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为什么会失败》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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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申清表上先签字后填表的人，和先填表后签字的人面对的激精施完全相同。而行为却非常不同。该研究清楚地表明，人的决策并不总遵循激励机制。人的行为并不总是有意识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这里的关键是人的认知。人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会使我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做出反应，这会违背根据成本收益的理性算计而制定的激励机制。为了理解人脑的运作机制，我们来尝试解一道简单的数学问题。阅读下面三条陈述，并立即说出你想到的答案。 （1）一条裤子和一双袜子一共售价110美元。 （2）裤子的价格比袜子的价格高100美元。 （3）袜子的价格是多少？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袜子售价10美元。但我们如果认真计算，就会发现这个答案是错的。裤子必须比袜子贵100美元。因此，如果袜子售价10美元，裤子的售价就是110美元。这样总金额将是120美元。这显然错了。 正确的答案是，袜子售价5美元，裤子105美元。这样我们把两个值相加时，得到的总数才是110美元。这个例子改编自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思考，快与慢》，该书讲述了大脑可能如何欺骗我们。6在总结了认知科学的最新进展后，卡尼曼分析道，人的思维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系统化、合理化。他告诉我们，人脑使用两套系统。”快速的“系统1”凭直觉自主运行，为我们迅速地做出各种日常决定，但它很容易忙中出错。相比之下，“系统2”则慢得多，它更慎重，也需要耗费更多脑力。 立即回答袜子要10美元的人，就是在使用系统1，在凭直觉快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大棒、胡萝卜和大象 047 -
但真正的问题在更深的层面，即政治和公众认知认为该如何处理违法行为的层面。辛辛那提市市长马克·马洛里（Mark Mallory）起初担心肯尼迪的方法会被民众视为政府对犯罪的软弱。顺着惩罚直觉，民众一直在呼吁采取更严厉的治安措施，延长监禁的刑期，甚至建新的监狱来关押这些罪犯。警方已经反复用过这些措施，但并没有阻止谋杀率的上升。引进一位社会科学家似乎是个软招，尤其是这位外部专家还为帮派成员提供生活辅导和就业咨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在我们自己的恐惧和政治家的煽风点火下，直觉告诉我们打击不良行为很简单：只要手段强硬并公之于众。甚至有生物学的证据表明，人天生喜欢惩罚。一项神经学研究发现，人脑倾向于惩罚，因为当我们惩罚他人时，多巴胺系统会被激活。因此，当我们打击犯罪、打击公司欺诈或不安全驾驶时，直觉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只是更多更重的刑罚。此类情绪根深蒂固。我们可以在全世界的主要古代传统中找到它们，从希腊的古典思想家到中国古代的法家，以及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书。我们到处发现的都是相同的观念：坏人不见棺材不掉泪，惩罚是施加痛苦、纠正不良行为的良方，而如果惩罚在公共场合执行，还能起到惩一儆百的效果。”但是这种传统思维并没有得到当下经验科学的支持。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仅是重刑本身就能起到威慑作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惩罚错觉 013 -
当然，其他人格特质也与有害的、破坏规则的行为有关。有 个特征值得一提：自恋、精神菊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三者合称为 ~黑脑三人格”（DarkTriad）。“自恋者有一种夸大的自我价值感、强 烈的权利应得感，以及对优越感和被崇拜的需求。“具有精神病态特 征的人往往更为冲动、自私，少有共情和悔恨。“最后，马基雅维利 主义是基于意大利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发展而来，指 的是那些冷酷无情、精打细算的人，他们操纵他人，使用欺骗手段， 并不择手段地实现有利于自己的目标。65 关于黑暗三人格的主要研究这样总结道：“‘黑暗三人格’有一 些共同的特点。三种人格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在社交中表现恶意的特点，行为倾向于自我夸耀、情感冷漠、两面三刀和攻击性强。”6研究确实表明，具有这三种人格特质中至少一种的人，更可能有不良行为，如霸凌、欺骗、异常性行为、报复、白领犯罪（如欺诈）、学术不诚信和暴力犯罪。6？ 人格障碍患者也可能更容易从事破坏性的非法行为。这里我们说的是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临床诊断意义上的精神障碍。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其主要的诊断手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将这种障碍定义为：“严重干扰个人在生活各方面功能的各种对自己和他人的思考和感受方式。”“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列出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道德维度 079 -
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berad提出了一个相关的观点，他称之为“道德推脱”（moraldise ment）。41 借着道德推脱，人在做坏事时可以压抑自己的羞愧和内疚。例如，人可以为自己的不道德、不人道行为进行道德辩护：恐怖分子诉诸宗教，帮派成员诉诸组织的荣誉。可以将自己的错误行为与他人更恶劣的行为进行比较：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的人可能认为肇事逃逸者才是真正不道德的司机。人也可以否认自己的行为有伤害性后果：非法传播电视剧并没有真的伤害谁，反正那些公司和演员都赚得盆满钵满。再举最后一个例子，人也会将受害者“非人化”：如果认为瘾君子已经不能算人了，那卖毒品给他们就没有道德问题。 班杜拉认为，与其关注基于价值的判断（某些行为在道德上是错的），不如关注使这些判断得以形成的认知过程。一个人运用这些机制越多，就越会推脱与自我认可相关的威胁（如羞愧、内疚、压力等），从而使自己能够无所顾忌地实施犯罪。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道德维度 079 -
一个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是，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发现严刑峻法能阻止错误行为、违规或暴力犯罪。在大多数情况下， 仅靠严厉惩罚的威胁是不够的。我们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表明长期监禁可以防止累犯，甚至没有看到重刑会威慑他人免于犯罪，无论那是三振法、死刑，还是对公司更严厉的制裁。 刑罚的确定性最为重要。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强良好的、合宪的、由社区驱动的执法，以及增加犯罪者被捕和受罚的可能性，而不是祭出更长的刑期或开出更高的罚款。 此外，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被抓和受罚的概率，也不知道刑罚可能有多严厉。所以，只管闷声执法是不够的。要使一般威慑发挥作用，公众必须看到罪犯的下场。这意味着每次惩罚违规者时，都必须广而告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惩罚错觉 013 -
人在做出不当行为时，也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人的道德自我意识有限，很容易做出不当行为。巴泽曼和 腾布伦塞尔很好地概述了人在做出不道德行为之前、期间和之后， 各是出于何种机制，才对此一无所知。 言第一个问题是，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遇到可乘之机时能抵挡住诱惑。但实际上，人并不擅长预测自己的道德。一个因素是，人在预测自己未来的行为时，会有意识地权衡道德上的利弊，但到了需要行动的时候，又常常只依靠本能反应。 人也会受“道德褪色”（ethical fading）的影响。在面临道德困境或有机会做坏事时，人的道德观会退到幕后，取而代之的是自私和享乐主义的考虑（“什么对我/对企业最好”）。同样的，在回首过去时，我们心目中的自己要比实际中道德得多。3！一项研究很好地解释了道德褪色，该研究发现，与没有作弊的参与者相比，为得到更多钱而作弊的参与者更有可能忘记自己签过字的荣誉守则，即使额外付钱让他们准确回忆那些道德规则也无济于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道德维度 079 -
研究表明，如果刑罚的确定性没有达到一定的阈值，刑罚就根本没有威慑作用。犯罪学家发现，犯罪率在逮捕率低于30%的地方上升，而在逮捕率高于30%的地方下降。由此可见，刑罚的确定性似乎有一个临界点。后来的研究验证了这些发现，并报告说刑罚确定性的阈值水平在25%一40%之间。62这些研究还指出，许多社区从未达到刑罚确定性所需的临界点水平。的 如果被抓的确定性很重要，那么执法就成为威慑作用的关键。这种观点认为，在能看见警察的社区里，有犯罪企图的人会有所忌惮。因此，雇用更多的警察，或者仅仅是让警察更多出现在社区中，就可以减少犯罪。64后者被称为“哨兵效应”（sentinel effect）：警察的存在起到了哨兵的作用，它使被捕机会变得极高，因而起到了威慑和防止犯罪的作用。65研究发现，对于威慑犯罪，投资警力远比投资监狱系统更有成效。66 当然，警察不可能无时无刻无处不在，他们也不需要这样。犯罪学家发现，有些“热点”犯罪地区的犯罪率会高出平均许多。例如，一项研究分析了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在一年内接到的323979个电话，发现了一个清晰的高犯罪热点地理分布。”该研究发现，总体上，在明尼阿波利斯，50%的报案电话只来自该市3%的地区；尤其是，几乎所有抢劫案的报案都发生在该市22%的地区，所有强奸案的报案都发生在该市1。2%的地区，所有汽车盗窃案的报案都发生在该市2。7%的地区。后来对其他城市，如对泽西市和西雅图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68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惩罚错觉 013 -
在此， 我们必须加一个提醒。在热点地区加强警力这个策路，如果使用不当，用在错误的情境下，又没有社区成员充分持续的投入和监督，结果可能很可怕。一个典型例子是纽约市的“拦截搜身”执法。从2003年到2008年，纽约的拦截搜查激增了5倍，并在2011年达到顶峰，当年警察在纽约拦截超过68。5万人次。当时的想法是，这些大规模的警察干预措施将有助于更好地从街头发现及清除毒品和枪支。然而，拦截搜身政策过分地影响了穷人和少数族裔聚居区。尤其是在纽约，这些政策的执行带有强烈的种族偏见。拉美备被拦截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倍。在2016年，82%的被拦截者是黑人或拉美裔。2013年，美国地区法院法官希拉·谢恩德林（smAScheindlin）将组约的这种做法判为违宪。”根据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数据，拦截搜身政策代价巨大，却事与愿违。近九成的拦截并没有搜到违禁品。？更糟糕的是，这一政策可能削弱了民众对执法部门的信任乃至整个法律制度的正当性，正如我们后面会讨论的，这样就非但不能减少犯罪，反而会滋生更多犯罪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惩罚错觉 013 -
人们思考该如何有效地处置不当行为时，很容易受自身是非观的影响。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道德融贯性”（moral coherence。它意味着，人们将自己心中的“道德正确”与“实际有效”混为了一谈”：某项政策如果符合我的道德信念或直觉，它就一定有效。在道德上支持水刑的人会不假思索认为水刑作为一种“强化审讯”技术能让美国情报人员在伊拉克有效地获得有用情报，但事实并非如 此。3不幸的是，我们都很容易让偏好、直觉决定自己认为什么是真正有效的。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惩罚错觉 013 -
墨西哥对抗污染的初期成功和过早天折，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当且仅当激励措施得当时，旨在减少损害行为的法律禁令 才能成功改变人们的行为。 砖窑主面临着一个选择：遵守还是违反禁令。两个选项各有利弊。违反禁令的砖窑主必须一边支付废品燃料的费用，一边冒着被抓到 支付罚金的风险。但同时，这些砖窑主降低了制砖的成本，可以把 砖价压得比制售清洁砖块的守法竞争者更低，以此提高销量。 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遵守禁令的情况。在这里，守法的成本包括为丙烷支付高价，以及被用废品燃料烧制的廉价砖抢占了市场而导致低销量。而守法的好处是，每卖出一块砖，单价都更高。如果砖窑主做理性选择，他们就会根据收益减去成本后哪个更高，来决定是遵守还是违反规则。 在华雷斯，当丙烷不再有补贴，守法的成本上升了：而由于丙抗烧制砖在市场上价格过高，守法的收益下降了。同时，由于对素价砖块的需求增加，违规的好处也在增加；而由于执法的放松和废品燃料成本的降低，违规的成本也降低了。总之，各种变动组合在一起，完成了这个失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大棒、胡萝卜和大象 047 -
极端，但积极的激励措施是可以适用于许多情境和不同规膜的，可以想一想教师们如何使用小奖励来让孩子们守秩序。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学校使用一种“积极行为激励制度”（osivbehavr system）。这种做法归根到底就是用奖励诱导孩子们趋善避恶。孩子 们交了作业，就会得到一颗小星星（贴纸），帮助了同学，也会得到 颗小星星；但如果在课堂上违反了纪律，就会失去一颗星。就是这样简单的行为编码。 这些行为激励制度确实有两个明显的优势。首先，它们可以减少不良行为。研究表明，儿童，尤其是幼儿，在激励措施下会表现得更好。0其次，激励制度通常花费很少：给孩子一张贴纸才要多久时间？一包500张的贴纸又能用好久好久。 奖励在校良好表现尽管有诸多优点，但研究也开始显示它的弊端。像金钱和奖品这样的外在奖励，会降低儿童的内在动机，阻碍他们发展自主性和独立性，也弱化了他们的自我管控责任。”问题在于，儿童可能会学得只是去满足有权给他们奖励的人：我不是为了对同学好才这样做，我是想要那张贴纸。 如果使用得当，外在激励可以促进人的自我管控和内在动机。”关健是，关注点要放在行为而非激励上。单是给孩子贴纸并说“干得好”是一回事，解释奖励贴纸的原因则会事半功倍。”我们如果将 激励措施与目标设定结合起来，并帮助儿童更深刻地理解受奖励行 为的重要性，就可能使儿童产生内在的动机和更好的行为。重要的是， 这可能对成年人也有效。 关于奖励如何影响成人行为，相关实证研究有好几派。许多研究都关于奖励能否激发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如合作、投票）和亲环 境行为（如参与回收、减少非必要出行）。“而关于奖励如何促进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大棒、胡萝卜和大象 047 -
积极的激励措施还有一个潜在的弊端。奖励良好行为，可能会破坏人的内在动机，而内在动机本来通常已经能使大多数人举止得体。增加了奖励，人们遵守规则的内在动机可能会被外部激励所“排挤”，甚至可能出现“过度理由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即有些人本来已经决意从事某些行为，奖励反而画蛇添足。其实，一些普通心理学研究表明，外部激励，包括奖励，可能会破坏内在动机。2针对一般类型行为，如合作、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及以亲社会的方式行事等，研究都表明了外部激励的排挤效应。然而，最近一份对此类研究的综述发现，尽管外部激励会排挤内在动机，但总体证据并不足以下定论一在实验室环境之外的研究发现还很有限，而且并不一致。3 当大棒失效时，胡萝卜可能会改善人的行为，但这种方法也带有自身的局限和风险。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以刑罚、侵权责任还是奖励的形式，我们的法律用来改善人的行为的激励措施并不总能如愿以偿，有时甚至弄巧成拙。可惜，预测激励措施的效果很难。要厘清侵权责任和奖励对改善行为的作用，需要实证分析。但问题是，许多制定法律规则的人并不进行甚至阅读这类分析，而是依靠自己对微励作用的想当然。而他们的假设很可能就是错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大棒、胡萝卜和大象 047 -
“可得性捷思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篇题为“风险评级”的论文中，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1ovic）及其同事试图理解人们如何预测不确定事件。他们的关注点是人的认知会如何影响预测。例如，他们问受访者，以下哪类事件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龙卷风、中风、意外、闪电、肉毒杆菌中毒和糖尿病。你也可以试着把它们按造成死亡的数量从多到少排一排。你觉得意外造成的死亡比中风多吗？如果你认为是，那么对不起，答案错误。但犯错的不止你一个。大约80%的人都犯了和你一样的错误。实际上，死于中风的人数是所有意外死亡总人数的两倍。那么意外死亡的人数与死于糖尿病的人数相比呢？人们普遍认为，意外死亡的可能性比死于糖尿病高300倍；但实际上，死于糖尿病的人数是意外死亡人数的4倍。最后，死于龙卷风的人数 与死于哮喘的人数相比呢？多数人认为死于哮喘并不常见；但其实，死于哮喘的人数是死于龙卷风人数的20倍。 这项研究中的受访者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他们走了一条心理捷径，即可得性捷思法。在估计这些概率时，人会依赖不假思索就涌上心头的例子。这些例子来自各种渠道，媒体就是其中之一。比起常见事件，如死于中风、糖尿病和哮喘，晚间新闻基本只会报道不常见的事件，比如意外死亡和龙卷风。这些报道使我们更经常地接触到不常见的死亡案例。因此，在试图迅速想出哪些事件更常见时，我们会依赖可得性捷思法一大象前来接管，带我们得出错误结论。 最近，犯罪学家也评估了这种可得性捷思法在犯罪决策中是否起作用。“他们尤其关注这种捷思法是否会影响人有多相信自己会因违法而被抓并受罚。为测试这一点，他们做了一项实验，问其中一半的参与者是否认识因违法而受罚的人，问另一半是否认识违法但没有被抓的人。研究人员预期，那些想到自已认识受罚的人的参与者，会更相信自己可能因违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大棒、胡萝卜和大象 047 -
显然，启动效应很有效。启动是我们利用对认知过程的理解来影响行为的一种蓄意、细微、常常也很简单的方式。借助眼睛，食堂的规则得到了遵守：通过让人在填表前签署诚信保证，保险表格上的欺诈行为减少了。 心理学家已经能够用多种办法在无意识层面改变人的多种行为，启动就是我们将对认知的理解应用于遵守规则方面至关重要的一例。当启动效应起作用时，我们可以用非常小的代价改善人的行为，无须额外执法、也不需要依赖社会规范或程序正义。由于运行于无意识层面，启动效应甚至不需要我们了解法律本身或相应的惩罚。启动效应可能对于自控能力差的人反而更有效，因为这些人容易被自己无意识的系统1牵着鼻子走。 因此，来自认知科学的发现有助于改善人的行为。通过切入人类自主运行的决策机制，现有的激励制度可以变得更加有效。这些见解在经济学中激发出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一行为经济学。这一领域的两位主要学者，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运用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发现，提出了改进现有激励制度的方法，引导人们更好地做出决策，更好地行事。他们把这种干预措施叫作“助推”（nudg©），因为它把人温和地推向更好的决策。他们认为，对认知过程的正确理解有助于发展出一个“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mr©），把人引向更好的行为。启动就是这种助推和选择架构的一个例佳证。也有其他形式的选择架构使良好行为变得更容易，从而使人（无论是否意识到）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例如在超市里将健康食品放在与顾客眼睛同高的货架层，或者把器官捐赠设计成选择退出而非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大棒、胡萝卜和大象 047 -
研究人员使用的测试就是所谓的“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社会学家制定出IAT，目的是测量人们可能怀有的内隐偏见（implicit bias），比如对种族或性别的偏见。4内隐偏见可能使某人在无意识中就歧视了他人。上述实验就是这种情况。经理们在将大码人士与表示生产力的词语配对时，速度（在毫秒级上） 皱馒，从而暴鹰了其内隐偏见。不仅如此，经理们也更可能经用 不邀请大码申请者参加面试的实际行动歧视了他们。这种内隐偏见 是对歧视性招聘决策的核心解释。 这项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经理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大码 身村怀有偏见。后续研究中有一项是填写问卷，经理们要回答在做 相聘决定时是否偏好比较苗条的人。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经理们 如何回答他们在招聘中对体型的外显偏好，与其不邀请大码申请者 参加面试的实际决定之间没有相关性。可能他们在心中觉得自己已的 行为符合伦理道德，没有任何明显的歧视，但事实上，他们显然已 经进行了体重歧视。因此，好人，或至少自认为德行无亏的人，也 可能无意间做出坏事。 这对法律如何塑造人的行为有重大影响。它表明，即使有些法 律广获道德支持，比如禁止基于种族、性别或长相进行歧视的法律 大概就是这样的，但它们依然无法避免被结构性、系统性地违反。 这表明，人们可以无意间就做出不道德的糟糕行为。 行为伦理学就是这样一个新领域，它致力于理解是什么促使好人实施连自己都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它借鉴了心理学的发现，即我们的道德判断在一套直觉与推理相结合的双系统中运行。在《盲点》 （Blnd Spots ），・（ Max Bazerman）和母大学的安·腾布伦塞尔（Ann Tenbrunsel）这两位作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道德维度 079 -
我们来看一个掷骰子游戏。”在以色列、四班牙，美国和韩国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掷骰子并自报掷出的点数，所报的每一点都会为他们赢得1美元的奖励，就是说，如果谁掷骰子的点数是4，他就会得到4美元。然而，参与者可以撒谎，因为骰子是被一个有小孔的杯子盖住的，只有参与者自己能看到自己掷出的点数。这里还有一个设计：研究人员随机让参与者用母语或外语完成整个实验。然后，他们通过评估每组参与者总体上报告的掷骰子结果在统计上是否可能，来比较两组人的诚实程度。研究发现，参与者用母语参与实验时，比用外语时更有可能撒谎。该研究对这一发现的解释是，为个人利益而撒谎，是系统1对该研究所设诱惑的一种直觉性反应；但如需用第二语言参与实验，参与者会就更慎重：第二语言更多地激活了系统2，从而控制住了直觉反应。系统2被激活后压倒了系统1，于是阻止了作弊行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道德维度 079 -
人也会受“道德褪色”（ethical fading）的影响。在面临道德困境或有机会做坏事时，人的道德观会退到幕后，取而代之的是自私和享乐主义的考虑（“什么对我/对企业最好”）。同样的，在回首过去时，我们心目中的自己要比实际中道德得多。31一项研究很好地解释了道德褪色，该研究发现，与没有作弊的参与者相比，为得到更多钱而作弊的参与者更有可能忘记自己签过字的荣誉守则，即使额 外付钱让他们准确回忆那些道德规则也无济于事。2 当人用语言隐喻来淡化白身所做决定的道德影响时，“委婉标签”（language euphemism）就有了用武之地。以下是心理学家安·腾布伦 塞尔和大卫·梅西克（David Messick）对此的解释：“我们从事的是‘进 取的'会计实务，不是非法的。某个策略可能会有相关的‘外部性'， 但不是伤害他人或环境。我们的军事行动是有‘附带损害'，但不是 平民死亡。”33 渐进的过程也很有影响。人就像放在一锅冷水中的活青蛙；水会被火慢慢地烧热，慢到等水沸腾时青蛙还没注意到。不道德的行为往往也是如此；一个突发的严重不道德行为会很显眼，但向着更严重的不道德行为渐进转变，却往往为人忽视。34这样一来，人就可能“滑坡”，到后面不仅对不道德的行为安之若素，甚至自己都开始做从未想过自己会做的事。 犯罪学家还研究了人在违法后如何带着内疚和羞愧生活。他们发现，人会使用“中和”（neutralization）技巧帮自己克服心中的道德感，以便从事犯罪活动。35 中和技巧主要有以下几种。36最基本的一种是犯罪者会干脆推卸责任：“这只是个意外”或“人人都会如此，不只是我”。犯罪者还会使自己相信，自己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实际伤害，以此将非法行为中和：破坏公物只是“恶作剧”，偷汽车只是“借”。3”犯罪者还会重新界定“受害者”：只要把自己所伤害的人想成是罪有应得，犯罪本身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道德维度 079 -
为将法律改进得更为有效，我们需要了解行为暗规则（暗码）。社会科学是这里的关键。几十年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各种人类行为机制，是这些机制塑造了人对法律规则的反应方式。科学已经让无形的行为暗码变得可见。它显示了我们的法律是如何影响人的动机、调整人的处境，从而提高其依从性并防患于未然的。在过去40年，科学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行为方式及不当行为成因的理解。但此类科学还没有融入我们的法律。囿于学术期刊的价格门槛和学术术语的晦涩，许多科学见解依然隐而不显，就像行为暗码本身一样。 不良行为破坏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安全、市场、生态及生活方式。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复杂的法律规则，来处理不同形式的破坏行为。显然，法律规则的目的是塑造行为。法律专业人士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些专业人士作为立法者，会起草我们的成文法，并选择哪些内容能被通过；作为检察官和监管者，他们决定法律是否以及如何被执行：他们也被雇来起草合同，设计组织规则，将法律规则融入商业交易：他们还会担任法官，运用法律解决争端，并在此过程中解释和影响法律在未来的含义；作为法学教授和法律专家，他们也左右着关于法律是什么又应该怎样的公共辩论。 就这样，我们把法律制度中的设计和关键决策留给了法律从业者，但他们对于人类行为背后的社会科学并无多少知识。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几乎完全忽视了曾撼动过经济学、伦理学等领域的行为学革命。”对于设计和执掌法律规则的从业者们来说，社会及行为科学基本不是他们的必修，于是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对人类不当行为的直觉，而这些直觉，很多已经被实证研究证明是错的。我们把对于人类行为最重要的编码—一法律规则—一交给了行为科学的新手。 而这不仅仅是立法者的失误。我们的法律往往起源于一个受舆论影响的政治过程。但从业者中很少有人了解行为暗码，遑论描绘它的社会科学。于是，在听闻一起残忍的谋杀、一家跨国公司贿赂国家政府或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双“规”记 001 -
请考虑以下情况。有一家人的狗在自家门口被车撞死了。这家人听说狗肉很好吃，于是就把狗的尸体切割、烹饪，当晚餐吃了。 你怎么看待这家吃自己狗狗的人？ 是非常错，有点错，还是完全没问题？ 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想吗？ 有人因这种行为而受到伤害吗？ 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你会感到困扰，还是不在平？ 有一项研究在美国和巴西进行，要求参与者在阅读完全相同的情节后回答这些间题。大多数人不认为这会伤害任何人，但还是有 23%的参与者认为家人可能因为吃狗肉而出现健康问题，10%的人表示其他人会因此受到伤害（没有具体说明这些人的身份）。而72%的参与者表示，他们会因为目睹家人吃自家的去世宠物而感到困扰。 该研究试图理解人们如何推理自己为什么认为某种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它评估了道德推理是起源于人看到了伤害，还是只是 被这种行为所困扰。研究发现，对于这个事例，影响人们道德评判最大的因素是他们认为目睹此事会不会给自己造成困扰，而不是他们认为食用宠物是否伤害他人。该研究对其他“无害”的冒犯也有类似的发现，比如某女子把不再需要的国旗剪破，儿子没有遵守他在母亲临终前许下的承诺去定期扫墓，兄妹在无人看到的情况下接吻，以及某男子与他在超市买的死鸡发生关系。 在这项研究中，人们做道德判断，根据的是自己是否被所述内容所困扰，而非是否认为所述行为危害了他人。在一项后续研究中，研究者在考察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参与者如何看待同性恋、乱伦和不常见的手淫方式后，发现参与者往往无法详尽阐述自己的道德观。于是该论文总结道：“他们会为自己找不到支持理由而结巴、大笑或表示惊牙，但不会改变自己最初的谴责判断。”参与者患上了“道德失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道德维度 079 -
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员询间从小学到大学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对法律和规则的看法。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弄清楚我们对规则的看法会如何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系列笼统的问题，如“什么是规则” “如果没有法律会发生什么”等。 一个有意思的规律从材料中显现了出来。研究人员发现，年幼的孩子倾向于将规则视为禁止某些行为的具体禁忌。幼童遵守规则是因为他们遵从权威，也因为他们只是不想受到惩罚。他们对规则有一种研究人员所谓的“服从与惩罚”取向。而且，由于幼童非常害怕受惩罚，激励和惩罚对于改变他们的不良行为就至关重要。如果你想防止幼童违反规则，激励和惩罚肯定有用。 但人从童年进入青春期后，这种取向也随之改变。随着认知和社会技能的发展以及经验的积累，我们会越来越少地因惧怕惩罚而遵守规则，而会把思维从“服从与惩罚”的角度转到“法律与秩序”角度。尤其是，青少年会开始认为，规则为的是引导“良好”的行为、防止混乱，而不是单纯禁止某些行为。对青少年来说，遵守规则已经成为“维护社会”这一民众共同追求的根本；大多数青少年认为，如果没有规则，社会就会陷人混乱。关键还有，我们在步入成年后，绝大多数人会更少地因惧怕惩罚才遵守规则。到了大学，只有25%的人只是为了避免负面后果才遵守规则。随着人的成熟，我们大多会失去这种惩罚取向，而代之以更高尚、更复杂的守法义务感。 这些发现既告诉了我们，对守法责任的感受会随成长而改变，同时也告诉了我们，这种责任感在成年人中依然存在个体差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公民服从 103
作者: [荷]本雅明·范·罗伊, [美]亚当·费恩
副标题: 法律管不住的人类行为暗码
原作名: The Behavioral Code: The Hidden Ways the Law Makes Us Better ... or Worse
isbn: 7542681931
书名: 规则为什么会失败
页数: 316
译者: 高虹远
定价: 59
出品方: 理想国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23-10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