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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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General Education: 博雅教育,通识教育
钱穆先生曾主张:要读经典。他在一次演讲中还指出:“此时的读书,是个人自愿的,不必硬求记得,也不为应考试,亦不是为着做学问专家或是写博士论文,这是极轻松自由的,只如孔子所言:“默而识之”便得。”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借此向香港的莘莘学子们提倡深度阅读,扩大文史知识,博学强闻,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形式为求学青年培育人文知识的养份。
朱自清得出结论:“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
作者序
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公元1942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说文解字》第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造的。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识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
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
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申义的多,一字数义,便是这样来的。这可见假借的用处也很广大。
象形字本于图画。
《周易》第二
卜辞:没有阴阳的观念,也没有八卦的痕迹。
我们一班人直到现在,还嫌恶奇数,喜欢偶数,该是那些巫术的遗迹。
《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巫书。现在已经变成了儒家经典的第一部;但早期的儒家还没注意这部书。孔子是不讲怪、力、乱、神的。
八卦原只是数目的巫术,这时候却变成数目的哲学了。那整画 - 是奇数,代...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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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经典训练并不就是恢复读经教育。恢复读经教育是开倒车,这是“五四”运动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一股脑儿反对读经,走极端,弃之如敝屣,造成文化的断层,这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这却是“五四”运动未曾解决好的问题。经典训练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来的。朱自清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特别指出:“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他所说的“有相当教育的国民”,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国民;所说的“接触的义务”,是指国民接受经典训练的义务。他把经典训练提到国民义务的高度,就是确定它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中国人,有义务通晓本国传统文化有关经典的基本知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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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生病的时候或烦恼的时候,拿过一本诗来翻读,偶尔也朗吟几首,便会觉得心上平静些,轻松些。这是一种消遣,但跟玩骨牌或纸牌等等不同,那些大概只是碰碰运气。跟眼读笔记一类书也不同,那些书可以给人新的知识和趣味,但不直接调平情感。读小说在这些时候大概只注意在故事上,直接调平情感的效用也不如诗。诗是抒情的,直接诉诸情感,又是节奏的,同时直接诉诸感觉,又是最经济的,语短而意长。具备这些条件,读了心上容易平静轻松,也是当然。自来说诗可以陶冶性情,这句话不错。
但是诗决不只是一种消遣,正如笔记一类书和小说等不是的一样。诗调平情感,也就是节制情感。诗里的喜怒哀乐跟实生活里的喜怒哀乐不同,这是经过“再团再炼再调和”的。诗人正在喜怒哀乐的时候,决想不到作诗。必得等到他的情感平静了,他才会吟味那平静了的情感想到作诗,于是乎运思造句,作成他的诗,这才可以供欣赏。要不然,大笑狂号只教人心紧,有什么可欣赏的呢?读诗所欣赏的便是诗里所表现的那些平静了的情感。假如是好诗,说的即使怎样可气可哀,我们还是不厌百回读的。在实生活里便不然,可气可哀的事我们大概不愿重提。这似乎是有私无私或有我无我的分别,诗里无我,实生活里有我。别的文学类型也都有这种情形,不过诗里更容易见出。读诗的人直接吟味那无我的情感,欣赏它的发而中节,自己也得到平静,而且也会渐渐知道节制自己的情感。一方面因为诗里的情感是无我的,欣赏起来得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也可以影响到性情上去。节制自己和替人着想这两种影响都可以说是人在模仿诗。诗可以陶冶性情,便是这个意思,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只该是这个意思。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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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出仕,出仕为了行道,自然也为了衣食。出仕以前的隐居、干谒、应试(落第)等,出仕以后的恩遇、迁谪,乃至忧民、忧国,思林栖、思归田等,乃至真个辞官归田,都是常见的诗的题目。仕君行道是儒家的思想,隐居和归田都是道家的思想。儒道两家的思想合成了从前的读书人。但是现在时势变了,读书人不一定出仕,林栖、归田等思想也绝无仅有。有些人读这些诗,也许会觉得不真切,青年学生读书,往往只凭自己的狭隘的兴趣,更容易有此感。但是会读诗的人,多读诗的人能够设身处地替古人着想,依然觉得这些诗真切。这是情感的真切,不是知识的真切。这些人不但对于现在有情感,对于过去也有情感。他们知道唐人的需要,唐人的得失,和现代人不一样,可是在读唐诗的时候,只让那对于过去的情感领着走;这种无私、无我、无关心的同情,教他们觉到这些诗的真切。这种无关心的情感需要慢慢调整自己,扩大自己,才能养成。多读史,多读诗,是一条修养的途径,就是那些比较有普遍性的题材,如相思离别、慈幼、慕亲、友爱等也还是需要无关心的情感。这些题材的节目多少也跟着时代改变一些,固执“知识的真切”的人读古代的这些诗,有时也不能感到兴趣。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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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是“别愁”或“遭忧”的意思。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那一腔抑制不住的悲愤,随着他的笔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时候,叫“妈呀!”“天哪!”一样;心里乱极了,闷极了,叫叫透一口气,自然是顾不到甚么组织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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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游仙的境界,须要“虚静而恬愉” “无为而自得”,还须导引养生的修炼功夫,这在《远游》里都说了,屈原受庄学的影响极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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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多半是上层社会的失业流民,儒家所拥护的制度,所讲、所行的道德,也是上层社会所讲、所行的。还有原业农工的下层失业流民,却多半成为武士。武士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的专家。墨翟便出于武士。
儒家和墨家都是守旧的,不过是一个守原来上层社会的旧,一个守原来下层社会的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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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闻朱先生謦颏,不觉仰首伸眉,困倦顿消。本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的一本入门书。一部小书,历经数年而成,可见作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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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容易。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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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得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全;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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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延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各国有各国的《春秋》,但是后世都不传了。传下的只有一部(鲁春秋),(春秋成了它的专名,便是《春秋经)了。传说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编的。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户打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怪兽,想着定是个不样的东西,将它了这个新闻传到了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说:“这是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我的道不行了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儿却已滴到衣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时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得真不是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算是倒了运了。
孔子这时已经年老,也常常觉着生得不是时候,不能行他为周朝伤心,也为自己伤心。看了这只死麟,一面同情它,面也引起自己的无限感慨。他觉着生平说了许多教,当世的人君总不信他,可见空话不能打动人。他发誓修一部《春秋》要让人从具体的事例里,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相信这样得来的教训比抽象的议论深切著明得多。他觉得修成了这部《春秋》,虽然不能行道,也算不自活一辈子。这便动起手来,九个月书就成功了。书起于鲁隐公,终于获麟;因获麟有感而作,所以叙到获麟绝笔,是纪念的意思。但是《左传》里所载的《春秋经》,获麟后还有,而且在记了“孔子卒”的哀公十六年后还有,据说那却是他的弟子们续修的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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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这部书依《春秋》而作,参考群籍,祥味书法,自成一家言。但迷信ト筮,所记祸福的预言,几乎无不应验;这却大大违背了征实的精神,而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合了。晋范宁作《穀梁传序》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章美,“富是材料多,“巫”是多叙鬼神,预言祸福。这是句公平话。注《左传》的,汉代就不少,但那些许多已散失;现存的只有晋杜预注,算是最古了。
杜预作《春秋序》,论到《左传》,说“其文缓,其旨远”,“缓”委婉,“远”是含蓄。这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所以《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记述辞令和描写战争上。春秋列国,盟会颇繁,使臣会说话不会说话,不但关系荣辱,并且关系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极重辞令。《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地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所谓恰到好处。这固然是当时风气如此,但不经《左传》著者的润饰工夫,也决不会那样在纸上活跃的。战争是个复杂的程序,叙得头头是道,已经不易,叙得有声有色,更难;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透着优游不迫神儿,才成。这却正是《左传》著者所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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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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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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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使锥子扎腿的时候,自己发狠道:“哪有游说人主不能得金玉锦绣,不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这正是战国策士的心思。他们凭他们的智谋和辩オ,给人家画策,办外交,谁用他们就帮谁。他们是职业的,所图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贵;帮你的时候帮你,不帮的时侯也许害你。翻覆,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的。本来呢,当时七雄分立,没有共主,没有盟主,各干各的,谁胜谁得势,国际间没有是非,爱帮谁就帮谁,反正都样。苏秦说连横不成,就改说合纵,在策士看来,这正是当然。张仪说舌头在就行,说是说非,只要会说,这也正是职业的态度。他们自己没有理想,没有主张,只求揣摩主上的心理,拐弯角投其所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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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确比《史记》繁些。《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到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的。《汉书》断代为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一。《汉书》载别人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汉书》文字趋向骈体,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不错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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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是“别愁”或“遭忧”的意思。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愤,随着他的笔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时候叫“妈呀!”“天哪!”一样心里乱极了,极了,叫叫透一口气,自然是顾不到甚么组织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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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评古诗,“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因为所咏的几乎是人人心中所要说的,却不是人人口中、笔下所能说的,而又能够那样平平说出,曲曲说出,所以是好。“十九首”只像对朋友说家常话,并不在字面上用工夫,而自然达意,委婉尽情,合于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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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诗教给人怎样赏味田园,谢诗教给人怎样赏味山水,他们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陶是写意,谢是工笔。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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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那时最重。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便是三个标准。不过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一一儒家的孟、也重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2荀子也说:“君子必辩。”这些都是游士的影响。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老子》里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子》里说,“大不言”,“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也注重功利,主张以法禁辩,说“生于上之不明”。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