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的绝大部分章节完成或酝酿于博士阶段，算是我研读元代多语种文献的初阶性成果。2022年江河的病逝，自己也曾大病一场，好友的骤然离去以及对健康的反求诸己，直接激起了我出版相关学术成果的迫切和焦虑。我对元代历史文献的阅读始于《元朝秘史》。本科二年级时，曾购买过一本齐鲁书社于2005年出版的《元朝秘史》（鲍思陶点校、李文田注本），虽然同时参考了从图书馆所借余大钧先生的译注本，但阅读起来困惑难解处仍然很多。后来随着蒙古语的学习以及对相关名物制度的熟悉，对《元朝秘史》的阅读也逐渐深入下去，由此也自然形塑了一种从草原或北方民族审视元朝历史的视角。当然，要系统研究元朝历史，还需要译释和利用其他域外语种史料尤其是波斯文的史料，前辈学者邵循正先生已经作了很好的示范。不过，直到博士阶段我才加强了对波斯文学习的重视，在边学边研的过程中，逐渐选择了《纳昔儿史话》作为专门研读的基本史料；同时，也随南亚系萨尔吉老师修读了一年藏文，并阅读《雅隆尊者教法史》的元代部分。语言的学习和史料的译释难免枯燥，但客观上又进一步扩展了我从边疆和民族以及12—14世纪欧亚大陆史研究元朝历史的视野。作为汉族学者，在对元史的研究中接触最多的无疑就是汉文文献了。充分利用自己先天的语言优势，在对汉文文献的阅读和研究上，写出拿得出手的代表性成果，是我一贯的学术追求。利用汉文文献从事研究的学者，一直以来都是元史学界数量最为庞大的队伍。对我来说，围绕一个学术选题，穷尽基本汉文史料，应是自己研究的应有之义，在学术研究手段日益数据化的当下，全面搜罗汉文史料甚至发掘新的汉文史料更是存在诸多便利，但如何跳出对汉文史料进行缀连解说的表层写作，展开对学术议题的深层研究，则是自己一直反思和检讨的方向。尤其对于大家目知眼见的常见汉文史料来说，如何在其中提炼出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历史信息，回应已有成果或展开全新研究，则是衡量一个元史学者治学功力的更高标准。
本书虽是对蒙元史多语种文献的研究，但所探讨的问题，并不仅仅止步于对文本本身的分析，而是力求在读书得间中深入文本的书写语境和叙述脉络，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内涵，进而对元史领域相关问题予以回应和重新诠释。刘浦江先生曾说：“有错误的创见要比没有错误的平庸有价值得多。”在对前人观点进行大胆怀疑、切实批判、系统反思和合理重建中，避免“没有错误的平庸”正是我研究中所恪守的基本治学原则。假以时日，我想在此书以及后续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综合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史、中国北方民族史、12—14世纪欧亚大陆史的视角，对蒙元史进行更加宏观的审视和考察。这种学术野心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对元史不同领域成果的吸纳与专题研究。我一直坚信“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自己在研究中，践行的也是及时关注学界动态，努力吸收最新成果，适当拓展研究领域，不断挑战认知限度，在一个不断提升的研究进程中寻求做人和治学的终极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很多章节虽已公开发表，但在收入时仍进行了全面修改，主要体现在增补关键史料、吸纳学界新说、订正旧有观点、润色个别文字等方面。在最初撰写和全面修改时，周清澍、孛儿只斤·额尔敦巴特尔、张帆、党宝海、苗润博、刘元珠、松井太、白玉冬、申万里、特木勒、于磊、陈晓伟、邱轶皓、于月、李鸣飞、张晓慧、申斌等诸位师友教示良多，在此一并致谢。当然，书中所作分析与所得结论未必皆令人信服：文责自负，诚挚地希望学界同仁的切实指正与不吝赐教。
202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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