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传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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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法律移植实际上是一场漫长革命进程中的法律革命，即摧毁中国传统文明塑造的中华法系，引入西方法律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生长出现代政治法律秩序。可以说，我们今天依然处在这场法律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个法律与“法的精神”互动的法律移植进程中，一方面法律作为一套相对独立完备的规则体系、制度体系和知识体系，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一旦确立就会形成一个自动运转的系统，既是一种摧毁性力量，也是一种建构性力量，作用于其他社会系统。另一方面，法律系统并不非自足的，法律移植、制度创设到法律制度的运行高度依赖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政治实践，包，括政治观念、政治决断、政治利益和政治力量的推动等。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法律始终都是活生生的政治活动的结晶。法律的诞生意味着规则和秩序的建立，意味着活生生的流变中的政治的消亡。然而，新的政治活动又必须摧毁旧的法律秩序而建立新的法律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法律革命”这个概念本身包含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张力，活生生的政治往往展现为生机勃勃的革命，而法律虽然可以成为革命的工具和手段，但它本身包含着对革命的约束和消减。因此，理解近代以来这场漫长的法律革命，乃至世界范围内法律移植运动引发的法律革命，首先必须考察政治与法律、法律与革命的内在关联。如果说法律的生命在于“法的精神”，那么将政体、经济、文化、地理等要素统合在一起的活生生的力量乃是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的生命就在于政治，法律的创生来源于政治，法律的死亡归因于政治，法律的运作也离不开政治。从最广泛意义上说，法学从一开始就是政法法学，无论服务于法秩序的建构，还是服务于法律职业技术操作，无论服务于法律的正当性思考，还是服务于法律的运作分析，都需要从政治视角来理解法律。 (查看原文)

  懒残僧 1赞 2025-03-23 10:22:40

•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普适价值论”和“接轨论”不仅造成了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漠视，而且包含了对西方文明传统的简单化误解。为此，我们必须区分作为过去500多年真实历史中的“全球化进程”与冷战结束后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全球化理念”。如果用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基调来概括，前者是主人的世界，即全球不同文明秩序相互碰撞、相互搏斗、相互征服、相互学习、相互形塑的过程，这构成了全球历史活生生的、动态的政治进程，而后者则是末人的世界，即试图以技术化、中立化因而普遍化的面目出现，试图将西方文明要求变成一项普遍主义的正当性要求，以历史终结的态度拒绝回应当下的历史进程，拒绝思考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 由此可见，全球化在今天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全球化正以生机勃勃的历史面貌展现出来，特别是全球秩序因为技术革命、阶级冲突、政治冲突以及文明冲突释放出新的活力，激活了每个文明来构思全球秩序的活力；而另一方面，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普适主义叙事已变成历史终结论的教条，室息着对全球化进程和人类文明未来的思考。由此，西方启蒙思想正在滋生一种新的迷信，也就是对西方文明秩序中普遍主义叙述的迷信。这不仅无法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而且丧失了探索重构全球文明秩序、追求更好生活方式的动力，以至于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追求表面浮华但内心空荡的时代，一个看似自由独立却身陷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不能自已、无力自拔的时代。 “启蒙就是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启蒙运动曾经勇敢地把欧洲人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构想的普适价值和普遍秩序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从而塑造了西方现代文明。而今天我们能否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从法律主义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从对法律的技术化理解中解放出来，则意味着我们在全球化陷入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福利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时刻，在西方文明塑造的世界体系因文明冲突和地缘冲突趋于崩塌之际，在西... (查看原文)

  懒残僧 2025-03-23 1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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