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纲》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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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变乱的原因，与贵州略同，在贵州是汉、苗不和，在云南是汉、回仇视。回民有信仰、有组织、，文化程度高，民族意识强，与汉人杂处，风俗各异，利害冲突，相互轻侮忌恨，会党复从中播弄。回民势众心齐，有清真寺公费，缓急相通；汉人亦团练自卫，各出“保家钱”、“买命钱”。法令规定回民有犯，加等科罪，牧令每遇汉、回相争，往往偏袒汉人，回民不得其平，径行寻仇报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9页 -
如将北伐后的内战，与辛亥革命后的内战作一比较，颇多相似之处。辛亥革命由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领导，实际上与之对抗的为北洋派，结果归于妥协，政权为北洋派所得。不久双方决裂，而有国民党对北洋派之战。继之而起的为北洋派内部之战，最后仍为国民党对北洋派之战，即北伐。国民党胜利的最大原因之一为北洋派的内争与相互牵制。北伐初由国民党与中共携手进行，因中途乖离，而又中共对国民党之战，即中共所指的国内革命战争。中共崛起的原因之一为国民党的内政与相互牵制。国民党初视中共的反抗为纤芥之疾，星星之火，不及二年，竟成燎原之势，中共的红军遍布大江南北、华中腹地。南京政府能战败阎锡山、冯玉祥等的数十万联合军，对于数万红军，却无如之何，穷于应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08页 -
孙中山在第一次造反失败后，跑到日本。以往他们自以为是“造反”，因日本报纸称他们为革命党，今后遂但言革命，不言造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10页 -
恭亲王等拟定的办理通商善后章程中有一条为南北口岸分设大臣，理由是口岸增加，北起牛庄，南迄琼州，地方辽阔，如仍俱归原设的无口钦差大臣办理，“不独呼应不灵，各国亦不愿从。且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国在津通商，若无大员驻扎办理，尤恐诸多窒碍”。时五口钦差大臣，已自广州移置上海，先由两江总督兼任，旋由驻上海的江苏巡抚署理。天津开埠后，以直隶总督不能专驻该地，将天津、牛庄、登州三口合设一办理通商大臣，遇有要求，会同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奉天府尹办理，通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旧有五口及新增长江沿海各口，仍令驻上海的钦差大臣办理，通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通商大臣的设置，除上述理由外，上别有用意。一则各口事务如有专人办理，总署即可减轻负荷，必要时复可用作缓冲。再者中外交涉，均在天津、上海办理，驻京公使，直隶总督为钦差大臣，所有洋务、海防事宜，均归经营，每年春间移驻天津，冬令再回保定。这时直隶总督已为李鸿章。同年命两江总督曾国藩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从此南北洋通商大臣，成了两江、直隶总督的固定兼职。畿辅为重镇，直督为疆吏领袖，李鸿章又久于其位，北京倚为干城，北洋的重要性远在南洋之上。北洋大臣大都为出身淮军系统的人物，南洋大臣大都为出身湘军系统的人物。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4页 -
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铸的制钱，为民间所通用，但国家的收支则以纹银为准，人民完粮纳税须照银价以制钱缴抵。银价的高下，直接影响钱价，制钱的价值视纹银为涨落中国的白银产量不丰，富有之家，常事囤藏，妇女亦用以制造饰品，不能再行流通，供不应求，银价有涨无回。制钱分量减轻，私铸的泛滥，亦有影响。银价上扬，钱价贬值物价升高，人民纳税的负担加重。鸦片进口激增，现银逐年外漏，无异火上加油，银荒日基行走私时期，尤为显著。（8世纪末年，纹银一两兑换制钱七八百文，19世纪初年，为一千文上下，1821至1838年，由一千ニ三百文，以至一千六百余文，四十年间银价上涨一倍。）田赋常不克如期缴足，财政大为支绌，当局遂注意到银漏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西力冲击（上）（1830-1850） -
中英南京条约》订立之后，中英的争执反较以往増多，双方的感情亦较以往更恶国以为英人笑意基、英人以为中国仇外益力，迹近挑鮮，甚或违反了条约。五口通不久，英人的不满即生，最重要的为以下四事：第一，对华贸易额虽然增加，鸦片大为畅销，但工业成品的输出则距英国工商界的希望甚远；认为这是由于但片的限制：贸易额的多寡与口岸的多寡，成正比例，如果口岸增加，中国全部开放，贸易额自必随之升。第二，（鸦片員然可以进口，且不征收关税，但名义上仍不准人民自由贩卖、吸食好使成为合法行为。第三，基督教虽然弛禁，但教士仅能在五口活动，对传教事业为莫大障碍，“应准自由进入内地，并予优待”。第四，国交員然平等，依然有名无实，公使不能与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交往，总办夷务的广州钦差大臣，遇事推诿，照会又常迟迟不覆，甚至欲与相晤亦颇不易，不得已而北走上海、天津，亦不得要领：令后公使必须人驻北京，常与中央大员接触。美、法同此希望，而以英国的心情最为急切。对北京驻使，英国尚别有用心，即防止俄罗斯的俄国教士、学生的阴课活动圆个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西力冲击（下）（1850-1860） -
鸦片来自域外，唐代始传入中国，初名“罂粟”，明时称之为“乌香”、“鸦片”或“阿芙蓉”，南洋诸国以为贡品，市肆亦有货卖，价与黄金相等，葡人自印度来粤，输入渐增。16世纪晚期，海关开始征税，列入药材项下，与菲律宾传入的烟草混合吸食。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雍正时（1729年）以其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的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时每年进口约两百箱，每箱重约百斤，至1767年，已达干箱。葡人之外，英人亦事贩运。 英国对华的输出，初以毛织品、铝，锡，铜、钟表、玻璃，以及来自印度的棉花、棉织品。中国对英的输出首为茶叶，次为丝绸、土布、瓷器。先是，茶叶输出，每年约三十万斤，18世纪末，渐至一千八百万斤，19世纪达两千余万斤，占出口额的90％以上。在男耕女织的中国农村经济自给的情况下，英国商品实少市场，要交易茶叶，惟有用白银购买。18世纪前期，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值，常不及进口白银的十分之一。在欧洲盛行重商主义，重视现金的时代，英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及发现鸦片大有销路，遂全力以赴。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的专卖权，奖励栽种，统制运销。中国每年进口增至四千余箱，渐至六千余箱，每箱售价自白银一百四十两上涨到三百五十两，开始感到鸦片贸易的压力。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3页 -
汉人之热中利禄者，但知讲习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触时讳，不敢谈民生利弊、论时政得失，惟有致力于考据之学，以求远嫌免祸，学术上流于破碎支离，不见其大者远者，民族的朝气凿丧，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阏，大臣阘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而惜功名”。社会上“清议无闻，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其身”。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页 -
统观清代的统治策略，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尚。……汉人之热中利禄者，但知讲习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触时讳，不敢谈民生利弊，论时政得失，惟有致力于考据之学，以求远嫌免祸，学术上流于破碎支离，不见其大者远者，民族的朝气凿丧，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閼，大臣闒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而惜功名’；社会上‘清议无闻，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其身。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页 -
“前此的中國並非絕對的孤立，曾接觸過許多或友或敵的民族，亦遭受過嚴重的侵凌，何以未曾使其大變？何以不曾引起如是的認識和憂懼？因為一往所接觸的民族，縱能憑其一時武力，乘中國之敝，以圖一逞，彼此形勢猶可相埒。近代所接觸的西洋則大不然。除了強大的武力，尚有別具一格的政治組織、經濟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國的樊籬為之突破，立國基礎為之震撼。於是張惶失措，自處處人，兩無是處，遂陷入悲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页 -
各港胡人有其居留地，以胡人为番长。长安、洛阳亦为其荟萃之所，有的辗转来自海上，有的直接来自陆路，互市监或通事监即为掌理西北诸国交易而设。鸿胪寺于入朝番客，供应食宿，贾商、学生麋集，与唐人共同生活，互为婚嫁，且有登科第、任官职者，颇似今日的美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页 -
贩运吕宋的闽人，往往留而不返，西班牙人为了经济及殖民地的开发，亦需要华人。于是来者日众，西班牙人渐生疑惧，时加凌虐。1593年，华人愤将菲律宾总督刺杀，西班牙人大肆报复。“然华商嗜利，趋死不顾，久之复成聚。”时明廷财政困难，有人说吕宋山富银矿，树生金豆，可供开采，因派人往勘。西班牙人以为中国意欲袭取吕宋，华人将为内应，遂发兵围攻，二万五千商民，尽膏锋刃，时为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明廷无如之何，仅由福建巡抚移檄“数以擅杀之罪，令松死者妻子归，竟不能讨”。西班牙人益无忌惮，既不畏惧中国，又需要中国的货物，华商亦仍然前往。1639（崇祯十二年）至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又有三次屠戮，遇难者二万余至万余人不等，虽起因不一，中不能不谓之有计划的暴行。中国政府固未尽其保护人民之责，而西班牙给予中国的观感，亦可想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页 -
教士的内讧，一是为了礼仪问题，一是为了教派竞争。利玛窦认为中国所谓天或上帝，同于西教唆为最高主宰耶和华，中国的祭祀孔子、祖先、天地，并非偶像崇拜，当时他的同会教士已有人不以为然。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页 -
利益均沾，可免一国独占，又可施恩各国。过去的中西关系，一切操之于中国，今后是几乎事事由人；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今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9页 -
就他（耆英）1843年2月的密陈机宜一折来看，对于时势颇有新的了解：第一，此次战争非突发事件。英人以通商为重，百余年来，洋行朘削诛求，官吏科敛舞弊，抚驭失宜，积怨既久，以致愤激生变。第二，官兵形同乌合，英军上下一心，炮火猛烈，“我炮放一出之后，彼炮已接踵而来”。第三，目前民心士气均不足以攘外，官与民，民与兵已同仇敌，不独不能相顾，且将相防。攘外必先安内，整饬吏治，安定民生，“我围若固，彼亦何敢鸱张”。第四，“勿以抚议为必可恃，更不可稍形诓怯，妄事惊疑”，遇事“挺身前往，晓以至诚，谕以利害，祛其疑而破其奸，镇以静而制彼动，虽狼子野心，不敢信其必无反覆，而诚内格物，似能令其就我范围。”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5页 -
（《讨粤匪檄》）檄文的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之人，并煽动身陷太平军者，以分化所谓“新兄弟”（在长江各省新加入者）与“老兄弟”。他说，太平军所过，“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概抢掠罄尽，男女备受荼毒，而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如，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名教观念打动知识分子。不过他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所知尚欠正确，他说：“中国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太平军崇外夷之教，上下皆以兄弟姊妹相称。农不能自耕，商不能自贾，田皆天王之田，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他说：“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虽乱臣贼子，亦敬畏神祇。太平军焚烧学宫庙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亦被污残，“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最后申明，他的使命在救民卫道，救被虏船只、人民，纾君父之忧，慰孔、孟人伦之痛，报生灵之仇，雪神祇之憾，希望忠义之士，共同奋起，被胁被陷者，自拔来归。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7页 -
为进兵东南，曾国藩移驻皖南祁门，留军续攻安庆，以为将来克复金陵张本。不久英法进军北京，诏令北援，对他又是一个难题。他虽曾有此请，似非出于真诚。他对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即吾与润帅（胡林翼）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问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著，有济无济，听之而已。”又对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以巩固现疆土为第一，北援仅是一种姿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1页 -
（若李秀成）先取长江下游各地，设关征税，藉足国用，再溯江而上，规复安庆、九江、汉口，联络石达开，尽收黄河以南，然后封锁上海，待其内变。日后洪仁玕说，太平天国祸害之源，为“洋人助妖”。洪秀全的妻弟赖文光说李秀成“不知君命，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合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不免言之太过。从另一面来说，倘李攻下上海，不仅可无后顾之忧，饷源亦可无匮，但未遂所愿。下游的英法公开支持清朝，上游的湘军长驱而东，太平军陷于夹攻，首尾不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9页 -
大乱对于政治军事的影响，亦至重大。显而易见的为正规军的没落，代之而兴的为地方练勇，即湘军和淮军，以及其他私人武力，如云南的岑毓英，甘肃的马占鳖。八旗军久已空有其名，绿营亦骄顽腐窳。江南大营两次陷落，其主力几乎全部崩溃。保卫湖南，肃清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克复金陵，底定闽、粤的为湘军，平定江南、闽南，及捻乱的为湘、淮联合军。至于广西、贵州、四川、山西、甘肃、新疆的底定，固均湘军之力，云南的底定湘军亦与其役。简言之，二十余年大乱之削平，无一不赖湘、淮军，尤其是湘军。清的统治之得以延续五十余年，可说是湘、淮军所给予，但是清的权力已日益削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5页 -
康有为凭他一片热忱与动人言论，一跃而起，以为只要获得皇帝的信任，由皇帝独断，即可畅行其志。他不是不知光绪缺乏真正权力，但毕竟是一国之主，慈禧或不致毫无顾惮。其实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嫌隙已深，1895年光绪革退接近慈禧的军机兼总署大臣孙毓汶、徐用仪，慈禧亦革退拥护光绪的总署大臣汪鸣銮、长麟，第二年又将翁同龢罢毓庆宫，使他们君臣不能经常相见。慈禧说不上有何政见，惟知揽权。有人说如果奉戴她来变法，她将不会反对，似属可能，此可于同治朝及光绪前期的推行新政见之。现在光绪要争取自主，表面上她勉事容忍，而内心益愤。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16页
作者: 郭廷以
isbn: 7543215845
书名: 近代中国史纲
页数: 541
定价: 66.00
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出版年: 2009-09-0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