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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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自由》的那段伟大结束语中,穆勒指出了他认为任何社会都不敢忘记的根本性真理:
国家的价值,从长远来看,是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为了使人民成为国家手中更易控制的工具(即使是出于有益的目的),从而矮化人民,那么它就会发现,弱小的人民无法成就伟大的事业;它还会发现,那台通过牺牲一切来完善的机器,最终将因缺乏活力(为了让机器更顺畅地运转,国家宁可抹杀这种活力)而毫无效用。
与托克维尔一样,穆勒也并未乐观地认为自己的话语会被时人倾听,但是他相信,当人们对那种在他看来正在涌起的集体主义潮流感到倦怠和失望时,他尝试在其论著中指出的那些真理就会展现出真正的价值。“而且,”他在《自传》中补充道,“恐怕它们会长时间保有那种价值。”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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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扪心自问,我一生所从事的历史与人文学研究可以让我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我只能回答四个字:前途未卜——天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过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可以预测的,尤其是那些可以测量的东西,以及那些可能出现的发明创造与技术进步。然而即便你能够预测50或100年以后人类生活的外部状况,但却仍然无法预测那时人们对这种环境所作出的反应。……
是历史与人文学研究使我们保持了关于未来的开放意识,这与十四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情况如出一辙:一些人毫无征兆地感到了一种重现古人世界的冲动,并由此产生了创造自己的新世界的信心。这也是人文主义传统在他传承的600年间所代表的价值——拒绝接受关于人类的决定论与还原论观点,并且坚持认为即使人类无法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选择的自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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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那些并不是积极参与而是消极被动参与这个改变过程的人那里来的反应,从我们常用的"人类"这个抽象概念的组成成分的个人那里来的反应,却要暧昧得多。即使他们认识到改进卫生状况和提高生活水准的好处,但是不断响在他们耳边的信息却是,技术进步无法阻挡,甚至无法放慢,它所带来的后果你非承受不可,这使他们认可了可能深刻影响他们生活的东西,他们无力控制,作为人,他们在技术的价值天秤上已无足轻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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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并不想把自己的一套价值或象征体系强加于人——就像天主教、加尔文宗、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所做的那样;相反,它认为通往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条,其他文明——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也无论是希腊、中国、罗马、法国,还是印度的文明——所走出的道路都值得我们认真去看待,并且需要努力根据其自身特点来对其加以理解。即使我们无法接受让自己真实地生活于它们之中,或者由于其不容异见的狭隘性而使得我们被迫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也不应放弃这种尝试。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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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说,教育除了要开发其智力意外,还需要培养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在崇尚暴力的时代,他要学会控制情绪;在暴政肆虐的时代,他要做到委婉谦卑;在竞争激烈的年代,他要容忍自己违反规则;而在一个崇尚出类拔萃、容不得平庸的时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精英,而不是生产专门人才。
人文主义的核心主题是人的潜能与创造力,这些能力是潜藏于人的身上的,需要外部力量加以唤醒,从而使其显现并进一步得到发展,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教育。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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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其性质而言是个人化的。……它仅以受过教育的人为对象,基本限制在城市贵族与统治精英的范围之内……因此作为一种历史力量,人文主义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尤其是当一些人组织起来将其说成是异端邪说或虚妄幻想而加以压制时,这种软弱性就更加表露无遗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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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在于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若只是为了使其治下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易于掌控的工具而限制他们的发展——即便是出于某种“有益”的目的,那么它中将看到自己所培养的这些精神侏儒是多么的不堪大用;同样将成为事实的还有:它不惜一切代价所求的的机器的完善,最终会因为图一时之便而丧失基本动力,从而落得一无所有。
如果我们仅仅强调人类获得尊严、善良与成就的可能性,而无视大多数人的人格其实是不完整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这一事实,那么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就是浅薄的,说不过去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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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认为教育是让人从自然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并且发现自己的humanitas(人性)的过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学)中,语法和修辞两个科目不仅要引导学生熟悉古典学术并培养其在演讲与写作方面的能力,同时也承担着让他们全面掌握文学、历史和道德哲学等经典作品的功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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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在自己家中的玄关上刻了一句拉丁语神谕:“无论信或不信,神确实存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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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种杰出的科学假说,进化论后来却在达尔文的支持者手中沦为一种僵化的教条——这是为了方便普及大众而将问题简单化的后果。于是,达尔文的学说先是被通俗化为“适者生存”,后来又被进一步庸俗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和赫胥黎等思想家都曾经援引达尔文的权威来支持具有侵略性的世俗意识形态——他们或是为一种成王败寇的竞争性历史观作辩护,或是论证白人在种族上的优越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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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科学实证主义的信仰,以及它所支持的对进步的信念,较之狄德罗与休谟那种对批判理性的开放式运用,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同。理性主义在打破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垄断之后,自己也逐渐沦为一种意识形态教条,从而也变得像宗教一样——既不允许别人对其理论前提进行质疑,也容不得异见的产生。正是这种偏狭不容的态度,使得约翰·穆勒在后来转而对其加以反对,认为它是一种“暴政体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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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欧洲的大地有震颤起来了,暴风雨正在地平线上隐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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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文主义的特点就表现为观点多元,莫衷一是,这也正是古代世界的特点所在。一切以权威自居的论断——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方面——都不会得到人类经验的支持。如果说人文主义者永远不会在同一问题上得出一致意见的话,那么这其中值得称道的奥妙就在于他们所认为有必要讨论的话题之广泛,以及他们那种对话式的讨论方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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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人文主义者反复重申的一点是,哲学应当是人类的学校,致力于为人类解决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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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代文化在人文主义者的研究中被赋予具体形态,它便开始溢出修辞与文学的范畴,进而在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也被人们赋予典范地位,甚至在人的生活,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这一重要的领域也不例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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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对此众说纷纭,然而此时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人们可以公开地对沉思默想的生活的优越性提出质疑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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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阿尔伯蒂等人文主义者坚持认为:人,只要拥有足够的胆量,是可以战胜命运的。正是对这种人的创造力与驾驭生活能力的强调,使得当时的人们产生了追求个性和增强自我意识的愿望。布克哈特认为这一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显著标志,它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肖像画、自画像、传记和自传等艺术作品在数量上的增长。不仅如此,这些作品在风格上也一改往日的象征与比喻手法,而首次以现实主义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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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视角下,历史不再被视为是某种“天意”的实现,而是人类的努力与失败的产物,人文主义的政治与历史书写最终由奎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推至顶峰。
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文主义的传统来说,是个绕不过去又难以归类的人物。和奎恰迪尼一样,他对自由和自治抱有强烈的信念,坚决反对压迫和腐败,热情地献身于他在其中担任外交官与军人职务的佛罗伦萨。然而他对人类行为的观察和历史知识却使他相信:如果一个国家想要避免灾祸,统治者在国家处于生死攸关之际必须要做好利用掩饰、欺骗和武力等手段的准备,用他本人一句著名的比喻来说,就是要有“狮子般的凶猛和狐狸般的狡猾”。马基雅维利的独创性在于他将目的的合理性与手段的果敢性相结合,认为只要目的是高尚的,就应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实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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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穆勒一样,托克维尔代表的是十九世纪的新版的公民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认为为了民主本身的利益,相信自由价值的人必须积极投身于争取足够的保障来支持民主,来制约和平衡大众社会中将会出现的权利的过分集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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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戏剧变成了严肃讨论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地方,这些问题没有包在历史的伪装里,而是取自当代生活,不加评论和解释,通过前所未有的精彩独白,直接提出来的。易卜生是一个道学家,他对世间男女自欺欺人的虚伪和幻想,感到义愤填膺。像欧里庇得斯一样,他对时代流行的道德和社会观念提出疑问,揭示出言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在观众面前展现出他们可以认出——或者愤怒的不肯认出的——自己的情景。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