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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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纽约，私有公共空间的起源和房地产以及城市规划的发展息息相关。1961年，纽约市政府颁布了新的区划法规，其中入了一项新的地产开发机制，允许并鼓励开发商通过在自己的土地上提供公共空间来换取额外的开发面积，相当于让开发商用公园来换房子。根据统计，在1961年到2000年之间，纽约的开发商一共建设了500多个大大小小的私有公共空间（总占地面积32公顷，相当于1/10个中央公园），以此换来了148万平方米的额外建筑面积（相当于4个帝国大厦的总面积）。祖科蒂公园（0.3公顷）当年就为建设它的开发商换来了额外9层楼的建筑面积。 今天的纽约市政府对于私有公共空间的建造和运营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在建造上，规划局对这些公共空间的大小、采光、设施等方面都做了硬性规定。在运营上，规划局规定这些空间除了特殊情况获批以外，需要对公众全年24小时开放。 用公共空间来换取额外的地产开发体量是一种公私双赢的安排。 从规划的角度来看，私有公共空间在城市建设的至密与至疏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每当一个地方因为额外的开发面积而变得更密了，那个地方也会因为提供了新的公共空间而同时变得更疏。政策让这些新公共空间的私人建设者同时承担其全部的维护和运营责任，则更是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查看原文)

  梦旅人 1 回复 1赞 2024-12-06 12:14:14

• 在纽约，BID是一种特殊的社区。它在这个鲜有围墙、尽是开放街区的城市中，通过设定收费和服务的边界来将一小块区域内的业主团结起来，使其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来投资、运营自己所在的社区。 因为BID的成立需要来自特定区域内的民间支持，所以越是互信程度高、有着多方共同协作历史的街区，就越有可能成功申请成立自己的BID。但反过来说，运营BID本身也可以帮助社区构建更多的信任。毕竟，相较于政府内部最能代表民意的机构——社区委员会，每个BID的管辖范围要更小，与社区内部各主体的关系更近，且免去了政府机构的繁文缛节以及程序限制，并具有实质的“征税”权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是一种社区自治最直接的方式。 在危机到来之际，一个地方能否成功地渡过难关取决于那个地方的人能否同心协力地为社区出力。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BID成为第6章所提到的“开放街道”的管理者，并为遭遇疫情打击的商家和店铺提供宣传服务，助其吸引人流、克服困难，扮演着比以往更加重要的角色。此时，BID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作用——成功的社区运营关系到各个商铺以及纽约众多小型企业的生存。在这些没有围墙的社区，民间自治所塑造出的韧性将决定纽约这座城市的未来。 (查看原文)

  梦旅人 1赞 2024-12-12 11: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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