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不得不说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相关的概念，比如说魏晋文学，魏晋风度，魏晋风骨～形名之辩等～但是这本书第一次从有无之辩的角度来概括性的阐述魏晋时期主要的思想嬗变并根据有无质变的思想的发生发展起因流变历史性的考察各思想派系的演变，从而揭示出玄学发展的主线。
说到有无，就不得不提出和谈论到老庄思想，哪怕是魏晋文学都不可避免谈到“老庄告退，山水方滋”。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因为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末期，社会经历战争，兵乱等等、生死更迭，由此而生的老庄思想从《庖丁解牛》里面就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就是人要在社会的残酷缝隙当中，游刃有余保全自我。不管是庖丁解牛里面的解牛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养生，其实都是追求最小化的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保全自我。与此相似的事在东汉末年，诸侯并起群雄逐鹿，相似的场景就好像是战国末年。正因为中原大乱群雄逐鹿，导致上层社会的许多人争相往南边避难而去。当然，这一部分人的选择第一次为南方带来了比较新颖的思想第二个就是新学的新生和当地的风俗人情，以及当地的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学。也就是说，其实按照地理划分线来说，南方的思想更加趋于追求新，改变，北方的思想更加趋于追求，保守守旧稳重。其实从他们都选择中就可以看出来，选择比较保守的人，就会留在北方留在原地静观时局的变化和事态的发展选择比较冒险，有一定创新精神和追求精神的人就会选择离开故土去南方，所以与其说是时代选择的人，不如说是人选择了时代、人创造了时代、人选择了自己能够拥有的契机。
然而南下之后呢？曹操大军南下改变了一部分人对传统王朝的看法，但是因为这一部分人跟曹操之间又存在着正统和非正统之间的争执，所以导致意见不同，各自分心。挟天子以令诸侯算得上是在这些儒家正统文人心上的一根刺，曹操又怎么能容得下这些文人的口舌笔墨？又加上后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家族想要仿照曹操家族的发家致富道路重新走上这条道路，必然会遭到名士（文人、世家大族）更加的抵触。大批的文人被残酷无情地抛弃虐杀。所以新学思想的萌芽，其实虽然说是出现在南方，但是他已经算得上是扼杀在摇篮里了，真正算得上意义上的心学应该是在本地种下了根何种子，然后生根发芽到了南方。
那么关于魏晋玄学到底跟佛教有没有联系？书上给出的观点是没有。我个人认为这种观点也是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佛家思想，他讲究的是因果轮回，佛教不看重此生，佛教讲究的是来生，今生是前世的果那么今生也可以成为来世的因，所以重因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纯粹是个人看法，不喜勿喷勿扰勿骂）魏晋玄学他讲究的可并不是什么因果，恰恰不同，不需要说什么因果连有无都需要争辩一番。得先有“有”才能有因和果。如果是“无”就无所谓因果，也无所谓有为去做，无为静虚。
当然咯无为而治并不是真正的无为而治，而是每个人承担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比如说君主，君主在上他能够关照所有的群体能够做到承天秉命，并且恰如其分的识别每一个臣子的能力。作为下属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司其职做到本份就可。看起来很像皇帝就像是一个连接百姓大臣和天意的一个链接，而大臣只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容器，或者说工具或者说一个行走着能够有思想的能够改变，能够去推动事物发展的“容器”。所谓无为就是不要过多去干涉所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垂拱而化。（联想到唐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里面“鸣琴垂拱”“何必劳神苦思，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有为何无为并不是看行迹也不是看本心，而是看事情事物的发展是否遵循道的要求道的原则。
所以又回到了有无之辩。所谓的有并不是真正的有，所谓的无也并不是真正的无。在有和无之间应该存在着一部分，这一部分一定是当时的文人为百姓为民生为自己内心的坚持所发声的。《世说新语》里面谈到的魏晋时期一部分人行为放诞不羁，再加上书上也提到不少魏晋时期文人作品，他们的言行与其说是个人行为艺术，不如说是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个世道进行控诉和抗争。
读完这本《魏晋玄学论稿》，感觉对文学理论里面魏晋风度这一块的理解和印象又加深了。难怪常有言“文史哲不分家”。这也是我第一次拜读汤用彤先生的著作，感谢九州出版社的排版，让人读起来不费眼睛，纸张也舒服，感谢能够有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机会，此时此刻的我，无比珍惜每一次重新学习，读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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