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契丹早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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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版序言 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內地以外出書，大概也是香港地區第一部以契丹為主題的學術專著。 最近一個多月在香港城市大學講授「《遼史》研讀」課程，時常會與學生聊到一個話題：我們為甚麼要在當代的嶺南了解古老而又遙遠的契丹？除了異域獵奇之外，是否還有甚麼其他可能的動機？換句話說，我們對研究或學習內容的關心程度是否一定取决於自身所處的本位及時空距離的短長？ 眼前這本小書的核心關切在於權力與人、文本與記憶的複雜糾葛，這樣的問題本無古今、地域之分，而契丹早期歷史只不過是一個典型而又難得的實證個案而已。不論是對所謂「三重濾鏡」的拆解，對「家族史」與「民族史」區別與斷裂的揭示，抑或以「誰的歷史」為線索追問文獻的主體性與敍述的多元性等，書中所論種種，其實都可以說是「始於契丹而不止於契丹」的。至於是否能在更大的範圍內引發思考與共鳴，則要等待更多讀者的檢驗。 年初造訪位於九龍土瓜灣的新亞研究所時，曾被其中所懸錢賓四先生手定《新亞學規》深深打動。一份誕生於風雨飄搖、艱難苦恨中的文獻，竟能如此清通高遠地闡發出塑造個體健全人格與關心人類整體文化間的聯繫，可謂切中人文學術、教育之要害。面對眼前這個充滿荒誕與不安的世界，無論身處何地，人文著述的作者與讀者或許都不免捫心自問，所謂「關懷」和「持守」到底還有多少必要與可能？前賢實跡不可能也沒有義務為後人的困惑提供具體答案，但至少昭示了一種可以參照的標準與方向。好的人文學術理應直面人類普遍生存境遇中的深層問題，推展全人類共同的認知邊界，而未必服務於甚麼；研究內容核心意義的檢視標準，亦不在於研究者自身所設定或受制於的種種框架，而要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照亮了整體歷史。這樣一種近乎理想的研究取向，在真正健康的文化生態中當然應該保有一席之地，乃至被珍視、被呵護；而它的理想主義價值更在於，無論周遭現實環境如何，都始終可以感召、砥礪着一個又一個心嚮往之、不斷趨近的後來人。 ... (查看原文)

  香港商務印書館 5赞 2026-01-13 15:33:21

• 据我判断，此序当系元末史臣抄取陈大任《辽史·礼仪志序》之旧文。理由有五：其一，文中所述辽朝先世与元朝史官之认识不符，当非其所作。在《辽史》的其他部分，元朝史官认为契丹与奚皆出于宇文，其始居之地在松漠之间或“奇首故壤”，即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交汇之处，尽管这一看法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差异，但却是元修《辽史》贯穿始终的说法，《礼志序》“朝鲜故壤”之说则与此明显不同，当非出于元人之手。其二，所谓“朝鲜故壤”说与辽官方历史叙述全然不符，非出于《皇朝实录》。辽朝官修《皇朝实录》称辽乃轩辕黄帝之后，本书下篇表明，辽朝皇室阿保机家族实际上是由大兴安岭南麓南下西拉木伦河流域，在开元年间以后方才加入契丹集团的后来者，此前契丹由今朝阳东北、地近高丽的区域西迁北徙的过程与其并无关涉，因而中原文献所记契丹由北魏至唐前期的发展轨迹在辽官方的历史记忆中全无踪迹，更不会出现“辽本朝鲜故壤”的说法。其三，此序文所述皆为契丹本俗，与多载汉仪之《辽朝杂礼》并无关涉。序文之“遥辇胡刺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综述契丹最重要三项本族礼仪的创制之人，不见于礼志正文，史料价值很高，当非出于《辽朝杂礼》。其四，《地理志·东京道》开首称：“东京辽阳府，本朝鲜之地。周武王释箕子囚，去之朝鲜，因以封之。作八条之教，尚礼义，富农桑，外户不闭，人不为盗。”所述与《礼志序》完全吻合。按《地理志》此段之直接史源乃陈大任《辽史》旧志，可知以辽东为朝鲜故壤、契丹旧地，实为陈史一以贯之的观念。其五，元修《辽史》以陈大任《辽史》为主要蓝本，在志、类传之序文多袭陈氏旧文。如《辽史》之《兵卫志》《刑法志》《奸臣传》《逆臣传》等多篇序文皆可找到类似痕迹。 综上可知，上引《礼志序》当出于陈大任之手。 (查看原文)

  大中祥符九年 2赞 2024-03-01 00: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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