想来，更像一出悲剧。比如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天津搬家史 -
八叔虽然出洋留学，骨子里是很封建的，特别反对八婶跳舞。一到这时候八叔就特爱国，一切都要按中国规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八叔和四哥 -
因为家乡被占领，她特别恨日本鬼子，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活动，集会、营火晚会什么的，回来之后会激动地跟我说。有一次上课时她跟我传纸条，上面写着：“来吧，到群众队伍中来吧，欢迎你！”我回她：“毁灭吧，世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苦闷 -
有次张健办事回来，跟我们说看到中文系学生写的对联，上联“想当初，初来兮，也曾经，油头粉面少年英俊”，下联“到如今，将去也，只落得，沙眼胃病老气横秋”。记不得横批是什么了。连声赞，真是有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柏溪 -
七叔私自动了父亲留下的钱，也算是又一类型的“挪用公款”了，名声不好，行里就把他调到北平去当那边的中国银行行长了。副的变成正的，听上去不是升了吗？事实上天津才是北方的金融中心，就像上海在南方的地位，北平银行的地位和天津银行不能比，在好多生活在租界的天津人眼中，北平土得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又一次大变故 -
要看的热闹，就是梅兰芳原配王明华发丧。也不知是不是她在家行四，天津人说起来都说“王四”。凡是大出殡，事先都知道的，到时候大家会到街上来看，有点像后来的看游行——其实出殡也是一种游行，不过是为了死人而已。真的像游行，一队一队地过。当然前面还要净街，就是梅家的人把经过的马路扫一遍，而后敲一面很大的锣，一声锣响，就开始了。前面是撒纸钱的，漫天撒下，而后有影像亭，两人抬的一个小亭子，当中放着死者的大照片。后面有诵经的和尚队、尼姑队，还有银柳队，每人举一根银柳枝子，吹笙的道士的方阵，还有纸人纸马，纸做的汽车、马车，纸做的老妈子、丫鬟，比真人一半还小些，端着盘子，拿着毛巾什么的，服侍人的样子。再后面还有梨园行的人，穿着便装……真是热闹。梅兰芳走在前面，拿着哭丧棒（正式的说法叫“哀杖”，是拿白纸裹的一根棍），一边走一边哭，哭得很伤心。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哭时鼻涕拖了好长，我还问来凤，要拖到地了，多难看，他怎么不拿手擦一下？来凤说，别瞎讲，出殡不作兴擦掉的。（鲁迅去世时，巴金是抬棺人之一，上海有小报讽刺他是鲁迅的孝子贤孙，也以鼻涕挖苦他，说快要坠地了，我当时就想到梅家出殡时的情景。） 还有不明白的我就不问来凤了。我看前面有牌上写着“杖期夫梅兰芳”，不懂“杖期夫”什么意思，过后就问我哥。我哥捉弄我，说“杖期夫”就是“杖其夫”——拿棍子打丈夫啊。我还真信了，但又想不通谁来“杖”，干吗要“杖”。后来才知道，“杖”就是哀杖，“杖期”是拿着哀杖的时候，其实是指妻子发丧时主办丧事的丈夫。梅家那次出殡是比较传统的，我还看到过新派一点的，其实基本是一样的，比如和尚、纸人纸马、纸钱这些，最大的不同是加了洋鼓洋号——就是西式的鼓号队。洋鼓洋号在中式出殡队伍里倒也不能说是不伦不类，挺好玩的，最滑稽的是奏的曲子，什么流行就来什么，《蓝色多瑙河》《金银圆舞曲》《轻骑兵序曲》……《风流寡妇》都出来了，和举哀没半点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娘 -
中西毕业了，当然要继续念大学。中西的学生是可以保送名校的：三年的成绩平均九十分可以保送清华，八十五分的话可以上燕京。我姐姐是八十五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均分是八十分，但是也没觉得不好，八十分可以上南开。我母亲当然希望我上更好的学校，不过上南开她也很高兴。南开就在天津，这样我就还是在她身边。我姐的目标是在燕京念研究生，母亲觉得家里总得有一个人。 虽然是保送，入学还是要考一下的。我报的是南开的中文系，要考中文和英文，这对我不是问题。其实我还考了燕京。我是不想考的，因为燕京要考数学，还要考智力。我智力那门考的分数挺高，但我数学缺考了。一考数学我就紧张，结果生病，发起烧来，我母亲就说我是装病。后来我姐去打听，说因为智力考试我的分很高，数学只要有个成绩，即使分数差也准备取我了。缺了考根本没成绩，也就免谈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苦闷 -
刘嘉蓁在我的好朋友里是有些特别的。她是东北流亡学生，长得瘦小，人却很热情，高中时她进了中西，很快就和我熟了。她比我低一班，但那时有几门课两个班一起上，我们座位离得不远。因为家乡被占领，她特别恨日本鬼子，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活动，集会、营火晚会什么的，回来之后会激动地跟我说。有一次上课时她跟我传纸条，上面写着：“来吧，到群众队伍中来吧，欢迎你！”我回她：“毁灭吧，世界！”那是无政府主义的调调。现在听上去很幼稚，当时不管是她这么说还是我听着，都是很投入的。我只是情绪上投入，事实上只能旁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苦闷 -
新文学作家中，我哥喜欢胡适，我姐崇拜冰心，我最崇拜的是巴金。冰心在燕京教书，我姐是真的崇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给巴金写信 -
杨先生的口述当然首先是她的自传，然同时她的讲述中还留下了许许多多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身影，家人、朋友、师长，更是念兹在兹。这里面大多数是普通人，也许只存在于她的记忆中了，可以说，她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作传。她的同辈人在世的已所剩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已然不待“下回分解”。如果每个人的人生可以比作一本书，那么这些书她皆已翻看到最后一页。荣辱浮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她那里，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有似“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然而在杨先生波澜不惊的叙述的后面，我们或许仍能不期然而然地感受到“命运”二字的分量。所谓“见证历史”，如果“历史”不是抽象的，当真有温度，那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应该是无数的个体的“命运”的汇集与交响。可不可以说，见证个体的命运，也就是在“见证历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复员 -
“重生” 因为是教会学校，每天早上有朝会，这是非教会学校没有的。早上八点到学校，但要到八点半才上课，上课之前的时间，就是朝会一除了唱赞美诗，就是念一段《圣经》。我们都喜欢朝会，其实是喜欢大声地唱歌，《颂主歌》有三百多首，挑着唱，很开心。老师会先问，今天唱哪首？我们就举手，告诉她想唱哪首，比如第303首，大家爱唱的，老师准了，就高兴。事实上都随我们。而后就唱。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唱了十年，太熟了，到现在我还能一首一首，从头唱到尾。要说教育，这也算是我们的教育吧。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想起，从脑子里冒出来。“文革”后和中西的同学见面，发现中西同学里没一个轻生的，怎么会这样呢，我想和当年我们接受的教育有关。赞美诗里说死是去“应许之地”，那就是天堂，再难也没什么好怕的，最后就是去那儿嘛。赞美诗里尽是天堂，我们不说地狱。但丁的《神曲》我没看过，不知地狱是什么样。 除了朝会，吃饭时的仪式也有教会味儿。管吃饭的是舍监杨赵路德，她本人姓赵，全名杨赵路德，胖胖的，也是大学毕业。到午饭时，她就在两间屋子的门口摇铃，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原先是坐着的，这时要站起来一起唱：感谢天父赐我忠诚，养我肉体，保我平安；惠赐盈粮，心灵感谢，敬虔为人，讨你喜欢。唱完了，杨太太示意我们坐下，这才开始吃饭。吃饭时不许离开座位，要添饭则摇桌角上的铃，让学校的阿姨去添。 这歌为什么我记那么清楚？“文革”的时候，吃饭前要背语录，嘴里要念念有词。我心想你管我念什么，我心里就唱歌，并不是我信上帝，而是我觉得唱歌比什么都好玩，反正我又不唱出来。在心里唱完四句就开始吃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重生” -
立案”与会考 我初中快毕业时，学校有了一个变化。原先教会学校都是自我管理的，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来。这时国民政府出台了新政策，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要在教育部“立案”，教会学校也要纳入国民教育系统。 首先是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原来范爱德范教士当校长的，改由汇文中学的校长兼中西的校长，范教士变成了教务长。实际上学校事务还是范教士管，刘校长只是名义上的。虽说有办公室，他也不大来中西，好像只是毕业典礼时才出现，和毕业生合影。 最明显的变化，是周一的朝会不唱圣歌了，改唱《中华民国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礼拜一上课前就是纪念国父，唱三民主义，还要背《总理遗嘱》，而且挂上党旗和国旗。孙中山是伟人，我们都这么认为，但星期一的朝会没意思极了，虽然都是唱歌，党歌唱起来忒没劲。而且唱圣歌是可以选择的，党歌没得选，颠过来倒过去唱，烦死人了。 那天是属于教育局的，朝会还经常有些社会名流来演讲。当然不是范教士请来的，她认得谁？ 一都是教育局的安排。我记得的，有中国银行行长卞白眉，他是留美的，扬州人，口音特别重，说英语滑稽得要命，讲的内容我们一点不感兴趣，什么“摩登物质化”，应该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吧。完了之后我们只顾着模仿他的口音，“摩登”（modern）说成“马灯”。还有一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立案与会考 -
辛稼轩的写他喝醉酒的词，到现在我还能背得一字不落，“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 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曰去。”一是老王先生教时一边吟诵一边 比画，做出醉倒的样子，我们一下就记住了；二是因为“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这句，我们经常挂在嘴——不是讨厌文嘛，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还要学它干吗？这下有理由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位语文老师 -
莫道悬崖方勒马，须知歧路惯亡羊。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位语文老师 -
数学老师写的是“静则心多妙，更上一层楼”，“飘然思不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位语文老师 -
过去师范学院吃饭不要钱，家境不好的学生念不起大学，就念师范，于是看不起的人就把它说成“吃饭学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家政课与心理课
作者: 杨苡/口述, 余斌/撰写
副标题: 杨苡口述自传
isbn: 7544792749
书名: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页数: 429
定价: 108元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23-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