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大戰後，人們，尤其是上層階級的成員，是這樣回憶戰前時代的：那是一段穩定、繁榮、和平的輝煌時期，不幸卻由於後來發生的可怕事件而一去不返。美國人把戰前時期稱為「鍍金年代」（Gilded Age）。歐洲人對那個時代也懷有同樣的眷戀。巴黎的資產階級憶起「美好時代」（la belle époque），想到的是那時法國文化為全世界所豔羨，巴黎是文明的中心。柏林的有產階級回顧「威廉時代」，認為那是個富庶、安全、偉大的時代，在那個時代，新統一的德國終於得到了它應有的地位。同樣，維也納當時似乎正處於文化與思想上卓越的頂點和（奧匈）帝國榮耀的顛峰。慕尼黑、布拉格、布達佩斯、聖彼得堡、莫斯科和歐洲各地的其他城市也都沐浴在文化的輝煌之下。各種藝術、文學、音樂和戲劇都迸發出大膽的創造力，出現了許多新穎、挑戰常規、發人深思的藝術表現形式。 在倫敦，經濟比文化更加重要。在這個「日不落帝國」的首都，一次大戰後的那代人渴望重現已經逝去的那個經濟增長、貿易繁榮、貨幣穩定的「黃金時代」。英國大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戰後寫過一段著名的話，說「倫敦居民」可以「在床上啜飲早茶時，打電話訂購產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產品，想訂多少都行，並可以期望貨物很快就會遞送到家。」此言所指當然是享有優厚特權的人，描述的是居於世界貿易中心，金錢、地位無一不具的中上層階級的生活。對於住在東歐的猶太小村落，或義大利南方、西班牙、希臘和塞爾維亞貧窮的鄉村，或柏林、維也納、巴黎、聖彼得堡和倫敦的貧民窟裡的窮人來說，這種安詳愜意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即使如此，「黃金時代」的形象並非戰後人們的臆想。 儘管歐洲存在著內部分歧和受民族主義驅動的競爭，但所有國家之間貨物和資本的流動都完全不受妨礙，大家都屬於聯繫緊密的全球性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經濟增長的前提是穩定，而穩定的保障就是各國都接受倫敦金融區的主導地位，把金本位承認為一種世界貨幣體系。在這個意義上，英格蘭銀行掌握著維持世界經濟穩定的鑰匙。船運、保險、利息和出口帶來的隱性收入超過了英國的進口赤字。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間，黃金，尤其是來自南非的黃金供應量大增，但英格蘭銀行既未過分增加黃金儲備（因為那將嚴重打擊別國的經濟），也未減少黃金儲備。美國和德國的經濟比英國經濟增長速度快，更有活力。當時就有苗頭，美國有朝一日會主導世界經濟。然而，英國仍然是全球貿易的執牛耳者（儘管它所占的份額在減少），也是最大的對外投資者。大國間為全球經濟資源展開的競爭，無疑對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形成了與日俱增的壓力。然而，直到一九一四年，給歐洲，尤其是歐洲實現了工業化的地區帶來了諸多裨益的體系仍然完好無損。人們普遍對持續的穩定、繁榮和增長滿懷信心。 一九○○年，巴黎世界博覽會開幕，博覽會意在展示以歐洲為核心的欣欣向榮文明，謳歌進步。博覽會上的展出代表著新技術的時代。巨型機器顯示的力量和速度令人讚嘆。由五千盞燈泡照亮的「電之宮」實實在在地讓參觀者炫目。參展的有二十四個歐洲國家，也有來自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還有美國。博覽會開放的六個月內，訪客多達五千萬人，參觀者經常目眩神迷，驚嘆不已。東歐國家的展覽陣容強大，特別是俄國，它一家就設了九個展館。博覽會的一個突出內容是歐洲「教化的使命」。在那個帝國主義的顛峰時刻，對遙遠殖民地異國風情濃墨重彩的渲染傳達了歐洲統治世界的強有力資訊。商業、繁榮與和平似乎保證歐洲的統治地位會千秋萬代保持下去。前途一片光明。 這種樂觀態度其來有自。十九世紀與它之前的時代相比是和平年代，與後來的時代相比更是如此。自從拿破崙時代於一八一五年宣告結束以來，歐洲沒有發生過遍及大陸的戰爭。不管是一八五三到一八五六年在遙遠的克里米亞發生的衝突，還是最終促使一八七一年德國和義大利各自實現統一的簡短戰事，都沒有危及歐洲大陸的普遍和平。壯觀的巴黎世博會舉辦十年後，一位名叫安吉爾（Norman Angell）的英國作家寫了一本國際暢銷書《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他甚至在書中宣稱，在現代，商業和全球各地互相交織的經濟產生的巨大財富，使戰爭完全失去了意義。不僅英國人，就連英國以外的許多人也都同意他這個觀點。人們難以想像繁榮、和平與穩定不會千秋永續，更無法預料它們會如此迅速地煙消雲散。 然而，歐洲還有很不美好的另外一面。大陸各地的社會結構都在迅速改變，步伐卻很不均勻。有的地區實現了迅速而深刻的工業化，但仍有大片地區以農業為主，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說只有原始的農業。到一九一三年，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大約五分之四勞動人口的謀生方式依舊是面朝黃土背朝天。整個歐洲的農民超過勞動人口的五分之二。只有在英國，務農的人數降到了勞動人口的十分之一強。一九一三年，只有英國、比利時和（令人驚訝的）瑞士的勞動人口中，有五分之二以上是產業工人，連德國都沒有達到這個水準。多數歐洲人仍然居住在村莊和小鎮裡。生活水準的確在不斷改善，但大多數歐洲人的生活仍然十分艱難，無論他們是在柏林、維也納或聖彼得堡這類快速膨脹的大都市的汙穢環境裡尋求工作，還是留在鄉間，靠土裡刨食勉強度日。許多人用腳投票，遠走他鄉，因生活貧困、沒有出路而離開祖國。幾百萬歐洲人完全沾不到繁榮和文明的好處，迫不及待地要出外闖蕩。一九○七年，向美利堅合眾國移民的人數達到頂峰，一年內就有一百多萬歐洲人到達大西洋彼岸。二十世紀開始後，移民人數比前一個十年猛增了三倍，大批移民從奧匈帝國和俄國逃向美國。不過，最多的移民來自義大利南方。 社會的快速變化產生了新的政治壓力，開始威脅到已有的政治秩序。一次大戰爆發前，歐洲的政治權力仍然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在多數歐洲國家中，古老的貴族家族所代表的土地菁英繼續把持著政治和軍事大權，有些貴族和腰纏萬貫的工業或金融業新貴透過聯姻建立了關係。另外，世襲君主制仍然是歐洲的主要政治形式。只有瑞士（它過去一直是邦聯，一八四八年通過了近代的聯邦共和憲法）、法國（自一八七○年起）和葡萄牙（自一九一○年起）是共和國。奧匈帝國的皇帝是法蘭茲．約瑟夫（Franz Joseph），早在一八四八年他就登基成為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他的帝國幅員遼闊，下轄五千多萬不同民族的臣民。法蘭茲．約瑟夫皇帝似乎成了君主制統治持久性的象徵。 儘管如此，實際上各處都存在著憲政框架、多元政黨（儘管有投票權的人數極為有限）和法律制度。就連俄國的專制政權也在一九○五年的一次未遂革命後被迫讓步，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不得不把他（其實極為微弱）的權力交給國家杜馬（Duma），也就是議會。但是，即使在被視為議會民主發源地的英國，大部分人仍然沒有政治代表權。有些國家很早就確立了男性普選權的制度。例如說，德國一八七一年的帝國憲法規定，所有二十五歲以上的男性都在國會選舉中有投票權（雖然占德意志帝國領土三分之二的普魯士對於議會選舉權限制得十分嚴格，以保證地主階級繼續占據統治地位）。義大利確立（基本可算）男性普選權的時間晚得多，是在一九一二年。不過，世紀之交時，還沒有一個歐洲國家允許婦女在議會選舉中投票。許多國家的女權運動對這種歧視發起抗爭，但在一次大戰之前成果甚微，只有芬蘭（雖然它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但俄國一九○五年的革命流產後，芬蘭引進了一定的民主變革）和挪威例外。 社會的快速變化產生了新的政治壓力，開始威脅到已有的政治秩序。一次大戰爆發前，歐洲的政治權力仍然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在多數歐洲國家中，古老的貴族家族所代表的土地菁英繼續把持著政治和軍事大權，有些貴族和腰纏萬貫的工業或金融業新貴透過聯姻建立了關係。另外，世襲君主制仍然是歐洲的主要政治形式。只有瑞士（它過去一直是邦聯，一八四八年通過了近代的聯邦共和憲法）、法國（自一八七○年起）和葡萄牙（自一九一○年起）是共和國。奧匈帝國的皇帝是法蘭茲．約瑟夫（Franz Joseph），早在一八四八年他就登基成為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他的帝國幅員遼闊，下轄五千多萬不同民族的臣民。法蘭茲．約瑟夫皇帝似乎成了君主制統治持久性的象徵。 儘管如此，實際上各處都存在著憲政框架、多元政黨（儘管有投票權的人數極為有限）和法律制度。就連俄國的專制政權也在一九○五年的一次未遂革命後被迫讓步，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不得不把他（其實極為微弱）的權力交給國家杜馬（Duma），也就是議會。但是，即使在被視為議會民主發源地的英國，大部分人仍然沒有政治代表權。有些國家很早就確立了男性普選權的制度。例如說，德國一八七一年的帝國憲法規定，所有二十五歲以上的男性都在國會選舉中有投票權（雖然占德意志帝國領土三分之二的普魯士對於議會選舉權限制得十分嚴格，以保證地主階級繼續占據統治地位）。義大利確立（基本可算）男性普選權的時間晚得多，是在一九一二年。不過，世紀之交時，還沒有一個歐洲國家允許婦女在議會選舉中投票。許多國家的女權運動對這種歧視發起抗爭，但在一次大戰之前成果甚微，只有芬蘭（雖然它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但俄國一九○五年的革命流產後，芬蘭引進了一定的民主變革）和挪威例外。 歐洲大陸欠發達地區的情況則不同。民眾與國家權力的對抗更加激烈。沒有什麼中介組織來分散權力，也沒有社會結構來使民眾認同並支援國家。國家大多行使自上而下的專制權力，高度依賴強制手段。統治階級地位牢固，官吏貪汙腐敗，代議制機構弱小無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中歐、北歐和西歐的中產階級後來憶起逝去的「黃金時代」時，想到的是建立在良性國家權威和法治基礎上的文明蓬勃發展，但那與歐洲大陸南部和東部邊緣的情況風馬牛不相及。例如說，二十世紀之初，西班牙加泰隆尼亞（Catalonia）和巴斯克地區（Basque）反對國家權力和「資產階級統治」的罷工、暴亂和地方起義愈演愈烈。安達魯西亞（Andalusia）的佃農中許多人支持無政府主義，經常爆發零星的反國家暴力行動。在義大利南部，腐敗官吏對大莊園主唯命是從，農民的暴力抗爭此起彼伏。鄉間匪幫的犯罪行為與貧農和佃農反抗國家及大地主的起義混在一起，難以分辨。一九○五年，爆發了一波工人罷工和動亂的洶湧浪潮，使歐洲領導階層對工人階級革命悚然惕之。同年，俄國發生革命，沙皇險些被推翻。國家的強力鎮壓變成了毫不掩飾的反革命暴力，士兵在聖彼得堡打死了二百名工人，還打傷了好幾百人。革命被鎮壓下了去。國家在議會代表權方面做出一些讓步，但那只是表面文章，實際權力仍然把持在沙皇和他任命的大臣手中。手中無權的人，特別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無論在理念上有何分歧，都從中吸取了明顯的教訓，那就是沙皇專制政權無法改良，只能推翻。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因此而變得日益激進。 歐洲大陸欠發達地區的情況則不同。民眾與國家權力的對抗更加激烈。沒有什麼中介組織來分散權力，也沒有社會結構來使民眾認同並支援國家。國家大多行使自上而下的專制權力，高度依賴強制手段。統治階級地位牢固，官吏貪汙腐敗，代議制機構弱小無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中歐、北歐和西歐的中產階級後來憶起逝去的「黃金時代」時，想到的是建立在良性國家權威和法治基礎上的文明蓬勃發展，但那與歐洲大陸南部和東部邊緣的情況風馬牛不相及。例如說，二十世紀之初，西班牙加泰隆尼亞（Catalonia）和巴斯克地區（Basque）反對國家權力和「資產階級統治」的罷工、暴亂和地方起義愈演愈烈。安達魯西亞（Andalusia）的佃農中許多人支持無政府主義，經常爆發零星的反國家暴力行動。在義大利南部，腐敗官吏對大莊園主唯命是從，農民的暴力抗爭此起彼伏。鄉間匪幫的犯罪行為與貧農和佃農反抗國家及大地主的起義混在一起，難以分辨。一九○五年，爆發了一波工人罷工和動亂的洶湧浪潮，使歐洲領導階層對工人階級革命悚然惕之。同年，俄國發生革命，沙皇險些被推翻。國家的強力鎮壓變成了毫不掩飾的反革命暴力，士兵在聖彼得堡打死了二百名工人，還打傷了好幾百人。革命被鎮壓下了去。國家在議會代表權方面做出一些讓步，但那只是表面文章，實際權力仍然把持在沙皇和他任命的大臣手中。手中無權的人，特別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無論在理念上有何分歧，都從中吸取了明顯的教訓，那就是沙皇專制政權無法改良，只能推翻。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因此而變得日益激進。 在大部分國家中，渲染內憂外患的激烈言論達到了新的高度。大眾媒體煽動著激烈的仇外情緒和不加掩飾的種族敵意，政府也樂得推波助瀾。一八九九至一九○二年的波耳戰爭（Second Boer War）更是給英國國內稱為「沙文主義」或「武力外交政策」的極端民族主義好戰情緒，火上澆油。德國的保守政府在一九○七年所謂的「霍屯督選舉」（Hottentot election）中極力煽動民族主義，汙蔑反政府的社會民主黨不愛國。（社會民主黨儘管在國會中失去了不少席位，但實際上得到更多的民眾選票。這顯示，沙文主義在德國與在英國一樣，在中產階級成員當中比在工人中更為流行。） 泛日耳曼同盟、海軍協會和保衛德國同盟等民族主義組織大多依靠中產階級中下層的支持，它們力主採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擴張性外交政策。一九一四年之前，這些組織不過是較大的壓力集團，無法進入主流政治，遑論政府。然而，強硬的民族主義思想當時已經滲透進了除社會主義左派以外的所有政治派別中。在義大利，有人對義軍一八九六年入侵衣索比亞時在阿杜瓦（Adowa）的慘敗深以為恥（五千多名義國士兵在那次戰役中喪生），還有人覺得義大利是「無產國家」，無法躋身歐洲頭號帝國主義強國之列。這些感情催生了幾乎是宗教式的狂熱，強調鬥爭和犧牲，鼓吹建立強有力的反社會主義國家、加強軍力、推行強勢外交政策。不過，儘管義大利民族主義者鼓譟不休，但是他們遠不能代表社會中的多數意見，在政府眼中基本上仍然只是一群搗亂分子。即使如此，民族主義的壓力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自由派執掌的義大利政府，決定於一九一一年入侵利比亞，在那裡建立殖民地。義大利軍隊在戰鬥中用飛艇轟炸了後撤的鄂圖曼帝國的部隊，這是空中轟炸首次在作戰中發揮作用。激進民族主義在義大利和在德國一樣，仍只有少數人支持。如果沒有一次大戰，也許這種情況會繼續下去。但是，導致後來事態惡性發展的種子已經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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