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了算，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那些年纪大些、发号施令的人。他们当时没有作自我介绍，因此有一阵子当人们想起他们时，想到的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特征。本杰明： 脾气狂暴，板寸头。阿尔弗莱德： 小胡子，左手的第一、第二根手指不见了。赫克托： 金丝边眼镜，缺一条手臂。和将军一起进来的还有十五名士兵，年纪从二十到十四不等。晚会上又多了十八个人。在场的人当时没有谁能数清他们到底有几个。他们四下移动，蔓延开去。他们围着房间跑，从窗帘后面出现，从楼上下来，又消失在厨房中，人数似乎增至原先的两三倍。数清他们的人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似乎遍布各个角落，也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相似了，这就好比想要数清围着你脑袋转悠的一群蜜蜂。他们穿着褪了色的深色衣服，多数人都穿着泥泞的浅水池塘的那种暗绿色，还有几个穿的是斜纹棉布或黑色布料。衣服的外面还有一层，是武器装备、子弹夹、裤子后面口袋里亮闪闪的刀子、各式各样的枪支，体积较小的枪要么被插入大腿上的皮套中，要么满怀希望一般从皮带处高高耸起，体积较大的枪被他们像婴儿一样地抱在怀里，或者像棍子一样来回挥舞。他们戴着帽子，帽舌压得很低，不过没人有兴趣看他们的眼睛，他们关心的只是他们的枪，只是他们鲨鱼牙齿般锋利的刀子。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带着三把枪的人被统计成为了三个人。这些人还有别的共同点： 他们都很瘦，要么是因为食物匮乏，要么就是发育不良，他们的肩膀和膝盖戳着衣服。他们也很脏，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刚才片刻的混乱中，所有人都看到了，他们浑身污痕，袖子、脸和手上满是斑斑点点的污渍，就像是在花园里挖了洞、拆了地板面砖才抵达这个宴会厅的。
他们进入宴会厅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但感觉上却超过晚宴四道菜的时间。每个宾客都有时间先想出一个逃生策略，接着做全方位的修改，然后再彻底放弃。男人发现自己的妻子跑到了房间的另一头，人们找出自己的老乡，聚成一堆，彼此之间迅速交谈着。晚会上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绑架他们的并非“马丁·苏亚雷斯之家”（一个十岁的男孩在为某个政治集会分发传单的时候死于政府军队的枪口下，因此得名），而是臭名昭著得多的恐怖分子——“真理事”，这是个杀手组成的革命组织，因过去五年中的种种残酷暴行为人所知。对于任何一个熟悉这个组织、熟悉东道国的人而言，不用说也知道，他们所有人都必死无疑了，不过事实上倒是恐怖分子沉不住气了。后来，那个缺了两个手指、穿着皱巴巴的绿色裤子和不协调的夹克衫的恐怖分子举起了巨大的.45口径自动手枪，朝着天花板鸣了两枪。四处飞溅的灰泥落在一些客人身上，他们四散而去，就在此时，几个女人尖声高叫，或是因为开枪声，或是因为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落在了她们赤裸的肩膀上。
“注意，”持枪的男人用西班牙语说，“你们被扣押了。我们要的是注意和绝对的配合。”
约有三分之二的客人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但是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散布各处，表情里既有惊恐又有疑惑。这些人向端枪的男人凑过去，而非远离他。这批人不说西班牙语。他们迅速和周围的人窃窃耳语起来。人们用多种语言重复着“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够清楚了。
阿尔弗莱德将军原本指望自己的话能刺激人们保持沉默，然而人群丝毫没有安静下来的意思。窃窃私语声让他不得不又朝天花板放了一枪，这次可不怎么小心，击中了电灯的基座。它爆裂开来。房间变得愈发昏暗，玻璃碎片钻进了衬衣领子，落在了头发上面。“扣押，”他用西班牙语重复道。“不许动！”
竟然有这么多人不使用东道国的语言，这起初似乎有点儿叫人不敢相信，但是过会儿你就会想起来，这是个旨在吸引外商的晚会，两位主宾知道的西班牙语单词不会超过十个，不过罗克珊·柯思还是听懂了“扣押”，虽说细川先生依然如坠云里。他们的身体往前凑着，仿佛这样做能更便于理解。柯思小姐没能凑得太厉害，因为她的伴奏师像一面安全墙一般紧紧搂住了她。他的身体已做好一切准备，急切地渴望挺身向前迎接任何可能偏向她的流弹。
渡边健是给细川先生当翻译的那个年轻人。他凑上前去，用日语把这些话说给老板听。
他并不理解持枪者的语言，不过意思已经是明白无误了。最坏呢，他们得死。最好呢，他们正在目睹漫长磨难的开端。细川先生到了一个不该到的地方，还让陌生人相信了子虚乌有之事，其实就为了听一个女人唱歌。他的目光穿过房间，注视着罗克珊·柯思。他几乎看不见她了，因为她的伴奏师把她巧妙地嵌在自己和钢琴之间。
“增田总统，”蓄着胡子、端着枪的男人开口说话了。
衣冠楚楚的宾客中涌起一阵不安的骚动，没人想做公布消息的出头鸟。
“增田总统，到前面来。”
东道国的副总统终于向前迈了一小步，作自我介绍。
“我是副总统鲁本·伊格莱西亚斯，”他对持枪的男人这样说道。副总统看起来相当疲劳。他是个非常矮小的男人，个子小，块头也小，他能入围竞选，不仅是因为他的政治信仰，也是因为他的个头。政府人员中普遍的想法是，如果副总统的个子比总统高，那么就会让后者看起来比较弱势，可以取代。“增田总统今晚无法参加。他没来。”副总统的声音很沉重。太沉重的担子落在了他的肩头。
“撒谎，”持枪的男人告诫他。
鲁本·伊格莱西亚斯悲哀地摇了摇头。没有人比他更希望增田总统现在能在场，而不是躺在他自己的床上，在脑海中幸福地回味今晚肥皂剧的情节。阿尔弗莱德将军快速转动手中的枪，他现在端的是枪口，而不是枪托。他把枪在空中往后一抡，然后击中了副总统右眼下方脸颊上的扁骨，击出一声温和的砰响，这个声音远没有动作看起来那么暴力，因为枪托打在皮上，滑过了骨头。这个小男人被击倒在地。他的血没花多少工夫就找到了出口，在他发际线附近那个三厘米长的伤口处溢出来。有些血进到了他的耳朵里，然后又原路返回再进到他的脑袋里。尽管如此，所有人，包括副总统本人（现在半昏半醒地躺在自家客厅的地毯上，不到十个小时之前他还在和三岁的儿子玩摔跤比赛），都为他没遭枪杀而感到高兴和惊讶。
持枪的男人看着地上的副总统，他们似乎喜欢上了他在地上的模样，随后便要求剩下的人都得躺下。对于那些不说这门语言的人，这个指令也足够清楚，因为其他客人都一个接一个地蹲下来，伸开四肢躺在地上。
“脸朝上，”他又说。
动作错误的那几个人现在翻了过来。直到几个士兵过来用步枪狠狠地戳了他们膝盖后面的那个弯，两个德国人和一个阿根廷人才愿意躺下来。躺下来之后，客人们占据的空间比站着的时候大很多。为了解决空间需求的问题，有些人躺在门厅，有些人躺在餐厅。一百九十一名客人躺了下来，二十名服务生躺了下来，七名助理厨师和主厨也躺了下来。士兵把副总统的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教师从楼上的卧室带了下来，虽然时间已经不早，但他们还没上床睡觉，因为他们刚才在台阶的最高处看罗克珊·柯思演唱。他们也躺了下来。他们像一块块小地毯一样散开躺在地板上，其中不乏一些重要的男人和女人，还有一些极其重要的男人和女人，大使、形形色色的外交官、内阁成员、银行行长、企业领导、一名王子和一名歌剧明星——她现在看起来比台上娇小许多。伴奏师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到她身上，试图把她埋藏在自己宽阔的后背下面。她扭动了一下。那些认为此事很快就会平息、大家在凌晨两点之前就能躺在自家床上的女人们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身下的长裙，尽可能减少褶皱。那些认为自己当场就会遭到枪杀的女人们则任凭丝绸衣服又团又皱。等所有人都躺平在地之后，房间变得异常安静。
现在，人们显然分成了两组： 站着的人和躺着的人。命令下来了，躺着的人得保持安静、一动不动，站着的人得检查躺着的人有没有携带武器，总统有没有偷偷藏匿其中。
有人可能会觉得，躺在地上会让人感到更容易受到伤害，也更容易产生恐惧感。他们有可能被踩到或踢到。他们有可能被枪杀，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但对于个人而言，如果所有人都躺在地上，感觉会好一些。他们不用再筹划怎么制伏恐怖分子，也不用去想怎么夺门而出。被指责做了什么无中生有的事情的概率也会下降许多。他们仿佛是试图避免争斗的小狗，故意将自己的脖子和肚皮伸向尖锐的爪牙，来吧。就连前几分钟还在窃窃私语、密谋着怎么逃跑的俄国人，也体验着顺从带来的如释重负感。闭上眼睛的客人为数不少。天色已晚。这里有葡萄酒、大比目鱼，还有精致的小排骨。他们满心恐惧，也精疲力竭。
从他们身边和身上迈来迈去的靴子破旧不堪，布满厚厚的一层泥巴，泥巴一片片剥落在图案精美的萨伏纳里地毯上（人们仁慈地把它铺在一张不错的垫子上面），留下一道道痕迹。靴子上有洞，可以看到脚趾头。现在，脚趾离眼睛已经相当近了。有些靴子已经开裂，不过是用银色的电线胶皮缝合在一起，而这些胶皮本身就肮脏不堪，边缘部分还起了卷。年轻的小伙子们就蹲在客人的旁边。他们没有笑，但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吓人的表情。如果所有人都站着，而一个携带若干把刀子的小伙子却得当着一个身材比自己高、年纪比自己大、身穿昂贵燕尾服的人树立自己的权威，这种场景不难想象。不过现在，这些小伙子的手迅速游走，在口袋里进进出出，张开手掌顺着裤腿往下搜。对女人则只是轻轻拍拍裙子。有时候，小伙子会俯下身子，犹豫不决一阵子，然后离开。他们没觉得有什么好玩的，因为这是个宴会。
一个小伙子专心地凝视着健和细川先生，一而再地看他们的脸。他盯着细川先生，然后往后退，踩在了服务生的手上。他惊起，赶紧将它抽回。“将军，”小伙子说道，他的声音对于这个安静的房间而言实在是太响了。健向他的老板靠近了些，仿佛想通过这样一个身体姿势表明，这是笔一揽子交易，他俩是一起的。
本杰明将军从身体温热、呼呼喘气的客人头上走来。乍看之下，你会觉得他不幸生有一大摊紫红色胎记，但若定睛再看，你就会清楚地发现，生在他脸上的是蔓延开来的什么活生生的东西。鲜红色的带状疱疹从他黑色头发的下面开始，纵穿他左边的太阳穴，止于靠近眼睛的位置。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让人因为同情而感到痛苦，禁不住虚弱起来。本杰明将军顺着小伙子手指指着的方向，也盯着细川先生看了许久。“不是，”他对小伙子说。他开始转身，不过随即又停下来，用对话的口吻对细川先生说：“他以为你就是总统。”
“他以为你就是总统，”健迅速说，细川先生点了点头。五十多岁、戴着眼镜的日本人，周围还躺着好几个。
本杰明将军把步枪放下，对准健的胸口，枪口就抵在那儿，像根手杖那样。枪口不比他衬衫胸口的纽扣大，带来了小而清晰的压迫感。“不许说话。”
健用西班牙语对他说了“翻译”这个词。本杰明将军考虑了一会儿，这好比有人告诉他说，他刚才说话的对象是个聋子或瞎子。然后，他端起枪，走了。当然了，健这样想，人在面对对自己有所帮助的事物时，总该考虑一下子的。他呼吸时感到刚才枪口抵着的位置有一阵范围不大却刺骨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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