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街头的两年：穿行于符号之间

后记
街头的两年：穿行于符号之间

[黄华侨 译]

在No Logo第一版的结尾，我描写了一群激进分子神情肃穆地议论着关于发动一场全球的反企业运动（anti-corporate movement）的计划。可是，就在即将付印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把这一切都改变了：1999年11月30日，西雅图爆发了一场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抗议。一夜之间，平静的议论变成了怒吼，扩散到整个世界。这场运动不再是一个秘密、传闻或预感，而成了一个事实。

西雅图事件使本书所描述的运动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话题。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开始蔓延到华盛顿特区、魁北克市、新德里、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地方，报界激烈地争论着警察和抗议者暴力，争论着什么才是法国人所谓的“野蛮资本主义”（capitalisme sauvage）的替代品——如果有的话。抗议行动背后的议题也改变了。顷刻之间，那些起先还只关注个别企业的不良行为的大学阶段的激进分子，现在却开始质疑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以及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有效性。教会团体原先不过要求“免除”第三世界的债务，现在却开始谈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型”的失败，——这种经济学模型认为，为了促进未来的发展，必须扫除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障碍。许多人不再寄希望于改革，而开始呼吁彻底废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广告破坏者们也不再满意于仅仅堵塞一个布告栏，而开始忙于创造新的激动人心的参与者媒体网络，例如独立媒体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res），现在已遍布世界数十个城市。

与此同时，那些曾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初推动者和捍卫者的机构也正在发生变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不再否认它们的全球化模式已经无力达到当初承诺的目标。不仅如此，它们自身也开始卷入了各种问题而不能自拔：债务奴隶的悖论、艾滋病传播和数十亿被排除在全球化市场之外的民众。

事情变得很清楚，我应当修订no logo。可是，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由于这些变化——我几乎抽不出时间来作修订。自从西雅图事件爆发以来，我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关于全球化的战斗中：演讲、辩论、组织和频繁的旅行，就像这个领域中其他众多的活动家和理论家一样。换句话说，凡是一场运动所需要的，我们都在做——我们一直在前进。形势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甚至连跟上最新的变化似乎都变得不可能了，更不用说回顾事件的发展和反思这场运动最终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直到911的袭击以后，此一背景才开始转变，至少在北美是如此。突然之间，似乎每个人都在谈论全球贫富差距，谈论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地方还缺乏民主。可是，虽说北美的公众比以往更清楚全球化经济的失败——被新闻界以经济增长期的繁荣的亢奋所掩盖了的失败——要把这种意识转化为政治行动，却突然之间变得远为困难了。惊慌失措的老百姓没有想到促使政府改变显然错误的政策，反倒为他们的政客开出了一叠一叠的空白支票，放纵他们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新的针对富有企业的减税政策、新的贸易政策、新的私有化方案。在这种气氛下，持不同意见变成了不爱国的表现。

自从911事件以来，北美的激进分子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挑战。正如本书提到的，激进分子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就把目标指向了企业，这是出于对以下事实的反应：人们发现，竟然有如此之多如今拥有巨大力量的东西都是虚拟的：货币交易、股票价格、知识产权、商标，以及秘密贸易协定。通过对符号的占有，——不管这个符号是什么，一个著名的商标，如耐克，或者强国领袖的一次重要会议，——无形的东西就会暂时变成现实的，广袤的全球市场也就更加合乎人类的尺度。然而，911的惨怖已经改变了一些人的眼光，对他们来说，这场运动的主要模式——被文化反堵过的标识、游击战争的样式、商标名称和政治目标的选择——已经明显变了样了。今天，甚至那些只是谋求和平颠覆强大的资本主义象征的运动，也发现自己已然身处一种彻底改观了的符号学景观之中。

最近我对此深有感触。当时我正在观看一套我在911之前收集起来的幻灯片。内容是关于企业的营销策略是如何不断地吸收反企业运动的意象的。其中一帧显示了在西雅图示威抗议期间，一群激进分子在Gap Outlet商店的窗户上喷绘的情形。在下一帧图片中，这家商店最近的窗户上出现了他们自己预制的涂鸦之作——用黑色喷绘的“独立”这个词。接着是一帧来自SONY PlayStation的游戏《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的画面，画面上是一些头发酷酷的无政府主义者冲着邪恶的防暴警察扔石头，那些警察受命保护虚构的美国贸易组织。当我最初看到这些并排放在一起的图片时，很是惊讶于企业吸收新观念之迅速。但在911之后，再来看这些幻灯片，所有的画面都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被恐怖主义袭击所吹散，如同灾难片中的众多玩具汽车和玩具士兵一样。

这几乎是必然的。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攻击是真实的行动，是令人战栗的恐怖场面。不过，它们同时也是符号战争的行动，并且也立刻被如此理解了。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双子塔不仅仅是高楼大厦；它们还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可以想见，反对反企业立场的许多政治对手开始利用恐怖袭击的这种象征意义，主张这些恐怖主义的行动代表了反企业主义抗议者所持观念的极端表现。还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些危险的主张：反美国和反企业暴力是一个连续谱系——先是西雅图的星巴克窗户，然后是WTC——而恐怖袭击就处于这个谱系的顶端。

有些人走得更远。他们说，自由市场政策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经济前线。在这种氛围下，支持“自由贸易”已经变了味了，就像购物和棒球一样，成了爱国主义的义务。美国贸易代表Robert Zoellick解释说，贸易“提升了处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的核心地位的那些价值”，美国必须发起一场新的战役，“用贸易击败恐怖主义”。在《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一篇文章中，Michael Lewis类似地把自由之战混同于自由贸易。在文中，他解释说，那些死去的商人之所以成为袭击的目标，是因为他们“不仅是自由的象征，也是自由的实践者……他们辛勤劳作，若说是无意的，却也毕竟让其他人从约束中释放出来。这就使他们几乎是默认地成为了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精神上的对立面。后者的事业依赖于对个人自由的否认，名义上却是为了某种号称是属于更高等级的力量。”

新的战线已经划定了，尽管是粗略的：批评美国政府，就是支持恐怖主义者；阻碍市场导向的全球化，就是助长恐怖主义者的邪恶目标。

当然，在这种逻辑中，还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那种认为市场可以凭借其自身为我们的一切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想法，已经由于911本身的经验而受到了深刻的质疑。从未能检出劫机者武器的私有化机场保安，到笨手笨脚，全无效率的援助受害者的私有化慈善机构，以至无力刺激经济发展的企业财政援助，都说明了市场导向的政策不能帮助我们赢得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胜利。它们是一些累赘。因此，虽然暂时来说，对政客的抨击也许是不得人心的，但是，“人民先于利润”（People Before Profit），这条来自全球化抗议者的街头标语，自从911袭击以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美国人的不证自明和发自内心的真理。

这种转变的最富戏剧性的表现就是美国公众改变了他们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二十年间，许多公共机构和服务体系由于未能获得充分资金、或遭到诋毁，得以解除管制并被私有化——机场、邮局、医院、公交系统、水和食品检验。在袭击事件后，它们被推向了峰尖浪口。但它们并不打算关门大吉。美国人很快就发现，公共医疗体系的超负荷运行意味着什么。它甚至对付不了定期的流感季节，更不用说炭疽病的爆发了。药品短缺现象本来就很严重，私人实验室又无力为美国士兵提供足够的炭疽疫苗，且不说普通市民。保卫美国供水系统免于生化恐怖袭击，这样的信誓旦旦我们已经听了十年，可是令人义愤的是，负担沉重的美国环保局却几乎什么也做不了。食品供应被证明甚至还要脆弱。检验员们勉为其难地检测了进口食品中的百分之一——在日趋严重的“农业恐怖主义”的威胁下，这几乎算不上是一种保护。

最可悲的是，冲进双子塔拯救证券交易商和其他雇员生命的，却是一些消防队员。这就表明了公共部门毕竟还是要承担某种角色。因此，理所当然地，如今纽约街头卖得最火的T恤衫和棒球帽，不再是那些打上走私的耐克和普拉达商标的，而是印着纽约消防部门的标志的。

人们已经重新意识到拥有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不仅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而且在原教旨主义得以飞速传播的贫穷国家，也同样如此。正是在那些基础设施遭到债务和战火破坏的国家，像Osama bin Laden这样的狂热的甜爹 才得以趁隙而入，开始提供通常属于公共领域的基础服务：道路、学校、诊所，甚至公共卫生系统。巴基斯坦的激进伊斯兰中学输送了那么多塔利班领导人，而这些学校之所以兴盛起来，完全是因为它们填补了社会福利的一个巨大的空白。在一个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九十都花费在军事和债务上的国家，——因而只有极少的份额是在教育上的——伊斯兰学校（madrassas）不仅提供了免费的教室，而且还为贫穷的孩子提供了食物和住宿。

随着我们深入了解恐怖主义——不管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的机制，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一旦我们把企业的短期所需（更低的税率、更少的“官僚主义”，更多的投资机会）放在了人民的需要之前，我们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后911的时代，固守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的自由市场方案，而无视于压倒性的市场失灵的证据，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盲目的信仰，毫无理性，正像所有坚持自杀式圣战的宗教狂热主义所持的信仰体系一样。

对于激进分子来说，许多其他领域的争论都应该联想到911袭击的教训。在这些领域，我们必须优先考虑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公司的利润，从非洲的艾滋病治疗，到我们自己城市里的无家可归者，无不如此。另外，当我们呼吁更多的互惠国际关系时，也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的确，恐怖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威胁，它并不始于对美国的攻击。当布什撇开联合国和国际法庭，邀请世界加入美国的战争，全球化激进分子应该成为真正的多边主义的热情捍卫者，并彻底放弃“反全球化”的标签。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布什总统的联盟并不代表对恐怖主义的真正的全球反应，而只是单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国际化。——这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方式的典型标志，从WTO谈判桌，到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但是，我们的主张并不必然以反美国主义的精神为基础，而是可以建立在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上。

企业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有虑及此的人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而不仅仅是发出反对的声音。其中最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成为一个引路的灯塔——位于“善”和“恶”的狂暴战场之外，通往组织社会的其他途径的灯塔。在当前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任务。恐怖分子对美国的攻击，以及美国对阿富汗的攻击，已经为我们迎来了一个自从冷战以来还未曾有过的意识形态两级分化的时代。一边是声称“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者那边”的George W. Bush；另外一边是断言“这些事件已经把世界分为两个阵营，虔诚的伊斯兰阵营和不信教的异教徒阵营”的Bin Laden。反企业和亲民主（pro-democracy）的激进分子应该证明这种二元对立的荒谬，并坚持在这两个选择之外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关于那些不曾采纳的路线、没有作过的选择、尚未建立的方案，我们可以广为传播。正如印度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Arundhati Roy在911之后写到的，“世界人民并不需要在塔利班和美国政府之间作出选择。人类文明的所有美好事物——我们的艺术、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文学——都超越于这两个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极点。”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项选择的测试，那么答案应该是“两者皆非”。

就在911之前，在运动的圈子里，人们已经日渐意识到，注意力应该从“峰会草蜢”（summit-hopping）转移到表达和提出这些可选方案上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往对企业个体和贸易峰会的象征性的攻击，遭到了许多人的公开质疑。他们担心，全球化的斗争——例如打破麦当劳的窗户或和警察对峙——开始显得像演戏一样，与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经济问题完全脱离了关系。一场符号之战具有许多令人不满之处：打碎店铺的玻璃，迫使会议迁到越来越偏僻的地点——这又怎么样呢？仍然只是一些符号、外观、表象。

为了对此作出反应，一种新的急躁情绪掺和了进来，坚持提出事关社会正义之根本的社会和经济转变，从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到美国的奴隶赔偿，以至全世界范围内城市水平的参与制民主。不同于“峰会草蜢”，现在的焦点开始转移到组织直接行动，旨在满足人们对住房、食品、用水、救生药品和电力供应的即刻需求。这一点已经在世界各地通过不计其数的方式得到了表达。

在印度，这意味着大胆地为所有其余的发展中世界生产普通艾滋病药品。在意大利，这意味着接管数十座遭遗弃的建筑，转为廉价住房和热闹的社区中心。你还可以在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Landless Peasants' Movement）的活动中看出同样的精神，这场运动的口号是“占领、抵抗、生产”（Ocupar, Resistir, Producir），旨在夺取大片闲置的农场，转用于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市场和学校。

这种直接行动的精神，在南非发展得最为迅速。在那里，自从1993年着手施行了一项风卷残云般的私有化计划，五十万人失去了工作，40％较穷困的民众的工资下降了21％，贫困地区用水成本上升了55％，而用电成本更是提高了400％之多。许多人被迫饮用不干净的水，结果导致了一场霍乱的爆发，100,000人受到感染。在索韦托（Soweto），每个月有20,000个家庭被切断电力供应。许多南非激进分子称这场私有化为“经济上的种族隔离”。为了反抗这个体系，索韦托的失业工人重新接通了他们社区的水源，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Soweto Electricity Crisis Committee）也为成千上万家庭的非法地重新接通了电力供应。

不管在哪里，这场公开反抗的直接行动浪潮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激进主义不再只是象征性地持有不同政见。它必须致力于采取实际行动改善人们的生活，——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立刻。

现在，这场运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小范围的、常常是很短暂的举措转化为更广阔、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结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已经有过许多尝试，其中最具有雄心的是2001年1月在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发起的一年一度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WSF有一个乐观的口号，叫做“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人们设想它能成为这场新兴运动的一个转机：我们应该着手阐述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而不再只是整天吵吵嚷嚷地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在第一年，超过10,000人参加了一星期内60多场的讲演，数十次音乐会和450个研讨会。到了第二年，有70,000人参加。会议选在了同一地点。因为在阿雷格里市以及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巴西工人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the PT）掌握着权力，而且，此地也因为在参与制民主方面的革新而闻名于世。

不过，世界社会论坛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大会：它未曾制订任何政治指令，没有通过任何正式动议，也无意于把这场分散的运动组织成为一个拥有下级结构和基层组织的政治团体。在某种意义上，这就使得激进主义运动的浪潮区别于以往的任何社会运动。大会的动员得以在极少官僚主义和等级主义的情况下展开，这应归功于网络的应用；强制的共识和谨慎的宣言一起退居到了幕后，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文化：持续的、结构松散的、有时引人入胜的信息交换。尽管个别知识分子和重要组织者可能会有助于形成大街上民众所持的观念，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并不拥有引导人们往某个方向前进的权力甚或只是某种机制。它甚至不是一场运动，——也许这倒是一个事实。它是成千上万个小的运动，相互之间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就像“热键”在互联网上把它们的网站连接在一起一样。尽管这个网络在其广度和深度上都雄心万丈，它的目标却决不是专横的。这个网络不屈不挠地挑战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势力的体制和个人，却并不为自己攫取权力。相反它追求权力的分散，以期达到最大限度的普遍和平均。

在墨西哥恰帕斯州揭竿而起的Zapatistas是这个新的革命思想的最佳例子。1994年1月，Zapatistas起而反抗墨西哥军队，目的却不是控制墨西哥的国家权力，而是夺取和修建自治的空间，在那里，“民主、自由和正义”得以茁壮成长。这些自由空间建立在拓荒的土地、公有农业和反抗私有化的基础上。对Zapatistas来说，它们是这样一种尝试：创建一个对抗国家的新的力量，而不是图谋推翻国家，用另一个集权的政府取而代之。

Zapatista的发言人、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是最接近于一个真实的运动“领袖”之地位的。他用一个面具遮住自己的脸，借以掩饰他的真实身份。马科斯是一个完美的“反领导人”（antileader），他坚持认为，他的黑色面具乃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背后，“马科斯就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南美洲的黑人、欧洲的亚裔、圣思多罗（San Ysidro）的墨西哥裔、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圣克里斯多（San Cristobal）街头的玛雅印第安人、德国的犹太人、波兰的吉卜赛人、魁北克的莫霍克人、波斯尼亚的和平主义者、巴黎地铁深夜10点的一个妇女、失去土地的农民、贫民窟中的小混混、失业的工人、不幸的学生，当然，还是一个深山里的Zapatista。”换句话说，他就是我们：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领袖就是我们自己。

马科斯本人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之所以登上领袖的地位，不是通过昂首阔步的自信，而是出于政治上的怀疑，出于甘心追附骥尾之虚怀。关于马科斯，最常听到的传说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城市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由于遭到国家的通缉，城市对他变得不安全了。他逃往墨西哥东南Chiapas的山区，凭着革命家的雄辩和自信，试图把当地土生土长的老百姓聚集在旗下，加入到反抗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事业中来。他说，世界工人必须联合起来，结果那些玛雅人莫名其妙地瞅着他。他们说，他们不是工人，只是平民，而且，土地也不是财产，而是他们村落的灵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教士，马科斯非常失败，因此他潜心学习玛雅文化。他学得越多，知道得越少。

得益于这些经历，一支新型的军队横空出世——EZLN不是掌握在游击队指挥官的精英分子手中，而是通过秘密委员会和公开的集会，掌握在村落自身的手中。马科斯不是一个厉声下达命令的指挥官，而是一个副司令，是委员会意志的传递渠道。他在新角色下的第一句话就是：“以我之口，出Zapatista民族解放军之意志。”

Zaptista的斗争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其他运动的一个耀眼的灯塔。因为它的组织原则与国家、公司及宗教团体据以建立起来的方式完全相反。它以一个破碎的迷宫应对集聚，以地方化应对集权，以彻底的权力分散应对权力的统一。问题是：这可以成为从私有化的力量下收回公共利益的一个全球策略的缩影吗？

当今的许多激进分子已经得出结论：全球化不只是一个抓在坏人手里的好主意。他们也不相信，仅仅把诸如WTO这样的国际组织改造为民主的和负责任的机构，就可以纠正整个形势。相反，他们认为，全球化机构的异化只是一场范围更广的代议制民主危机的一个表面症状。因为代议制民主下的权力和决策已经委派给了那些其地位越来越疏离于这些决策最终发生效力之处的代理人。由于一刀切的逻辑，这就立刻导致了政治和文化抉择的均质化，并引起了普遍的市政瘫痪和分崩离析。

如果说，权力的集中和决策的疏离正在成为我们共同的敌人，那么，关于乡土层次的参与制民主也日益形成了某种共识，——不管是通过联盟、社区、城市管理、农场、村庄，还是土著的自治——即：参与制民主可以成为构建新的方案的一个起点。两者之间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自决和多样化的全面承诺：文化的多样化、生态的多样化，甚至是政治的多样化。Zapatistas在论及构建一场“一个‘不’和许多‘是’”的运动时，公开反对把它的特征归结为一场运动，并质疑了那种认为它应该成为一场运动的假设。这项新兴的有组织的事业并不是一场谋求单一全球政府的运动，而是一个关于一些真正本土化的方案的日渐关联的国际网络的梦想。这些本土化的方案，每一个都建立在得到恢复的公共空间的基础上，遵照参与制形式的民主制度，并且比任何企业或国家体制都更具有责任感。如果这场运动有一个思想体系，那就是民主，不只是投票箱边的民主，而是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的民主。

这一切使得下述批评家的做法显得多么可笑啊：他们竟然试图在反企业抗议者和类似Bin Laden这样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建立起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例如，英国国际发展国务大臣克莱尔•肖特（Clare Short）在2001年11月就曾这么做。“911事件以来，我们尚未听到抗议者的声音，”她发言说。“我敢肯定，他们正在反思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的要求被证明与Bin Laden的网络的要求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激励Bin Laden及其追随者的，并不是对集权的批评，而是对没有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他们自己手上的愤怒。他们的满腔怒火，不是因为选择的均质化，而是为了世界竟然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均质的和帝国主义的信仰体系组织起来的。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古典的权力之争，控制局面的将是一个庞大的、全知的体系；从前对峙在这条战线上的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今则换上了市场之神和伊斯兰之神。对于Bin Laden及其追随者来说，这场征战的主要诱惑显然是这样一种想法：他们仍然生活在神话时代，那时候人们就像天神，战斗是史诗般的，而历史则拼写为大写的H。“去他妈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们似乎在说。“历史尚未终结。我们正在创造着呢。”

这种想法，是我们在911后从对立双方都曾听到过的。这是宏大叙事的回归：选民、邪恶帝国、总体规划，以及伟大的战斗。一切都疯狂地退回到了旧时的风格。这个宏伟的救赎叙事是我们最为源远流长的神话。但它却有一个危险的对立面。如果少数人决意生活在他们的神话中，凌驾于凡人之上，那么止不住就会对所有卑微的芸芸众生造成强烈的冲击。相形之下，普罗大众立刻显得无足轻重。于是他们得以凭借某种高尚意图的名义，驱使大批大批的民众成为祭品。

谢天谢地，反企业和亲民主激进分子没有参与到这布满硫磺烈火的十字军。相反，他们依据原则质疑了集权的体制，他们既批评左翼的一刀切的国家方案，也批评右翼的市场方案。人们常常轻蔑地提到这场运动缺乏一个思想体系，缺乏一个全面的主旨，缺乏一个主导性的计划。千真万确。我们对此感到无上的欣慰。此刻，反企业的街头激进分子身边正环绕着许多自许的领袖，热切地渴望着把他们招致麾下，以为己用。正是为了维护这场年轻运动的声誉，它至今仍然把所有这些议程挡在门外，并拒绝了一切慷慨捐助的宣言，翘首以待，以期一个恰当的、民主的和代议制的进程，把抵抗运动带入下一个阶段。它将是一个十大要点计划吗？或者一个新的政治学说？

也许它将成为某种全新的事物。不是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搏斗的另一个现成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为了呵护多元世界——正如Zapatistas所说，一个包容众多不同世界的世界——之萌芽和成长而制订的计划。这是一场运动中的运动。或许，它并不会迎面撞上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倒是有可能从各个方向把他们包围在其间。

这场运动并不像近期一份报纸的标题所说的那样，“恍如昨天”（so yesterday）。它始终在变化，在前进。如今它已进入到了更深的阶段，一个更少关注象征性抵抗行动和戏剧化抗议，而更多关注“把我们的选择真实体现出来”——借用近期纽约直接行动峰会中的一句话——的阶段。在No Logo出版后不久，我访问了俄勒冈大学，在校园里做了一个关于反血汗工厂激进主义的报道。这个运动有一个诨名叫“Nike U”。我遇到了学生激进分子Sarah Jacobson。她告诉我，耐克并不是她的激进主义的目标，而只是一个工具，一种途径，以接近庞大的、常常是杂乱无章的经济体系。“只是一个入门毒品（gateway drug），”她兴高采烈地说。

多年来，我们这些身处运动之中的人一直依靠我们对手的符号为生——他们的商标、他们的办公大楼、他们在镁光灯下的高层会议。我们利用这些符号作为战斗口号、议论焦点、国民教育的工具。但是符号从来不是真正的目标；它们是一些杠杆，一些把手。符号始终只是通道。现在，是应该穿过去的时候了。

Naomi Klein,
20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