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中，骚乱频发，饥荒肆虐，瘟疫横行；工业疾速发展，经济迅猛扩张；铁路争议不休，神学论战不息；“狄更斯热”盛行，催眠术风靡；议会玩权弄谋，社会改革不止；托利党四分五裂，宪章派的期望逐日膨胀。在这样的10年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每天步行去位于利德贺街的那座多利安式富丽堂皇的大厦上班。该大厦是东印度公司行政中心所在地。1823年，时年 17岁的密尔当上初级职员，开始在这里上班。（自 1831年起，他从肯辛顿区出发，步行来此。）最初他年薪只有30英镑。20岁时，他首次拿到固定工资，年薪 100英镑。1856年他晋升为检查秘书部主任，年薪涨到 2000英镑。至于东印度公司及其在维多利亚时代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稍后再谈。眼下，不妨将目光聚焦到密尔身上:此君身材瘦削，面容冷峻，一头淡黄色头发，天天雷打不动来上班。每天上午10时，他走过那道巨大的门廊，穿过一道长廊，爬上两层楼梯，路过一间信童们正在煮茶的等候室，经过一条挤满挥动着鹅毛笔的小职员的长廊，最后走入一个大房间，这里便是他的办公地，三扇高大的落地窗俯瞰着下方铺着方砖的庭院。
远处，城市教堂林立，从教堂尖塔和尖顶上传来的报时声不绝于耳。千百位“董贝先生们”在大搞国内工业投资，搞外贸，搞保险，搞海运，大把大把赚钱。这里是“食利者帝国”的中心，人们研习着理财的本事，建设着经济，构建着政治体系，创建着一个举世无双的强大帝国。随即，一位小勤杂工给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送来煮蛋、茶水、面包，外加黄油。这是他的第一顿茶点，一整个白天吃的便是这些，此后便啥也不吃了，直到下班回家。（下午 6点吃一顿简单的晚餐。）
这位高个子、面色红润、一身黑西装的人，何以吸引我们的目光呢？对于上午 10时到下午 4时密尔推过办公桌面的那些文书，他同时代的印度人想必很感兴趣。东印度公司下设三个部门——秘书部、军事秘书部和检查秘书部。负责审查来自印度、涉及方方面面行政事务的信函的检查秘书部 ，其实相当于印度行政参事会。决定印度次大陆诸多事务的 ，正是这帮身着黑衣、一字排开端坐于伦敦金融城高脚凳上的小职员们，这一点毫无疑问让人觉得有点怪异。
然而，对于密尔同时代的欧洲人 ，以及在他结束这种公务生涯之后出生的几代印度人来说，这位男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工作，而是在于他一路走过圣詹姆斯公园、舰队街和圣保罗大教堂时，在他嚼着煮蛋，一边听着办公室里百来支鹅毛笔沙沙作响声，以及远处百来座教堂尖塔上传来的、回荡在屋顶上的绵绵不绝钟声时，浮现在他脑海里的那些思想。
密尔在东印度公司的这份差事继承自他的父亲。在密尔入职前 ，父亲已晋升为检查秘书部主任。父亲詹姆斯·密尔是杰里米·边沁的狂热信徒，后者属于最无情的那种哲学激进派，是个彪悍的葛擂梗式人物。约翰 ·斯图尔特·密尔非同寻常的少年时代如今已成传奇——无游戏、无玩伴、闷头苦读 ，不懈地累积着事实、事实、事实 ，致使他在 20岁时陷入了精神 “危机 ”——对于父亲的边沁主义思想那一套 ，他似乎并不接受。读了华兹华斯的诗歌 ，他欣喜无比地发现自己其实拥有情感。就他所代表的——他的真实自我——以及他所想、所推崇的而言 ，密尔堪称他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伯特兰·罗素说 ，边沁主义者思想当中没有一丁点情感诉求 ，就此而言，整个 19世纪中叶，他们对于英国立法居然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实在令人震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教子，兼约翰·罗素勋爵的亲孙子，竟然发出这种评论，这一点也是颇令人吃惊的。正如伯特兰 ·罗素看到的 ，边沁的理想是 “安全而非自由”。身为政治思想家 ，密尔的使命便是去发现如何在不危及安全的前提下赋予社会以自由。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于后世的政治和社会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倘若有影响的话 ）甚至超越了边沁。他表示自己能在 3小时内干完一整天的工作，或许这就是他在东印度公司任 “全职 ”雇员期间 ，还能发表如此之多著作的缘由。从1835年起 ，他开始担任《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报》的编辑，当时该报是政治激进派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喉舌。更重要的，也是更令人吃惊的一点（考虑到新闻报刊业以及无休止地在 “收件盒”和“发件盒”之间传递的印度信函的干扰）在于，他还是一位卓越的 19世纪英国哲学家。
密尔及其影响，充分展示了 19世纪的英国状况。即便质疑他的影响力，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运河纵横、工厂林立、账房遍布的英伦国度，乃是孕育密尔思想的沃土，在这一点上，德法两国和新兴的意大利是无法和英国相比的。假如我们非得找出一个答案，回答为什么英国没有爆发诸如密尔的好友卡莱尔所预想的革命大灾变 ，或许部分答案就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哲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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