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何以至此》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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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1]权霸主,自古有之。在希腊城邦时代,雅典曾经是希腊世界的领袖。雅典蹿升为希腊列邦的领袖,是因为在对抗波斯的大战中,雅典和斯巴达并肩作战,赢得胜利,保护了地中海的希腊世界不被波斯占领。这时候,雅典得到希腊列邦的拥护。但是,雅典组织了提洛同盟,俨然以主人自居,强[2]行统治希腊世界。于是,各邦对雅典的感激之情一变而为厌恶。在中国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尊王攘夷”为口号,联合中原列国,北抗戎狄,南拒荆楚。齐桓霸业,及身而止,晋文公的霸业却延续好几代。在晋文公时代,华夏各邦心甘情愿地接受晋国的领导,而在晋国后期,却没有一个华夏城邦不对晋国敢怒而不敢言。晋国不再是一个令大家心悦诚服的领袖,而是以武力压制的霸主。
这两个例子使我们理解,任何霸权往往能善其始,而鲜克有终。观察一个大国的崛起,不能不注意到其前后行为是否有落差。
在近代,美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华盛顿在建国之后不久,飘然下台,解甲归农。他离职的时候,向美国的公民提出劝告:美国不要卷入欧洲的国际竞争之中,美国应该尽量自求多福,努力做好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实验,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制度;也要尽力开发新大陆的资源,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北美的大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美军都及时援助欧洲民主国家,使得欧洲不至于被独裁专制的一方霸占。这些时候,美国得到的是欧洲各国的衷心拥护。“二战”之后,美国在多处发动战争,又在欧洲长期驻军,虽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了遭战争破坏的经济,但是美国并没有得到称赞,反而处处都有“丑陋的美国人”的评价。
正如前面所说,有好的开始容易,然而有好的结束却很难。最近二三十年,美国深入介入中东事务,而自己的国家却民穷财尽。在亚洲,美国为了维持霸权,常常以中国为假想敌,打算包围中国。在欧洲,美国与德国之间也是面和心不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真正解决。从这些例子看来,一个强权要想有一个好的结果,不被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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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全球迅速的工业化,引发了横向的人口迁移和纵 向的社会变革。那些社会变革本来相当顺畅的国家,例如,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因为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竟出现了社 会流动的减少和停滞。以美国为例,假如人口的结构以财富而 论,可以分成十个层次:最上面的10%的人群聚集了大量的财 富,而且可以延续好几代,他们下降到贫穷的机会,几乎已经 不存在;最下面的,有20%〜30%的人口,因为教育费用的 高昂,他们的子女就很难获得良好的教育及上升的机会。社会 地位的纵向升降,基本发生在中段的人口,两端人口不太变动; 中段人口也可能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均匀,很容易就滑落到底层, 造成了中产阶层整体的萎缩。对于美国这一类国家,这种现象 是非常可虑的趋向。许多人不再梦想美国是一个有自由发展机 会的地方。所谓从小木屋到总统,从小贩到公司老板,这种美 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国梦”,逐渐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神话。
在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之内,纵向的变动却非常剧烈,个人 发展的机会多,只要取得某种资源,就有一些人会很快地致富。 但是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并不公平的资源分配方式,不能创 造良好的环境,孕育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升降波动迅速,使 若干人很快致富,其中有人掌握特权,成为新兴的富有阶层, 也有些人在激烈竞争的过程中,又很快地沦入贫穷阶层。社会 变动的剧烈,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必然的后果是 社会不安定。
上述现象,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社群与小区的解散。 即使在髙度工业化的国家之内,当社会变动并不那么十分剧烈 的时候,小区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有若干相对稳定的社群,例 如工会、宗教团体,使参与者不致感觉孤单。一旦中产阶层逐 渐萎缩,这些人面临沦入低收入的人群之中,他们原有的小区, 比如说美国的郊区,就会无形中减少,最终消失。那些以教会 为中心的社群,或是以职业为中心的社群,也因为中产阶层本...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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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思想的附带产品,就是男女之间的平等权利。大多数战斗部落,例如纵横草原的匈奴和蒙古,以及今天中东的阿拉伯民族,妇女普遍没有和男子一样平等的地位,因为妇女不能担任和男子一样冲锋陷阵的角色。可是,北族的维京人和英国的条顿人,他们长期在海上活动。族群里的男子可能长期在海上,家里一切事务都由妇女承担,如果发生不幸,出海的男子不再回来,维持家庭的责任就落在妇女的肩上,因此,这些族群的部落会议,妇女也一样参加,有时代表自己家里的男子汉,有时就代表一个
家庭或家族,她们对共同体的治理,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妇女担任领袖,
女子继承产业,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一特色,在许多定居的农业区域
是罕见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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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递向问一个问题:欧洲当时出现了什么律的重大攻变?第一,欧洲的农业进行了一次革命。过去的农村,林业、牧业和农业三环配合。
提供一般人的食物一树林里采集的果实、牧场上牧养的牲畜和农业生产
的谷类,构成了欧洲当时食物的三大来源。
17世纪至18世纪的时候,由于大瘟疫人口减少,欧洲的劳力一直没有恢复常态。人口减少了,芳力就减少了,消费人口也减少了。因此,农
村的士地没人耕种,也没人消费。在人均土地分配数增加的情况之下,欧
洲发展了三圃轮耕制度,也就是三分土地,轮流种植不同的作物。这种轮
耕制度,使得土地能够得到更合理的使用,也能发挥更高的效率。在同一
片土地上轮流种植不同的作物,这些作物吸收的养分来源并不一样,每年轮到新的作物,都和去年耕种的作物不冲突。整体讲起来,耕种面积依旧,而农产品的总数却增加了。相对而言,林业、牧业供应的食物不足,可能要依赖别处的供应。
因为有这样的农业革命,整个欧洲出现区域性分工。比如说,东欧的波兰就是以大马深耕发展的大田制,使用较少的人工劳力出产大量的谷类。而法国温暖潮湿的西南部,就成为种植葡萄的理想地区,葡萄酿制的酒,其市场价值比粮食高。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就可理解,欧洲在大范围之内出现区域性分工,构成活泼的区间贸易。意大利的橄榄油,法国的酒,东欧的麦子,可以互相流通,构成一个很复杂的流通网络,刺激了区间贸易的发展。这对于交通要道上的城市发展也有极大的帮助一这是重商主义的第一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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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模式)和日常生活上,是夸张、繁复、浮华和热闹,尤其在艺术上的装饰性,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个19世纪全球性的浮嚣和夸张的文化,引发了许多人的不满。于是在法国,有印象派和抽象派的绘画将艺术的创造转为内向。俄国19世纪末期诞生了大批优秀的小说家,如屠格涅夫①、陀斯妥耶夫斯基②等,他们的小说都具有深层的反省。在他们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两种文化的冲突,也就是俄国自身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同样的现象也表现于中国。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也是呈现中西文化二元的冲突和矛盾。在欧洲本土,像罗曼·罗兰③这一类的作家,重新审视贝多芬、拿破仑这些英雄角色,做深入内心的分析。罗曼·罗兰的做法和当时兴起的心理学有深刻的关系。而在美国,譬如斯坦贝克④等人,为了工人的劳苦,穷人的无告,做了严重的控诉,指责新兴的资本家豪奢的生活。梭罗⑤写的《瓦尔登湖》⑥,则提倡回归自然。这一回归自然的诉求,和印度的泰戈尔和俄国的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可以互通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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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20]教会掌权数百年,在15世纪时,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士终于发出了反抗的声音。第一波反抗,是今天捷克的胡斯[1],他是一个神学院出身的学者,眼看着公教会以出卖“赎罪券”聚敛财富,他提出了质问:审判世人的权力,是在上帝,这一权力并没有委托给教会,当然更没有委托给教皇和[21]主教;末日还没有来临之前,也不过是人的教士,怎么有权力预知上帝的判决,而发出免罪的“赎罪券“?而且,上帝的奖惩是按照行为的好坏,怎么可以拿金钱来代替行为,预先购买上帝的赦免?他的论点——上帝造人,上帝是每个人的神,神和人直接相通,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无论他是教皇还是主教)作为中介——直接地触怒了教会。当地的主教逮捕了胡斯,要他认罪,否则就处以火刑。胡斯在点燃的火堆上还说:“我没有犯错,我的意见都是《圣经》上的教诲。”今天捷克的布拉格广场上,还有胡斯被焚烧的纪念雕塑。胡斯死了,他提出来的意见却传到了各方。
[1] 胡斯(Jan Hus,约1369—1415) 捷克宗教改革家。他反对德意志封建主和天主教会对捷克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反对教会拥有地产,谴责教皇兜售“赎罪券”,要求建立捷克的民族教会。1415年胡斯因“异端”罪被处火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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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4]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尤其是西方历史学家们)常常说,欧洲的兴起是由特殊条件的,例如,新教的伦理,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中所说的白人优越性等。这一欧洲特殊论和欧洲中心论,都故意地忽视了巨大财富累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钱:以不人道的方式获得无偿的劳力,在本来不是他们的土地上,生产和聚集财富。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具有独特性,而这独特性不能说是源于种族的优越,也不能说是源于文化的若干特点,更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只有白种人可以成功地发展资本主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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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75]是,到今天,“理性”本身,似乎仅仅是一个无根的概念。在欧美基督教世界,“理性”原本是植根于人和神之间直接的关系,上帝赋予人类人权和超越其他生物的智能。现在,基督教信仰式微,在失去神圣秩序的保证之后,剩下的只有原教旨派的口号,而缺少深刻的思辨。理性已经无所依附,剩下来的就是理性另一端的实用价值。于是,科学的进展已经不是在追问宇宙秩序和宇宙意义,而是在追寻利润——从新的科技上发展出来的利润。科技得来的只是可以转化为金钱,而金钱又可以转化为权力,尤其前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科技知识的应用,逐渐集中在有利可图的若干项目。欧美学术界罕见有人追问有关终极关怀的大问题。
而在东方,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印度文明,终极关怀本来就是植根于“人”。儒家关怀人性和人本;佛教关怀的也是人在宇宙中怎样安顿自己。由于强大的西方文化的侵入,东方的几个文明系统都处于叔季[1],难以抵拒。一百多年来,东方各地只是接受了工业化和现代的市场经济与相应而生的城市化,西方文明中最可贵的价值:理性、人权和科学,都没有在东方扎根。虽然在东方曾有一些人产生过复古的愿望,但寻找过去、界定过去、整理过去及重建过去的整个工作,却仍旧有待落实。也是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以信仰为主要关怀,经过长期屈辱后,诉之以报复的暴力行为,则是另一个极端。
[1] 叔[175]季 叔世与季世,指衰亡之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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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114]他国家的民主与集权
至于那些小国,像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国力都不够强大,因此他们有自知之明,知道自身不可能成为大国。他们既不会,也无能力成为国际的第一等强国。最好的例子是瑞士:瑞士小国寡民,民主制度非常彻底,然而,瑞士不参与任何国际的纠纷。
另外一类则是出现在“二战”以后,列强所在的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的国家。其中有一些老国家的后裔,例如伊朗和中国,也常常不忘自己光荣的过去,缅怀昔日国际第一等大国的地位。它们在民族主义的诉求之下,很容易走向专制。
中美洲的小国家和中东的小国家,国家不大,根底不厚。它们虽然摆脱了殖民地时期被人统治的命运,但还是走不出被强国所左右的阴影。“赵孟[116]之所贵,赵孟能贱之。”[1]这些强国势力支持听命的政权,不会容忍它们走向真正的民主。一些军阀或者部族领袖不在乎民意,就可能成为独裁者。最近利比亚的内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欧美列强利用利比亚内战[2],消灭了他们无法控制得领袖。古巴又是一个例子。古巴本来是在美国卵翼下的旧政权,被卡斯特罗的革命推翻了。今天卡斯特罗已经让位了,美国还是无法改变古巴的集权政体。
综合起来讲,近代出现的主权国家,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国家的发展,走上两条不同的途径,未来的世界,不同背景的国家,恐怕还会或左或右地摆动,寻找自己的方向。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人民的生活,而自由主义是反对国家插手个人的生活。今天,自由主义体制下的民主制度,由于有分权的制衡,固然可以防止权力集中,然而,它们也会面临难题:国家危难之际,经济困难之时,资源不足的时候,怎样合理地分配资源而不至于偏颇,不至于有太多的贫富悬殊和权力的把持。无论哪种形态的国家,都有难以解决的难题。人类曾经梦想过很多乌托邦,很多美好的桃花源,可是对于权力的分配和权力的约束,至今还在探索可以行之久远的方式。
[1] 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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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43]类欲望膨胀导致资源紧张
以上几项新兴产业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生活舒适了。我们今天在自己的房子里有暖气,有通风,有洗衣机,有洗碗机,市场上有保鲜的食物,出门有汽车——今天大部分平民的生活,比过去帝国贵族要舒服许多,这是生活质量上的改进。在数量上,人类的总人口在20世纪初期,最多十五六亿,21世纪的今天,人口已有七十亿——一百年下来,增加了五倍,这是史无前例的增加幅度。于是,人类虽然拥有高产量的农业,但是人口数量之大,食物消耗之大,以及其他能源、资源消耗之大,也是史无前例的。眼看着地球上可用的土地不够了,水源也不够了,甚至呼吸的干净空气也不够了。刚刚讲的那些产业,对于人类都是祸福相依的。此外,因为人类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造成人类欲望的不断提高,这也是消耗量增大甚至资源稀缺的重要因素。过去,我们过冬只能加厚衣服,生个小火炉;今天,为了我们冬天生活得舒适,世界上中等以上的国家,所使用的一切设备和消耗的一切能量,都已经超过了过去几千年来合起来的数量。
20世纪时令人振奋的时代。可是,本来充满乐观的现代史,竟逐渐转为悲观。这一时期,人类发展了空前的生产力,累积了庞大的财富,却也要背负人口迅速增长而带来的压力。而且,现代人的消耗量和消耗质量都远远超越过去。许多号称服务业的行业,基本上并不是真正有所生产,等于不劳而获。人类不断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不断扩张自己的生产量,也扩[144]大自己的消耗量——这个恶性循环,终于使我们必须面对前述能源、资源都逐渐不够的困境。
经济学的凯恩斯理论,认为我们只有更多的消耗才能得到更多的生产。这种浮士德精神[1],以前只是欧洲一部分民族的文化,现在却是全球人类共有的心态——一切要更多、更好、更快、更舒服。人类欲望的增长没有节制,于是,在20世纪晚期,我们又陷入经济的灾难。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以后我们还要谈的是,经济问题与列强之间的问题,全球化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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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83]一系列的讨论,固然是因为目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起意,然而,我对近现代文明的盛衰已经注意了很久,才因为这个机缘而做了比较有系统的陈述。我盼望读者们了解到:目前的困难,不是周期性的调整,而是长期过度发展导致的衰败。在这本小书之内,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近现代文明的起源,也一直要追溯到西欧的启蒙运动。当然,这也是自然的现象,因为近代文明本来就是在西方的文化圈内发展——那是从中古时代的衰弊,迸发出来的一个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文明。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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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作为一个地下宗教,在蛮族之中,广为传播,将这些本来散漫的族群,都容纳到基督教的信仰之内,进入西欧的中古时期,基督教会的权威取代了罗马帝国的世俗政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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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西欧与中欧,许多所谓异端信仰,也就是当地居民的宗教,和“蛮族”的固有信仰都被编织入基督教会的礼仪之内。例如,冬至的庆祝,转变成耶稣的诞辰;春分的庆祝,转变为耶稣的复活节。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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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与中欧的领主和他们的军队,在地中海以东接触了伊斯兰文明,以及东方的图书馆与学校保留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于是,欧洲的居民忽然发现在宗教教条之外,还有那么多值得追寻的知识和那么多不同的想法。这一刺激在欧洲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末)。
对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使得中欧与西欧的居民领会到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些文化因素。比如说,从严谨的逻辑推演出的理性;又比如说,从人性自然涌现的情义。这些新视角将欧洲知识分子带到一个新天地,使他们对公教秩序的教条提出疑异。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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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创作,延续了希腊时代对理性的追寻,也复活了对人性的欣赏和悲悯情怀。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如达·芬奇,在这两个方向都有令人钦佩的成就。许多歌颂基督教神性的绘画和雕刻,实际上都在表达自然的人体和自然的风景。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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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断的思想正如独断的信仰,长久演化以后,不会再有自我更新的弹性,而且会依仗政治权力压迫和排除不同的信仰——天主教会对异端的惩罚十分严厉,有任何与公教教义不同的主张,轻者排斥,重者当做罪犯,异议分子不是被压迫得忏悔改过,就是面临死刑。天主教会以为这个有上帝作后盾的铁桶江山会世世代代传下去,而执政者当然更是利用信仰的神圣性掌握权力,滥用权力,胡作非为,揽权私用,其行为不堪入目,也不堪在此叙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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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论点——上帝造人,上帝是每个人的神,神和人直接相通,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无论他是教皇还是主教)作为中介——直接地触怒了教会。当地的主教逮捕了胡斯,要他认罪,否则就处以火刑。胡斯在点燃的火堆上还说:“我没有犯错,我的意见都是《圣经》上的教诲。”今天捷克的布拉格广场上,还有胡斯被焚烧的纪念雕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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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每个国家的经济体内部都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用一个比喻:全世界各地就像许多独立的水桶,每一桶水的水面有高有低。WTO成立,把所有水桶的底部都用管道连接,彼此互通。于是,劳力便宜的地方成为生产基地,购买力大的地方,成为消费市场。本来只在国家之内的产销分配,转而成为全球性的产销平衡。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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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这些高度发展的国家,工作的机会只存在于高科技、金融和各种服务业。服务业,即第三产业,基本上不算是生产具体产品的事业,毋宁说是承担了消费一端的功能。服务业不会为社会增加生产能力,这些本来因生产而富有的国家,于是日趋贫穷。
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穷困在所难免。就前面说过的比喻而言,许多独立的水桶底部一旦连接,原来水桶里面水面高的必然降低,水面低的就会逐渐上升。考虑到人口因素,即使倚仗大量劳动力获取收入,如中国和印度,因为收入必须由众多人口分摊,水面的上升还是会相当慢。高水面的国家,如美国和西欧各国,由于消费能力还是习惯性地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因此,它们整体经济的下降反而会非常迅速。一升一降之间,富国向过去的穷国欠下许多的债务,这就是目前欧洲和美国正在承受的已经长达五年的经济衰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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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真正流通的信用价值,要超过货币本身数量无数倍--这就是所谓经济泡沫的成因。庞大的购买力刺激了庞大的生产力,支撑庞大生产力和庞大购买力的支柱,确是空洞的承诺和预支的几年后才可能出现的财力。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