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种起源》的原文摘录
-
所以，选择鲧式治理还是禹式治理，首先取决于国家能力的类型一是征税能力强还是驭民能力强。能力强不强是一个维度，能力的类型是另一个维度。把两个维度的事情错看成一个维度就会误判事情的本质。一些美国学者一谈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就不假思索地说政府能力太强了也不好，搞成苏联那样；太弱了也不好，啥事也干不成；然后自夸美国恰到好处，因为它的政府既不太强，也不太弱。这种观点极为肤浅。 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都有强大的资源获取能力，造了核弹，发了卫星，但两国能力的类型不一样。美国的国家能力是征税能力，是禹式治理能力；苏联的国家能力是驭民能力，是鲧式治理能力。同样是获取资源，在禹式治理下，人民越能够自由买卖，就越能发挥所长，创造越多的价值，政府得到的就越多；在鲧式治理下，人民越无法自由买卖，就越能安心为政府生产，政府得到的就越多。两个政府目的相同而手段相反。美国和苏联的国家能力类型不同，所以没法比较谁强谁弱。要比管制、驭民的能力，美国怎么比得上苏联？可要比审计、征税的能力，苏联又怎么比得上美国？ 能力禀赋之外，工商业的客观发展条件也影响着政府在两种治理方式间的选择。禹式治理的核心是对工商业征税，只有具备了对工商业征税的能力，政府才愿意去发展工商业。如果一个国家缺少河流、海港，统治者就算给人民以经济自由，工商业的发展也将极为缓慢， 那么上述的良性循环就失去了起点。一个只能发展农业的政府，是不太有动机去促进经济自由的。比起工商业，农业产出与从业者自不自由关系不大。迁徙和择业自由无法显著提高农业产出，反而会降低政府从农民身上获得资源的能力。俄罗斯许多地方冰天雪地，又缺乏不冻港，从事国际贸易的条件要比英国、美国差很多。这也是苏联相对而言更容易走向鲧式治理的一个原因。 总而言之，选择哪种治理方式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政权的能力禀赋、工商业的发展条件和外在的国际形势。相对而言，外交阵营的影响可能被夸大了，鼓励经济自由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商业征税能力 289 -
与我同辈的年轻学者很少完整经历过对弗里德曼的信仰与质疑，听到我反驳他老人家，有时候还会流露出“不幸遇到民科”的表情，而老一辈学者往往会心一笑，充满赞许，毕竞，这是贯穿他们学术人生的一段公案。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量化历史年会上汇报自己的研究时，有一位年轻听众就提问，为什么仅仅质疑马尔萨斯理论的假设，就能动摇整个理论？他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弗里德曼方法论之问。我为他做了解释，还加了一句：“弗里德曼是错的。”提问者尚在错愕，观众席里乔尔·莫克尔教授一听此言，笑容怒放，连连猛拍桌子。莫克尔是当今经济史学界之执牛耳者，后来他还把我的论文选入了美国西北大学研究生经济史课的必读文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敏感假设务必符合事实 194 -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称市场经济为演化而来的自发秩序，指责计划经济是出自人类对理性设计的自负。话虽然漂亮，但这一假说既空洞又错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治理方式的选择。计划经济无非是一种精细化的鲧式治理，市场经济无非是禹式治理（或元式治理）。治理方式的选择取决于政府在其所处环境和能力特点下，用哪种方式获取的资源更多。 至于苏式计划经济的理性色彩，其实是苏德战争的余波。以飞机、坦克为主要武器的全面战争不由得一个国家不发展起高度理性的计划官僚，理不理性和苏联选不选择鲧式治理没什么关系。中国当年也搞计划经济，但大炼钢铁和亩产万斤的反理性做法层出不穷。美国同样经过二战洗礼，政府的理性计划色彩不比苏联逊色分毫，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禹式治理？究其原因，不是美国有民主选举或三权分立，更不是有哈耶克这样的知识分子来出谋划策，而是对美国政府来说，从禹式治理中获得的资源更多。战争中美苏都搞鲧式治理，战争一结束，美国迅速转型，苏联却继续保持鲧式治理。这跟理不理性、自不自负、道不道德没有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战争形势的影响 294 -
P105-106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叫作西西弗斯陷阱的假说，内容如下： 在一个前工业社会的内部，发生人均收入的长时段增长是完全可能的。由于产出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变迁，马尔萨斯效应根本无法限制这种增长。如果采信厄尔·库克的估计，这个前工业社会的人均收入甚至有可能积累 10 倍以上的增长。我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工业革命前发生普遍的增长，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增长在空间和时间上各有一大局限，进而导致了贫困陷阱的出现。在空间上，增长既有扩散也有萎缩。但从最终的结果看，直到工业革命前，局部兴起的增长地区从来没有带领整个世界进人持续稳定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作为一种社会特征，应该是倾向于萎缩而不是扩散的。而且，在时间上，这种增长易于夭折。一旦夭折，之前所积累的增长成就可能消失殆尽。文明就像希腊神话中被诸神惩罚的西西弗斯，不停地推动一块巨石上山，再眼睁睁地看着巨石滚落；巨石滚落后又推上山，再滚落……单个文明的人均收入不是停滞的，而是大起大落的。如果这也算贫困陷阱，那么与其把它描述成一个水平停滞的马尔萨斯陷阱，不如称它为西西弗斯陷阱。工业革命的特殊性，可能并不在于增长从无到有的现身，而在于增长的传播性和持续性。 一个替代性理论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人均福利的增长一度倾向于菱缩而不是扩散，为什么这种增长易于夭折而难于久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 5 章 西西弗斯 -
p245 为了得到更多的遗产，教会鼓励人们摆脱家族的控制，追求独立的财产权。这倒不见得是哪个教士的精心算计，因为教会之间也在竞争，在优胜劣汰中存活下来的当然是那些更善于吸收资源的教会。 国家和门第的互动也有着相似的逻辑。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并投入国家间的竞争，政府会刻意打压门第和家族势力。有一种观点认为，个人相对于家族的独立性是一个民族启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条件。如果光看个人与家族之间的互动，个体独立性作为一种小用品似乎永无出头之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国家和教会这样凌驾于家族之上的社会组织，它们的利益与家族利益向第五。如果国家间竞择的激烈程度超过了家族间的竞择，社会文化就会重国家、轻族姓，使原子化的个体依附于国家，获得相对于家族的独立性。在这个案例中，高层阻止的集权实则扮演了效用品爆炸的导火索。 这就是所谓的多层级族群竞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 11 章 星火燎原 -
p246 我认同制度对增长的价值。但是，制度主义增长观有两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第一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学者们的思想受美苏冷战的影响太大，对“什么是好制度”的认识比较片面。第二就是休眠火山悖论（制度与增长间的正反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 11 章 星火燎原 -
p292 元朝政府对商人的减税免税，看似是一种让利，其实是政府的卸责。商业虚胖，无法增加政府税收；政府懒政，亦无心改善商业环境。政府税收和商业发展未形成良性循环。这样的禹式治理是缺乏能动性、丧失精气神的半吊子，现代人却美其名曰“小政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 13 章 禹式治理 -
P293 选择鲧式治理还是禹式治理，首先取决于国家能力的类型——是征税能力强还是驭民能力强。能力强不强是一个维度，能力的类型是另一个维度。……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都有强大的资源获取能力，但两国能力的类型不一样。美国的国家能力是征税能力，是禹式治理能力；苏联的国家能力是驭民能力，是鲧式治理能力。同样是获取资源，在禹式治理下，人民越是能够自由买卖，就越能发挥所长，创造越多的价值，政府得到的就越多；在鲧式治理下，人民越无法自由买卖，就越能安心为政府生产，政府得到的就越多。……要比管制、驭民的能力，美国怎么比得上苏联？可要比审计、征税的能力，苏联又怎么比得上美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 13 章 禹式治理 -
p308 我在社会发展和生物演化之间做类比，是想帮助读者形象地理解，一旦把眼光拓展到人类史的广度，竞择对经济的停滞和增长将有多么重要一-无论是停滞史还是增长史，竞择不为其第一推动力。可是，在经济增长理论教材里，基本见不到竞择这个概念，偶尔出现这个概念，也只是讨论企业层面的创造性毁灭。国家间的竞择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几乎闻所未闻。如果用生物学打比方的话，经济学家的盲点就好比一个生物学家明明想要解答化石断层、物种起源这样的问题，研究思路却总在分子生物学、体质学、营养学里打转，丢开了最合适的演化生物学视角。 增长理论家对竞择置之不理，不是因为不知道竞择的重要，而是因为经济学界有一句咒语——“SoWhat ?”（那又怎么样?）大多数新思想都吃不住这句咒语的制裁。光在论文里吼一声社会科学需要演化视角，充其量就是一个比喻，这不叫贡献。要说把制度比作基因，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里早就写下了传世名篇。他把文化制度、语言、技术这些参与竞择的思想载体称作迷因(meme)，与基因（gene）相呼应。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 14 章 制竞天择 -
p322 这世上比淘宝更大的平台，从任何标准看，都凤毛麟角。可你也许会说，就算淘宝突然之间完全消失，也不至于就招来人类文丽的第二次黑暗时代啊。 其实，对市场经济来说，真正致命的打击并不是某个中心的崩溃。中心崩了，可以修补，补不好的，可以再造一个。当代新闻那些发生在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的事故，初看似乎暴露了“全球化的脆弱性”，但一两年后随着替代方案、替代企业的兴起，到头来反而体现了市场的韧性。 对市场经济来说，真正致命的，其实是市场的割裂。割裂在前、中心塌缩在后，而且这种塌缩难以补救。 就拿游戏来说吧。波兰CD Project RED电子游戏公司制作的游戏《巫师3》在全世界卖了2000万份以上。以8 100万美元的游戏制作成本取得这样的销售成绩，这款游戏堪称波兰国宝。可是，如果这款游戏只能卖给波兰人，以公司自己公布的数据来说，波兰销售额仅占全球5%，约100万份，那么即使侥幸把游戏做得像《巫师3》一样成功，也肯定无法收回投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 15 章 黑暗再临 -
p323 假使今天的世界由于某些原因，原本全球融通的市场突然断裂成万个等体量的板块，相互之间中止贸易和交流，人类生活水平的倒限可能不亚于一次核冬天。 至少，电影艺术将黯然失色。就算这一万个板块里涌现出一万个袖珍好莱坞，它们各自面对几十万人的市场，只能拍一些低成本小制作的文艺片。电影拍摄技术怎么可能不倒退?在绝大多数地区，或许真人出演的舞台剧将逐渐占据电影院，娱乐生活重新回到莎土比时代。 截至2018 年底，世界前十大互联网公司，美国6家，中国4家。其他国家榜上无名，不是因为它们产业政策出了错，或是文化上太保守，唯一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规模小。如果市场遭到割裂，芯片谁来制造?服务器在哪儿安放?不要说信息产业，哪怕是火力发电这么传统的行业，这一万个板块里能有几个掌握全部技术?板块里假如要组织一个证券交易所，恐怕捐客们又得回到梧桐树下去练摊儿。 这才是系统中心化后脆弱性的真正所在。中心的运作依赖连接。无论这个中心是电力，是银行，是互联网，是电影，还是大学，连接网络的规模越大，中心化的利润就越高，中心的发展潜能就越大。可网络一旦断裂，市场萎缩，中心就会被迫降级。对技术进步来说，知识和规模缺一不可。如果一定要比出个重要性来，那么规模比知识更加重要。有了规模，才有对知识的需求，知识就能生产出来，生产出来就能用得上;可如果规模不够，知识的生产就停止了。 更添堵的是中心本身的分散化。一个中间产品一个中心，每个中心的运作，都依赖它和成千上万其他中心的连接。中心之间的连接一旦切断，不用等到市场萎缩，所有中心的生产早就停止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 15 章 黑暗再临 -
p325 所有这些悲剧，尽管都发生在同一个世纪里——人类历史上两场最大的战争、一场最大的冷战、一场最大的瘟疫和一场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仍然没有打断世界市场的整合与科技的进步。二战后，西欧和日本从一片废墟到欣欣向荣，从借美国人的钱买美国人的货（马歇尔计划）到反过来政府美国市场，只用了10多年时间。市场和文明展现出惊人的韧性。我们是不是可以自信地说，现代社会的贸易网络是断不了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 15 章 黑暗再临 -
p329 我们所陶醉的现代性是规模经济高度中心化的成果，是靠政府来凝聚社会向心力的产物。社会网络一旦断裂，政府功能退化，现代性就失去了基础。中心化曾经造就的人口密度反而会放大社会的失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 15 章 黑暗再临 -
p338 临近尾声，我想稍微谈一谈竞择和科学技术的关系。 人类整体的兴衰取决于竞择的方向与角色，而竞择的方向与角色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技术条件。…… 从更宏达的视角出发，其实科技与增长的关联本身也带有竞择的烙印。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一说起增长，几乎把它等同于技术进步（在索洛模型里，经济增长的来源归根到底是技术乘数的增长。）教科书的这个写法，也带有竞择的烙印——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熊彼特式增长首先在实践中压倒了缺乏技术进步的斯密式增长，并且教科书把前者追认为增长的唯一形式。 …… 要让学问“知其然”走向“知其所以然”，学术理论间的竞择观，尤其是超越学术政治的族群京择观，也是必不可少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尾声 -
p341 莫克尔教授的这本书致力于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他着意的因素是西方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和科学文化的兴起。以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的欧洲知识分子靠什么生活？研究的动机是什么？精神偶像是谁？相互评价的标准是如何确立的？我甚至想探索科学史背后的数理法则——科学思维会不会也是大量个体互动下的秩序涌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尾声 -
所谓富种起源之谜，其实是两个谜叠加在一起。1800年以前，人类为什么穷？1800年之后，人类是怎么变富的？其中第一个谜又是第二个谜的基础。不理解一开始为什么穷，就无从理解后来的转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 言 VII
作者: 吴乐旻
副标题: 人类是怎么变富的
isbn: 7521750578
书名: 富种起源
页数: 400
定价: 99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 2023-2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