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倒了《惹作》，惹作就不存在了吗？

01 事实 先说说《惹作》里的事实核查。 首先，批判文章里提到了彝语翻译的问题。这里有些我不懂，无法确定。有些我能理解，比如“哈呷”翻译成“土匪”，这个是为了过审，没办法的事情。有些批判者也承认这一点。不过，这里最关键的是一个词，就是“惹作”。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作者认为这是“再来一个男孩”（也就是咱们这儿的“招娣”），批判者认为不是。如果这关键点错了，那就会是一个极大的硬伤。 但实际上，也有当地人出作证说“惹作”确实意为“招娣”。 我想我作为一个真正叫惹作的最应该有发言权了，我生在一个雷波县瓦岗镇的一个小村里面，首先“惹作”这个名字的含义在我们那里就是一个招弟盼弟的意思，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当然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同的含义所以在这里我表示的是我们的村，还有就是这个名字是以前老一辈的人取的。 那么是谁在撒谎？ 应该都没撒谎。就像这个评论者说的，各地语言差异也很大，“惹作”在故事发生的瓦岗是一个意思，换个地方可能就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指责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除了翻译问题，还有书中描写的具体事件。当地传统文化之类的，我不懂，不敢妄言。但牵涉到日常生活，还是能够辨别的。那些批判文章指出了很多问题，说《惹作》“歪曲事实”，“胡编乱造”。但它们举出的理由基本都是“我们那里根本不是这样”，“我从没听说过”“我家一点不重男轻女”之类的说辞。 比如说《警惕二次伤害》一文中举出的反驳理由： 书中的一些描述与我的亲生经历及所见所闻大相径庭！...... 我出生在传统的彝族家庭，在弟弟不到一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我们一共四姊妹，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就算只有一个男孩，我的父母也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关于包办婚姻这一块，我也有发言权，因为我刚要结婚，可能家里会给参考意见，或者帮忙介绍，但是你完全反对的话，家里不会强迫。 这些描述很可能是正确的。但问题是，这能构成反驳理由吗？ 反驳文章一直在说：“我没碰到这样的事儿”。可没有谁去举证：惹作没有碰到那样的事儿。 我再举一个例子。《惹作》里提到女主人公要向丈夫讨零花钱。这个细节应该是采访得来的结果。可是《反对不负责任的写作》提出了驳斥： 沙马兹莫地区，女性传统服饰都有装针线、钱的小包包，通常缝在内衬衣服，不管是七八十岁的奶奶，还是年轻的女性，都有自己“ 装钱的小荷包 ” 。许多家庭中，较小的钱财都由女主人保管、支配。 所以，《惹作》在“曲解”。 这个逻辑的错误太过明显，根本就不构成反驳。服饰里有"装钱的小荷包”！所这能得出什么结论？至于“很多家庭”里，女性掌管较小财产，怎么能够逆推惹作的情况呢？核查事实，是要“核查”的，不是这样凭个人经验逆推的。 02 苦难 还有关于苦难的问题。 批判文章里指责易小荷，说她就是奔着苦难去的。据说她一到当地，就明确提出想要搜集关于女性的苦难故事。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假，但是——这有什么问题？一个人明确地去搜集女性的苦难故事，这有什么不对？这种事情不应该有人去做吗？自古以来，多少作家就是专门写苦难，写悲剧，写弱势群体。《二手时间》的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被称为“苦难收集家”，这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不都是说这是“批判现实主义”什么的吗，怎么一到自己头上，就成了“消费苦难”、“别有用心”呢？ 只要世界上还有苦难，就应该有人特意去搜集它们、描写它们、展现它们。难道不是吗？ 《反对不负责任的写作》里有一段话： 苦难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并非生活的全部。总有人盯着这些苦难，把它们像一张网一样铺开，仿佛我们的生活只能是挣扎和无助。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看到阳光从山头洒下来，也不愿意看到我们笑着歌唱。 我对此简直是无语。当年那些人不也是以此为理由批判莫言吗？“你怎么就盯着那些坏事写?你为什么不看看祖国的大好形势？”网络喷子这么说情有可原，搞学术的读书人怎么能这么说呢？ 苦难不是全部。幸福也不是全部。《惹作》不是大凉山的全部，就像《盐镇》不是盐镇的全部，《二手时间》也不是帝国解体后的全部。哪个人能看到全部？哪个人能理解全部？哪个人又能写出全部？那是上帝才能做到的事情啊。 Image 谁又能说，能看到这里的一切，写出这里的一切？ 如果一本书在描写苦难，你要反对它，就应该指出那些苦难并不存在，而不是说它写的不够全面，忽略了山头洒下的阳光，忽略了笑着歌唱的人们。反过来——如果易小荷这本书写的都是山头洒下的阳光、欢笑歌唱的人们，那么批判者会指责她不够全面吗？会指责她忽略了服毒自杀的惹作吗？ 我想不会吧，可能还会欣慰吧。 03 批判之前，还是要先读一遍 《惹作》的描述有没有问题？我又翻读了一遍，觉得有些地方还是有瑕疵的。尤其在里面一些文学性表达的时候，它使用了含糊不清的词句。 我举一个例子，在故事的结尾处，有一段抒情性的文字：“这无尽大山里的彝人，一切都有传承和牵连、呼唤和回应，然后女性的身影却始终无来由、不可说”云云。从上下文看，它具体指的是“从罗乌到瓦曲托村”一带，但是“无尽大山”这个词容易让人联想到整个山区，而作者并没有走遍整个山区，无权得出这样的结论。类似这样的表达是可以拿来批评的。 但从整体来看，这本书其实写的很小心翼翼，明显想避开一些麻烦。大家拿《盐镇》和《惹作》做个比较，就知道了。盐镇里有很多不堪的男人，在《惹作》里，几乎找不到一个称得上“不堪”的男人。书中的人物几乎都很善良，即便是主人公的丈夫，也有很多闪光点。惹作自杀后，亲人按照传统对孤儿加以细心照顾，书中也用很大篇幅去描写，认为这是汉人家庭难以做到的。 按理说，人性分布是大致均匀的。看看《盐镇》就知道，哪里没有无耻之徒呢？可是《惹作》里就是一个都没有。当然，也可能作者碰到的确实都是大好人，但我觉得里面也未必没有美化。 至于批判文章里说的： 对于积极的社会政策和凉山过去2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提及……所忽略的是许多基层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基建工人，支教老师的日日夜夜。 这就更是胡说了。因为《惹作》里有大段篇幅去讲述当地的进步，脱贫工程如何如何，路面硬化如何如何，新居增加了多少多少，村民收入又增加了多少多少……里面甚至列举了一大堆具体数字。这些数字过于冗长，甚至显得有点多余。为什么要写这么冗长？我想无非是小心翼翼，怕惹麻烦吧。《惹作》里多处地方特意强调“情况已经和当年不同了”，“这些年如何如何”，可是居然还有人指责说对变化“毫无提及”！ Image 书中类似这样的大段描述，不就是大写的“小心翼翼”四个字吗？ 对此，我只能有两个感想。第一个：批判一本书的人不一定真看过这本书。第二个：只要想骂你，怎么都能骂到。 04 “他者” 批判《惹作》的人里有很多研究人类学的。他们指责作者是用了“他者”的眼光，对于人类学来说，立场中立、悬置判断、甚至一定程度的“文化相对主义”，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正确是工具性的正确，不是终极性的正确。科学要去理解，而不是去判断。但是在科学之外，人就是要判断，要评价。哪怕是科学家在写完论文、做完实验之后，也会以私人的身份去判断、去评价、去感受。否则人就失去人之为人的理由。 这么说有点抽象，我就举几个例子。 比如《反对不负责任的写作》指责易小荷对偏见： 在作者笔下的文化现象，其实对人、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理解、哲理性的思考，经过岁月的洗练，最终以丰富的仪式形式，融入日常生活中。 这话当然很对，没有任何问题。任何文化后面当然有哲理性的思考，有岁月的洗练，有强大的社会功能。这正是人类学家应该去研究的东西。但在这些研究之后，我们就能用“文化”来做借口，否定现实的问题吗？ 《惹作》里有一段话，说：“《阿凡达》开始使用3D技术，电影银幕上的人物仿佛触手可及。上海举办了世博会，有七千多万人涌入这个城市，去见证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奇迹。”紧接着提到，“苦惹作依然在挖洋芋”。批判者说：“先进的技术，与苦惹作、张三、李四，乃至其他个体的生活，并无直接逻辑关系。”你愿意看3D《阿凡达》，惹作愿意挖土豆，这都是个体的文化选择，有什么不对的？ 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惹作真的是不愿意看《阿凡达》，不愿意逛世博会，就是愿意挖洋芋吗？ 不会的。她只是没有选择。我们不能把“没有选择”当成一种“文化选择”。一个人可以选A，可以选B，然后她选了A，那这是她的生活偏好。但她只有A，然后你说她就是偏好A，不想要别的，这能说得过去吗？而且，这么说又于心何忍？ 《惹作》的惊诧里，也许有一种外来者的天真。但反过来说，有些批判者（至少是有一些吧）把惹作别无选择的人生，硬当成一种独特文化，这里又隐藏着一丝麻木不仁。在我看来，天真的惊诧，比麻木不仁要好。 苦难是普遍的，贫乏是普遍的，不公也是普遍的。在盐镇有，在罗乌有，哪怕在最繁华的都市也有。只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它们表现的形式不同。苦难就是苦难，贫乏就是贫乏，没有选择就是没有选择。不管我们怎么粉饰，都是如此。 为什么要比较？为什么要判断？因为任何写作者都不是一片空白。每一个非虚构写作，都是在透过个人眼光来感受、来比较、来判断。如果判断有误，当然可以指出错误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对什么都接受，对什么都中立，对什么都认为OK，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作？ 至于说到“他者”，其实只要写到别人，每个人都是“他者”。谁又能够真正代表谁？谁又能够说，我才是她们的代言人？ 05 是批评还是批判 写的比较长了，最后就简单地再说一下写作的“责任伦理”吧。 《反对不负责任的写作》里也承认，“并不全盘否认描述这些故事去引发社会舆论对于推进改善社会问题的作用。”但是，它认为这也可能会强化大家对大凉山的刻板印象等等。那么，话也可以反回来说：这些批判文章难道不会产生某种后果吗？ 如果写一本书，就会招致这样有组织、大规模的批判，谁还敢描写那里的苦难？人们会不会把那里视为“写作的畏途”？要写的话，也只敢写““阳光从山头洒下来”，“人们在笑着歌唱”吧。 如果我也是一个非虚构作者，也有写大凉山的计划，看到这个场面，我肯定踌躇的。让我去只写“阳光从山头洒下来”，“人们在笑着歌唱”吧，我也张不开这个嘴。那么我就会选择换个地方写。苦难都属于别处，那里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呗。 当然，批判者可能会说“我们并不是批评其他书，只是批评《惹作》”。但是看看那些批判文章，我还是会心生恐惧，谁知道自己会不会触犯诸位的逆鳞？ 我用了“批判”这个字眼，而不是“批评”，是有我的理由的。这些文章绝对不是正常的批评，而是批判。批评是没有问题的。任何一本书都可以批评。比如说，《惹作》里对某个词的理解如果有误，就可以拿来批评；易小荷如果把她的采访经验，扩大到了她没有采访的地区，这也可以拿出来批评。 但是现在根本不是如此。就拿《反对不负责任的写作》一文来说，两万多字的文章泥沙俱下，大量情绪性的骂句混在学术词语里，还有诸多诛心之论，那根本不是批评，而是围剿性的批判。但是，既然要全方位、无死角地证明《惹作》一无是处，这些也就顾不得了，给人的感觉是：“凡是骂《惹作》的，我们都支持都欣慰。” 如果说写作要有“写作伦理”的话，批评要不要也有“批评伦理”？批判者如果以“写作伦理”责人，自己要不要首先承担起这个伦理？ 当然，那些批判者看到我这么说，只会嗤之以鼻。他们一定会说：“我并不是一定不能描写苦难，而是说：1、2、3、4、5......”可是《惹作》的作者不是也会说“我不是......而是”这样的句子吗？人们都希望自己得到清晰、透彻、善意的理解。可是人们却只把这种宽容留给自己，拒绝给予别人。批判别人的时候，总是往“别有用心”上去说；轮到自己的时候，却要求别人不要有丝毫误解。 人很容易这样双重标准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