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u Liang Shrine》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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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梁祠画像的这种内涵意味着中国艺术中“个性”之肇始。但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个性还只能通过运用陈规化的形式实现。形式被当成语汇，艺术家是修辞学家，而“意义”则在象征性和再现性艺术的微妙交界处显露出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9页 -
《诗经》原文并没有提及征兆之事，但是韩婴及其追随者在解释此诗时加上了他们自己的想法，这种诠释经典的模式贯穿了整部《韩诗外传》。书中提到许多出现在远古黄金时段的祥瑞。据韩派学者，尽管《诗经》没有记载这些征兆，但实际上在字里行间“隐含”了这些内容。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诗经》指出了祥瑞出现的特定条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武梁和征兆图像 -
从现代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他们（清代金石学者）对形形色色的画像主题的识别大致上等同于图像志研究（iconographical study）。然而，清代学者之工作目标是为了将新的考古发现纳入到那无所不包的儒学研究的框架中去。这一宗旨甚至在其观察及记录视觉材料的方式上也显现出来。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文字著录远比视觉表现更重要。当检验一副画像的时候，他们一般首先着手寻找和释读铭文，因为铭文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在图像及古文献之间搭起桥梁。……我们可以认为清代学者实际上视汉代石刻为“文献”，并竭尽全力把图画转化为文学形式。 ……对他们来说，描述画像远比复制它们来得重要。因为只有在文字的层次上，这些画像石才能与写在纸上的儒家经典相联系和对应。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5页 -
从一开始起，西方艺术史家对汉画的研究便与传统的中国金石学家不同。如前所述，石刻及铭文在中国一直是一般性历史及文献研究的对象。……传统中国美术研究尽管在其思想深度和成熟性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多专注于独立艺术家的绘画作品，而非无名工匠的石刻艺术。然而西方美术史在传统上就把这类石刻当成珍贵艺术品——从古埃及和希腊的庙堂到中世纪的教堂雕刻无不如此。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0页 -
西王母形象之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图像内容的不断丰富，另一是其标准化表现图式的形成。这两个趋势与这位女神形象在大众信仰中的演变密切相关。西王母最先是以永生不死之象征出现的。西汉时期的人们把她与西方神仙世界联系起来，认为她拥有升仙之药。到了西汉末年，她变成大众宗教崇拜的对象，法力也大大增加，被视为能操纵生死的神祇。西王母在东汉时期进一步成为“阴”这种宇宙力量之化身。伴随着这种观念的流行，东王公应运而生，成了她的配偶和“阳”的化身。这位女神在汉代最后的重要演变发生于公元2世纪之际，这一次，原先被认为是上帝所居的神山昆仑变成了她的乐园。 这些演变全都反映在汉代美术中。随着西王母地位的不断升高，她所统辖的西方领地在艺术表现中也吸收了不同来源的众多人物和象征物。到了东汉末年，西王母及其仙界的表现至少拥有十种图像特征。正如鲁惟一所总结的，这些特征包括： 1.西王母头上所戴之胜 2.龙虎座 3.捣药之玉兔 4.神龟 5.三足乌 6.执兵器之侍卫 7.祈福者 8.九尾狐 9.六博戏 10.昆仑山 这个清单或许还可以加上西王母崇拜者手中所执，作为西王母信物的带叶树枝或麻秆。 到了西汉晚期，对西王母的崇拜成为有组织的宗教活动，而她也被看做是超凡入圣的至高神祇。一旦她的这种神圣地位被建立起来，主要用以描绘生活景象或文学故事的传统构图方式便不再适合于表现这位法力无边的神仙，她的神性要求一种新的“偶像型”图像，而新传到中国的印度佛教艺术恰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在公元1世纪中叶后，西王母仙境的设计开始显示一种严格的对称模式。女神出现在画面的中心，接受众多侍从和世俗信奉者的朝拜。这种构图的出现反映出中国宗教艺术开始朝向一种纯粹的供养型偶像图式发展，而这种图式在稍后的南北朝佛教艺术中最终达到成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7页 -
一旦有关西王母乐园的信仰被建立起来，人们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便是如何到达那儿。古代的巫术或萨满教恰好为这种需求准备了答案。据说在萨满仪式的迷狂中，人们可以体验到被动物的精灵高高举起，向着另一个世界飞升，去会见各种精灵和神祇。西王母的乐园可以通过相同的途径达到，而且正如《易林》告诉人们的，一旦他们到达那里，就不必再担心尘世的艰难险阻。（“驾龙骑虎，周遍天下，为神人使，西见王母，不忧危殆。”）绘于墓室和祠堂中的动物可能具有同样的功能，帮助死者抵达西王母的神奇世界。 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西王母的光荣达到顶点，她便自然而然地取代了原来占据昆仑山的天帝。到了西汉中期，昆仑和西王母住处的界线日渐模糊，两者都被认作是位于西方的不死无忧的乐园。昆仑和西王母仙境的逐渐混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一个单一、有力和个人化的永久幸福的象征物的渴望。西王母和昆仑山最终的融合发生在公元2世纪左右。与这一发展相适应，西王母仙境在汉代美术中也获得了最充分的表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8页 -
当武氏祠遗存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对这些古文物睿智的或随意的解说便随之开始。尽管大多数研究者同意这些石刻对我们理解历史的意义重大，但每个缟察者都不免受限于其所处时代及当时流行的学术观念。人的判断很难做到不偏不倚，每个人只能看到其目力所及之处。 不过漸渐地，个体的研究集腋成裘，为进一步的探讨打下越来越深厚的基础。对旧说的不满足使得学者们不仅不断纠正以往的错误,而且还致力于建构起新的方法论和理论模式。这样一来，当新来者进人这个领城时，总会发现自己被拽往两个方向：一方面,他必须一步步地追寻和重构历史中武氏祠的遥远过去,另方面他也必须走进另一个历史一一一个有自己独立生命的、不断发展的学术传统。他既要沿着这个传统走，又要不时地抗拒它，以便发现更丰富的过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武氏祠研究的历史回顾 -
于公元前3年爆发的这场群众性运动实际上是“天命”论的这种矛盾带来的，一般百姓不再寄希望于上天,而转向另-个神祇。 与严峻苛刻的上天相比，西王母对人类更富有同情心，希望让其子民过上幸福日子。与只通过征兆和符命表达意愿的抽象的上天相比,西王母是更实在的，她居佳在一个理想的乐园中并具有一个可见的形象。 ………… 只有考察西王母崇拜的这种理论背景,我们才能明白东汉艺术中这位女神形象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在这个时期的所有作品中,西王母及其乐园总是一无例外地区别于代表政治权威和道德根源的“天”。如我们在武梁祠画像中所见，屋顶上的征兆图像代表了上天的意愿。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祇，天虽无形但却通过征兆显示其可畏的存在，观察和审判人世间的善恶。相比之下，西王母并没有这种超越一切的权势,然而却给予那些向往她的人们以热情款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西王母：从神仙到宗教偶像 -
杰弗瑞·巴拉克劳夫写道：“我们所读到的历史，尽管都说是根据事实，然而严格说来毫无事实可言，只是一系列被接受的判断而已。”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7页 -
早在1937年，中国学者滕固以“拟绘画”一词来形容以武氏祠堂石刻为典型的山东画像石，而以“拟浮雕”来形容河南画像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7页 -
这两种构图类型为武梁祠画像提供了两种主要模式。西王母、东王公及其仙境的形象是以“偶像型”的构图设计的，而表现孝子列女、忠臣刺客的图画用的则是“情节型”构图方式。区分这两种构图类型对研究早期中国美术的发展极为关键，因为它们隐含着不同的创作观念以及观看艺术作品的基本方式。大量证据表明，情节型构图是东周以来创作早期中国人物画的传统方式，而偶像型构图则是一种新方法，只是到公元1世纪才开始流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7页 -
这种偶像型的构图方式随之成为东汉时期表现西王母（稍后包括东王公）及其仙境的标准模式，尽管此时许多别的画像题材仍然沿用传统的情节型构图来表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7页 -
偶像型构图方式来自印度佛教艺术。 在这个时候这位女神成为宗教崇拜的偶像，而且被等同于西方的神仙——佛陀。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7页 -
女神出现在画面的中心，接受众多侍从和世俗信奉者的朝拜。这种构图的出现反映出中国宗教艺术开始朝向一种纯粹的供养型偶像图式发展，而这种图式在稍后的南北朝佛教艺术中最终达到成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7页 -
三皇：1．伏羲（与女娲在一起）2．祝融，3神农。 五帝：4．黄帝，5．颛顼，6．喾，7．尧，8．舜。 夏代：9．禹，10．桀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5页 -
汉代历史学家有着双重使命：他的工作既需要展示文过去，也需要给人们指明应该走的道路。汉代史学著作把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神话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以独特而连贯的形式结合起来，我们很难采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方法对其加以界定与此相应，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总是具有不同方面的含义，也总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被解说在我看来，唯有认识到这种复杂性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刻于武梁祠中的古代帝王像和其他历史人物的意义，后者展示出三种根本的人际关系和相应道德标准之忠、子之孝和妻之贞。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4页 -
朱鲔祠、白集祠、张德祠和尹俭祠之类的名称给人一个印象，即这些祠堂都是属于某些个人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为某个男性家长修筑的这种礼仪建筑同时也是其家庭的纪念碑或象征物。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9页 -
汉人图画于墟墓间，见之史册者如此。《水经》所载则有鲁恭、李刚碑碣；所传则有朱浮、武梁。此卷虽具体而微，可使家至而人皆见之。画绘之事，莫古于此也。（洪适）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2页 -
当某幅画面在一个完整的建筑结构或画像程序中的特定位置得到确定，不仅画面的文学内容，而且它在叙事程序中的“位置”也成为图像内容的信息来源。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8页 -
一旦表现这类故事（如周公辅成王）或类型（如拄杖的老子）的方式被设计出来，它们将不断地被重复，只要还具有意义就少有变化。这里最重要的是“模式”。正如巴特森（Bateson）曾指出的，“模式是那个真的东西”。（J. James）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3页
作者: Wu Hung
副标题: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isbn: 0804715297
书名: The Wu Liang Shrine
页数: 428
定价: GBP 70.50
出版社: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装帧: Hardcover
出版年: 1989-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