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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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4月12日，所罗门·古根海姆(Solomon Guggenheim)的弟弟本杰明·古根海姆(Benjamin Guggenheim)正在“泰坦尼克”号游轮上，当船开始下沉，他是那些人中的一个：他们帮助妇女和儿童登上救生艇，同时要抵挡其他那些男性乘客的愤怒，有时甚至是暴行。当他的管家奉命司掌其中一艘救生艇时，古根海姆向他辞别，要他告诉自己的妻子：“没有一位女士因为本·古根海姆是一个懦夫而被弃置在船上。”仅此而已。他的言辞可能难以引起共鸣，但这真的无关紧要；他做了正确的、做起来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当一个研究者为卡梅隆(Cameron)1997年公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挖掘到这则轶事时，他立即把它带给编剧，想获取编剧的注意：多棒的场景。但他遭到了断然的拒绝：太不现实了。富人不可能为怯懦之类的抽象原则而死。事实上，电影中那个模糊的古根海姆式的人物，试图用枪来挤出通向救生艇的路。 “布尔乔亚已无可挽回”，1932年，托马斯·曼在论文《歌德——布尔乔亚时代的代表》中写道，而这两个泰坦尼克时刻——位于20世纪遥相对立的两端——同他的说法正相一致。布尔乔亚无可挽回，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无可挽回：相反，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如果，它同泥人似的，应该大部分都在毁灭当中）。已经消散的是布尔乔亚的正当感(the sense of bourgeois legitimacy)：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统治阶级没有在统治，但它应该(deserves)去统治。正是这样一种信念，激发古根海姆在“泰坦尼克”号上说出那样的言词；用葛兰西讨论霸权(hegemony)概念的那些短文中的说法来说，此时处于生死关头的，是他所在阶级的“声望（及由此产生的信任）”。放弃它，意味着失去统治的权利。 (查看原文)

  一块红布 2赞 2025-03-19 03:12:32

• 如果说经济创造了对一个中间阶级的显著的历史需要，那么政治则补充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术手段。在谷歌图书(Google Books)里，“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中间阶级”(middle classes)在1800年至1825年间出现的频度大致相同；但在紧靠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之前的那几年里——当其时，社会结构和政治表述(representation)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公共生活的中心——“中产阶级”“中间阶级”出现的频度突然比“布尔乔亚”多了两三倍。这可能是因为，“中产阶级”这一术语是人们借以排挤“布尔乔亚什”的方式，他们把布尔乔亚视为与其他阶级不相关联的群体，居高临下地看着它，只赋之以政治牵制的任务。结果是，一旦严峻的时刻出现，而新术语又已固化，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与反转）：例如，虽然“中产阶级”与“布尔乔亚”指的是完全相同的社会实体(social reality)，但它们围绕这一实体所创造的是非常不同的思想联系：布尔乔亚什一旦被放“在中间”，就会作为一个其自身具有部分臣属特性的群体出现，无法承担世界道路的责任。而且，“下层”“中层”“上层”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相对于农民、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布尔乔亚什、贵族这些彼此无法通约的“阶级”范畴，这个连续体中的各层之间的流动性要容易想象得多。因此，从长远来看，“中产阶级”所创造的象征域(the symbolic horizon)对英国（和美国）布尔乔亚什来说极为有效：1832年的这场最初的挫败，使“独立的布尔乔亚表述(representation)”失去了可能，后来在推行社会等级制度的委婉版本时，又为布尔乔亚挡住了直接的批评。 (查看原文)

  一块红布 2赞 2025-03-19 00: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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