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北之地》的原文摘录
貂皮已经是俄国人在西伯利亚活动的主要原因。它很快成为这些新领土上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新制定的殖民政策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收集毛皮。贡赋征收的成功对于宫廷的财政收入和海外收购的资金来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任何事物与人都不能阻挠或妨碍这一工作。俄国人对貂皮的执念解释了很多问题，比如他们向西伯利亚的进军为何一直是相对和平的。对美洲大陆的征服与土著为敌，并往往伴随着土著的灭绝，俄国的扩张却没有对人口造成类似的摧残。当代研究通常认为，17世纪伊始时，西伯利亚土著的数量接近30万。？1900年，沙皇治下西伯利亚的人口达到了80万，然而在同一时间跨度中，北美印第安人的数量则从300万剧减至30万。
这不是在说哥萨克有人道主义精神。事实上，是中央政府密切监视着他们，以免他们杀鸡取卵，杀了会下金蛋的母鸡，也就是王国税务机关的新臣民们。在两个世纪的毛皮生意中，中央政府制定了数目惊人的法规、通告和特别法令，以保护土著的生产力，从而保护牙萨克的收缴量。
地方当局在处理涉及土著的案件时，必须确保判决或裁决与习惯法相符合。更为强硬的措施是：虽然督军依旧拥有对俄国人的最高司法权，但中央政府却将他们对土著判决死刑的权力收归己有。陷阱猎人对这种法外开恩的行为很快感到不平。他们写信给克里姆林宫的官员：“没有君主的圣旨，我们如何能抵御强盗？”
不要抱任何幻想，因为受到保护的不是土著，而是牙萨克。因为一系列的诏书和指令都是为了确保牙萨克能够切实充入国库。例如，在牙萨克交付之前，丛林行者被禁止向土著猎人收购毛皮。这一禁令的目的就是将最好的毛皮都留给国库。再有，为了确保没有任何东西逃过税务官的眼睛，貂皮被禁止在要塞和俄国市场以外的地方出售、购买或交换。
征服西伯利亚这片并没有海洋相隔的土地，所引发的效果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或法国对海外领土的殖民截然相反。确实，在西方，君主们只能依靠商队来... (查看原文 )
如果不建立农民队伍，就不可能实现永久占领，行政当局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新来的农民往往放弃了针叶林地区以毛皮贸易为主要目的的城镇，而选择更加肥沃的南方平原，农民的垦殖也迫使国家支持向南的扩张，也就是向鞑靼人和哈萨克人的草原以及向阿尔泰平原的扩张。
对于新迁入的农民，行政当局会给他们发放土地、种子、几头牲畜和简单的设备。土地的受益人有义务耕种部分土地，并将收成上交给国家。至于剩下的部分，则希望定居者在生产中尽可能多地开垦。从形式上看，这种制度直接受俄国欧洲部分实行的农奴制的启发，但在西伯利亚，由于没有贵族和地主，国家和教会就是农民的唯一主人，这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国度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自由度。事实上，这是一种在西伯利亚形成并持续发展几个世纪的农业个体户体制。它与毛皮和探险开拓者的精神相结合，逐渐赋予了西伯利亚人民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敢作敢为的性格，这不由让人联想到美国西部开拓者的特质。 (查看原文 )
黑龙江有几条较大的支流，英国炮艇也
可以选择直接从太平洋溯流而上。在西伯利亚的所有大河中，黑龙江是唯一一条可以从海上进入的河流。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的大门都受到北冰洋海冰的保护，几乎任何舰船都无法进入。但世界十大长河之一的黑龙江，是一条直通西伯利亚中心的长达4000多公里的水道。它的流域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最远可达贝加尔湖地区。如果有敌对势力在此冒险，俄国就会在帝国的重心地带受到挑战。形势一目了然，1848年9月14日，穆拉维约夫总督在伊尔库茨克上任仅三个月后，就对内政大臣在信中说道：“谁掌握了阿穆尔河左岸及其河口，谁就拥有了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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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始终固执地为之辩护的观点得到了官方战略的支持。西伯利亚总督在圣彼得堡的沙龙里变得颇受欢迎，那里的人们称赞他颇具远见的爱国主义行为，他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同样备受青睐，人们将改革派征服的东方新领土视为他们所梦想的新俄国的一片实验田。在首都，“阿穆尔齐”，也就是俄国在远东实行自愿和强硬的殖民政策的支持者占据了上风。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在宫廷中有自己的游说团，有自己的晚会和专门为自己的事业开办的报纸。“所有人都在谈论阿穆尔河的史诗故事，”时人记录道，
“穆拉维约夫已经成了某种传奇。”135纨绔子弟，甚至被流放的政治反对派，都对远东痴迷不已。有些人竟然收拾行李，打算亲自参与这场由历史提出的挑战。其中有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他是帝国名门之后，是蒲鲁东的狂热读者，也是明日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1857年，这个年轻人离开了军校，然而令他的家人失望的是，他决定前往黑龙江：“关于这条‘东方密西西比河’的一切、它所穿越的山脉、其支流乌苏里江流域的亚热带植物，我都在书上读过了，我的思绪被带到了更遥远的地方。此外，我还想到，西伯利亚是一片巨大的田地，它可供已经开展或将要开展的伟大改革使用。我将在... (查看原文 )
赫尔岑非常密切地关注着西伯利亚的政治发展，他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新的国家”“某种美洲一因为它没有贵族血统”“一个哥萨克强盗的女儿，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家庭出身”“一个重生的国家，其居民已经对自己的过去闭上了眼睛”。
地方报刊的出现及其对其最周围的环境的关注，包括对地理、民族、历史、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关注，与从此是在西伯利亚出生、也牢牢扎根于此的俄国人的崛起相伴而生，而新兴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就是俄国土著，又称“Sibiriaki'”，也就是西伯利亚土生俄国人，他们正在以越来越明显的方式宣称自己的特殊性。他们是俄国人，却是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他们是西伯利亚人，但却是俄国的西伯利亚人。他们对身份认同的追求正在蓬勃发展，这种追求在他们对自己所置身的独特自然环境的归属感——这种自然环境已然成为“他们的”自然环境……还在他们对“俄罗斯母亲”一他们不久便开始用“本土”一词来称呼她。
西伯利亚的60年代人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当他们的同志被众多革命运动吸引时，帝国末期的外省人却把自己的反抗重点放在其他地方。他们谴责本地区的长期落后，谴责本地区被当作社会感化的垃圾桶，谴责对本地区资源的殖民剥削——他们已经开始看出这种剥削的轮廓。这群客居首都的大学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在他们身上，一种西伯利亚人的身份认同正在诞生。最后，这种混合了开拓精神、自由意志、进取心、对大自然和海洋空间的开放性，但同时也掺杂了暴力、苦役和压迫的形象，也使他们区别于其他
俄国人。
“在一个社会意识普遍觉醒于俄国欧洲部分的时代拥有自愿为故土服务的想法，这是我们相遇和相知的基础。”
对地区主义者而言，他们与其说是要解放西伯利亚，不如说是要教育西伯利亚。是要让它认识自己的过去、现在以及在他们看来无疑将会来临的光明未来。是要向西伯利亚揭示一个属于它自己的身份，让它总算能获得它所缺乏的自信。他们的当...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