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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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苏格拉底首次制定或发现这个新的道德法则(对立于人的法则的神的法则)以来,不仅政治家、将军与民主国家(更不用说独裁政权与君主专制国了)已经无数次地违反了这个法则,而且无数个别的男人与女人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中也已经无数次地违反了这个法则。例如,倘若我们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会被迫承认,英国和美国这些自以为是的民主国家,在投身于它们合理地认为具有正义性的战争时,针对臭名昭著的敌人,它们有时—某些人或许会说经常—屈从于同态报复的诱惑。不过它们承认这是一种诱惑,它们愿意接受对它们的这种做法的批评。即便在当时,关于轰炸德国与日本以及使用原子弹的正确性的争论就接连不休,自此以后的许多场合下肯定也是如此。这些争辩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苏格拉底最初的道德启示以及它随后对普遍良知的启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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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的袭击与破坏、伯里克利之死、其政权的衰落与其文化规划的搁置、对其主要追随者的控告以及雅典普遍的萎靡不振,对苏格拉底产生了个人的影响。它们迫使他认真思考他在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苏格拉底始终是一位思考者,他喜欢与雅典同胞进行谈话与争论。
但他从未拥有过一个职业。他在那时开始觉得自己拥有一项使命。伯里克利的时代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钦佩的:它不仅促进了建筑学与建筑艺术、绘画与陶器制作、音乐与戏剧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制造业、商业与实用技艺的发展,但它也失去了某些东西。它反复申明的口号是:“人是万物的尺度”,它坚持主张,人类并非诸神的无助玩物,而是他们自身命运的主人,这或许很好。但人究竟指的是哪种人?伯里克利的时代热切期盼的是改进艺术与技术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对人的改善情况如何?对人的改善是可能的吗?倘若可能,那应当如何做到这一点?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些向题从未被追问过,而这些问题是应当被追间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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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既可以向上流动,也可以平级流动。有一个名叫帕西翁(Pasion)的奴隶,他是在苏格拉底四十岁时出生的,他在银行里工作勤奋而又有主见,他赢得了他的自由,并且成功运用他的方式从议会得到了(或者有可能是购买了)他的公民身份,他最终成为希腊最富有的人。帕西翁变得不得人心,他足以激起德摩斯梯尼'与伊索克拉底发表针对他的愤怒演说(如伊索克拉底的《反对银行家的演说》或《关于银行家的演说词》[T中eziticu网)。此外,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里,摔跤冠军可以成
为众所周知的哲学家,剧作家与历史学家可以成为将军,将军、历史学家、诗人可以成为政治家,而政治家可以撰写戏剧。一个建筑师或许创建过一个殖民地,一个曾经制造过灯具的人或许统治过这个城邦。柏拉图几乎将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诗歌。苏格拉底在抛弃那个认为源自上天的迹象“与我的理性相一致”的想法之前,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要参与公共生活。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在历史上的独特之处是,它让拥有才华的人可以轻易跨越专业的界限与行业的界限。
至少在伯里克利的鼎盛时期,雅典的独特之处还表现为,它将民主制、帝国与文化的巨大成就(实际上是文化的必胜信念)融合在一起。其中的秘密就是金钱。提洛联盟最初是为了对抗波斯而形成的,后来则成为由雅典的同盟者与殖民地构成的雅典帝国的基础,每个同盟者与殖民地都要向由雅典控制的共有金库做出捐赠。这座城市进行了某些重建,以弥补波斯人的洗劫所造成的损失。但伯里克利一经就职获取权力,就形成了一个使用这个共有金库,以最壮观的方式重建雅典的规划,特别是要重建雅典的卫城。这个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在卫城的最高点建立一座帕特农神庙,以安置一座由纯金和象牙打造而成的雅典娜女神的巨大雕像。伯里克利宣称,这笔钱是为了组成联盟的所有城邦的利益而花费的,因为雅典娜是每个城邦的守护女神,而且正如希腊人仍然认为的那样,所有城邦都把雅典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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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项作品的成果没有留存下来,因为帕特农神庙的宏伟壮丽的形式提出了两个哲学问题,这就是它对苏格
拉底如此重要的原因。第一个问题是,建筑师通过几乎感觉不到的
对直线的偏差而创造出了一种虚幻的张力与刺激。这种技艺或科学
被称为卷杀(entasis),它来自希腊动词enteinein,它表达的观念是
对立的力量拉紧在其力量控制下的那个对象。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
建筑师会赞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关于时空的这句格言:“一切事
物都略有弯曲。”通过直线的微小偏差连同所有三维平面上的宽径
向弧,通过在柱基略微向上并在柱顶加以呼应的曲率,通过加厚的
角柱与角柱间距的双重收缩,以及通过许多其他这样的手段,帕特
农神庙变得看起来更加“真实”,并被赋予了一种运动的感觉与一
种有机生命的感觉。达到这些效果所需的测量结果必须是精确的,
51而这为建筑师、绘图员、雕刻师与石匠的工作增添了一种额外的特
点。当苏格拉底坚持主张,数学应当被用于实际的目的(而不是被
用于他的学生柏拉图所提议的形而上学思辨)时,他在心中想到的
恰恰就是他从头到尾观察过的帕特农神庙的建造活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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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希腊人逐渐相信永恒生命与灵魂不朽的观念一
这是苏格拉底思想的一个核心主题—一
狄奥尼索斯的戏剧效果肯定是以它的悲剧形式推动了这些信念,因为狄奥尼索斯是灵魂的主人。永生与拯救灵魂的相似概念也在公元前5世纪的其他文明社会中传播,特别是在埃及传播,而在希伯来的巴勒斯坦获得了更多的传播。犹太人甚至由于这些力量而发展形成了一种形式的戏剧,它的一个显著例证是《约伯记》,它得以留存下来是因为它找到了让自己成为圣经正典作品的途径。学者似乎认为,《约伯记》的创作时间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这是苏格拉底去世的时间,希腊的悲剧在那时已经成熟,但仍然是宗教性的。由于约伯与上帝的对话模仿合唱,以及它对自然世界的精彩描述,《约伯记》在本质上是部关于上帝旨意的神秘运作的戏剧,它是打算在公开场合朗诵的诗歌—一
所有这些都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戏剧的典型特征。倘若《约伯记》没有受过希腊宗教戏剧的影响,这就会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我们如今已经遗失的其他希伯来戏剧无疑都受过希腊宗教
戏剧的影响。就我所知,没有证据表明犹太人曾经拜访过雅典或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里生活于雅典,但许多希腊人曾经在巴勒斯坦生活过。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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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柏拉图所记录的苏格拉底对话时,重要的是要记住,柏拉图的双亲家庭都是贵族,他并不共享苏格拉底那种相互忍让与不分阶级的民主精神。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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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绝对确定,苏格拉底不仅不会喜欢,而且还会反对柏拉图想要将之变成现实的那种共和国。事实上,这两个人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相当不同的,历史的一大奇异现象恰恰是他们会聚到一起,一个人创立了真正哲学的开端,另一个人记录了真正哲学的开端。柏拉图在年轻时将苏格拉底当作英雄来崇拜;而在柏拉图的成熟时期,他拒绝接受苏格拉底,但他没有对大意的读者显示出他在这么做,或许柏拉图恰恰也不知道自己正在拒斥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首先是一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而柏拉图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苏格拉底对任何能够跨越各种逻辑证明(这些逻辑证明构成了他心中的跑道)障碍的观念都持有开放的态度。他的保守性在于他尊重关于诸神、英雄以及被公众珍爱的其他人的古老习俗,因为他并不希望通过愚蠢地摧毁无关紧要的神话,而使普通民众对必不可少的真理失去兴趣。他是一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这恰恰是由于他是一个有节制的、和蔼的、敏感的与慷慨大度的人。另一方面,柏拉图则倾向于将来自普通民众的经验智慧的保守的自然本能转变为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他不可避免地从仁爱的传统主义走向了绝对主义的教条。难怪波普尔会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柏拉图认定为20世纪集权主义国家的首要先驱,即便这个论证容易遭到严肃的反驳。我怀疑,倘若苏格拉底能够读到《理想国》并评估它在整个20世纪中的影响,他或许会比波普尔更加严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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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苏格拉底这个真实的人明确地思考过某些重要的问题,而我们能够清楚地呈现这些思想。我们已经看到了苏格拉底是如何教导的。现在我们必须审视的与其说是他教授的东西,不如说是他相信的东西——因为苏格拉底并不持有任何体系,而且严格地说,他没有以教条的方式教授过任何事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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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己的学说无法作为客观知识与普遍真理流传后世,这并不会让智术师感到有多大的困扰,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客观的知识与普遍的真理的存在,普罗泰戈拉就相当明确地表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所谓的真理似乎都可以为人的具体立场和特殊利益所相对化。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