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经营报》，记者徐瑾）
对话林奕华
港片，被遗忘的时光
“希望有一日，你终于会明白什么叫做‘勇气’。”
这是不断恋爱不断失恋的林奕华1998年所写情书中最后一句话，既是写给当年执意分手的爱人，也像是写给他眼中那个天生聪明而无智慧的孩子：香港。十一年了，这仍旧是他对香港的情与爱：有“恨铁不成钢”的恨，也有等待戈多一般的不舍不弃。
港片没有培养观众
《中国经营报》：林生你好，你在内地新书《等待香港》中曾列举香港十大文化基因，从王家卫到王晶，从无线到商台都有列入。很有趣的是，他们中不少和你也曾经很熟稔，如今却都成为你的批判对象，而你的批评观点又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
林奕华：是蛮有趣，我猜你给我那样的机会我也不要成为他们。如果我是所谓电影从业人员，即便是港产片，我也不会做他们那样的东西。要不是香港这些人用这些方式去处理他们最擅长的事的话，也许今天香港就会是另一个香港。很有趣的是，绝大部分香港文化研究学者都吸收拥抱了我批判的东西，其实他们看周星驰、王晶都是从粉丝的角度，自然看不见他们电影中的男性沙文主义，而正是这种沙文主义扼杀了香港电影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中国经营报》：在娱乐工业化下，他们成为他们或许是一种必然吧。
林奕华：对对对，所以我才会要重新分析他们对香港做了些什么。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这是一环扣一环的关系，他们共通性在于只看眼前，用一切资源头脑去谋划争取，这就是香港人的特性，鼓励每个人都有野心（ambition），但不要视野（VISION）。从来没有香港的电台负责人敢于大胆地打开年轻人的视野，鼓励他们思考，释放他们的想象力，而只会倡导消费主义，或宣教口号。所以到今天网络代替了电视，无线只能拍些师奶或无知妇孺爱看的节目来赢得广告。但是，不能用商业精神来合理化这些没有视野的人，老实说，为什么英国或者美国电视台没有像我们这样，就因为英国或者美国有很多成功的文化产业家，他们很早就拥有大视野，今天才能站得住。
《中国经营报》：谈到创意产业或者就是文化产业，港产片可以作为缩影，港片的江河日下有目共睹，有人担忧目前流行的合拍片会丧失港片精神，但是你好像更担忧港片内在创作枯竭。
林奕华：是，因为电影作为一个工业，香港优势从来不在于内容，而是在于包装和品牌，但是现在也不得不交棒。我们从没想过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拍来拍去还是《倩女幽魂》或者《功夫》，所以他根本没建立什么，港片精神早就不存在了，早就已经卖完 ，香港电影人最重要的缺失在于他们都只看眼前，所以他们没有培养观众——这意味着你没有提升观众，所以这个工业当然失去了前瞻性，注定要被潮流抛弃，现在香港电视也是这样。在你比较能够改变的时候，你不追求更变化多端更立体更神奇，反而把自己棱角削削削，最后你越来越扁越来越扁，到最后就破了，这也就是香港人的现状，他们一直在追求变成一张纸而不是一本书。
港片不是现在才划上句号，回归前后港片已经死掉了，曾经有段时间我们都没有电影上映的。我觉得香港人的一个局限在于他其实不太明白有什么人看电影，经常听到人说这个电影题材好，来来去去重重复复就是梁祝，还要拍多少次，什么时候去拍一个间谍梁祝呢？其实，大家去电影院原因很复杂，如果你不了解就更没法满足。而香港人又是推崇简单，我们的电视节目和专栏，拒绝一切他们认为长、深奥、尖酸的东西，好莱坞即使那么工业化，但他还是有小说、文学这些元素一起和他成长，甚至有人怀疑好莱坞暑期档大片总是三年前策划好的续集。我认为，只要在这个工业里面不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去思考谁是看电影的人，那么港片就永远都会陷于一个为拍而拍的旋涡之中。
好奇心让人主动
《中国经营报》：你对香港文化评价那么负面，但是香港十大文化因素还是很多内地人的欲望符号，而且，至少香港的艺术创作还是比较自由的吧？
林奕华：是有自由，但这个自由有没有被好好利用是值得推究的。我在内地做《生活和生存》、《包法利夫人们》，包括出书，常常觉得大家对香港那么多欲望，其实很多都是“多情的投射”，你必须要了解香港为什么生产这些欲望符号，再拿那些认知来对照自己的经验，那才不是纯粹的“多情的投射”。
《中国经营报》：你常说香港只有明星没有演员，因为明星关乎欲望，你的剧作很多也是探讨现代人的欲望，你自己是怎么来看待欲望的？
林奕华：我常常说，艺术的本源是什么，无非就是欲望，无论你承认与否，很多艺术作品里面最重要的因素都是欲望——无论是隐藏还是张扬的。但是香港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就让人完全感受不到欲望，我觉得这说明你的生命力非常微弱。香港始终是被动的，而好奇心则可以让我们主动，也就是说欲望可以让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主体性，我对欲望的态度是必须要认识、实践、比较，实际上和做一个实验没什么分别。
《中国经营报》：说到被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批判香港意识就是被动的集体无意识，你如此憎恨被动吗？
林奕华： 有可能我是觉得我们已经够被动了，而不是“我们不是被动，我们只是害怕陷入被动”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我们已经很被动了，我们是殖民地，但也不是我们自己愿意成为殖民地的。所以，当你从殖民地的身份回归到跟你的MOTHERLAND也就是你的祖国要有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完成这个转变呢？如果你还是被动的话，那么就是别人告诉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我们做创作的人在内地，就要思考自己在香港以及在海外的经验怎么来呈现，使得与内地的同胞有一个情感上的连接。
镜像林奕华
一场人生的实验剧
林奕华是不折不扣的弄潮儿。
每当艺术风云变幻时，林奕华总宛立潮头，如果你惊叹他走得前卫，他会嗔怪是环境平庸。
3个人的工作室，编导40余部，超过10万观众，每天一到四五篇专栏。这就是迈克所谓“蜡烛两头烧”的林奕华，确实大河奔流，他麾下“非常林奕华”工作室成立于1991年，虽然先锋依旧，却也以高产和高上座率为人熟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俗人，我一直以一个俗人的观点与经验来和大家分享：俗，其实可以有很多层次。”
林奕华最早的一场戏是在1989年，他独自做了《教我如何爱四个不爱我的男人》，这部一开始就注明是同性恋的剧目在能容纳1600位观众的香港大会堂演出，一连演了5场，场场全满。他认为同性恋在这部剧中不过是美学的观点，并不是故事或者题材，通过舞台一幕幕呈现给观众其实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对世界的自我想象。也正是那年，林奕华在第一届香港同志电影节上赋予“同志”这个汉语新的意义。
与此同时，大时代的风潮也曾在香港燃烧，时局变动让林奕华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感，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对生命中的人或事，林奕华态度始终是保留距离，但始终为彼此在前方留有空间。从1990年到1996年，他始终在英国香港之间漂流，用他的话说“他并没有被上世纪90年代消极氛围吃下去。” 在90年代中期，他曾经申请到英国的艺术家护照，但他却选择回到香港。
观众的热切反应激励着林奕华，他醒悟到作为创作人，他的某些思想情感乃至美学观点与大众紧密联系，因此他不管做同志剧场和学生剧场，始终还是关注同一个问题：香港人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其实是可以和所有人来分享，我要在大剧场做小剧场，要在大舞台做实验剧，我不要在小剧场做实验剧。”
相比同侪，林奕华来内地虽然起得不早，却赶上了不错的时机，近年香港娱乐工业的霸权弱化或许为实验艺术打开新的输出空间。“内地观众的幽默感、戏剧感、情感和香港都不一样，比如《港男港女》里对人鱼公主的态度是质疑反讽的，这是因为香港人只相信辛德瑞拉式童话，但内地应该还是有不少人相信人鱼公主这个童话。
对话陈冠中
粤语文化：何处见方舟？
谈香港文化，陈冠中当仁不让，从《号外》创办人到如今的都市文化先行者，他为人们详解香港从CAN DO（搞定）精神到CANKONG (粤港)身份的变迁。
CANKONG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现在香港流行文化输出式微的原因是什么？
陈冠中：现在香港各大流行媒体目前确实都面临压力，电视只有一家TVB独霸，并且他们只做经常做的而不想创新；网络媒体出现又影响了流行音乐产业发行推广；再说电影，现在只有跟全国合拍的大型电影以及小成本的本土电影，而香港以前主要的电影是中型电影，好莱坞也是。如果可以用广东话拍片在广东发行每年就可以再养活50部香港电影。但是现在不行，一定要通过全国，那么只能成龙、刘德华来主演了，于是一定要5000万元以上制作费，1000万元的就没有了，于是本来资金可以拍200部电影，变成几十部电影。
《中国经营报》：电影两极化确实比较典型，香港金像奖后大家讨论出要么是北上要么是等死这是个结论，但是有些人就说北上也是找死，他们担忧港片北上以后就会失去港片精神，事实上现在合拍片也越来越不像港片，尔冬升前段时间来上海，他就说如果合拍片越来越多的话，真正的香港电影可能就没有了。
陈冠中：也有可能的，香港身份可能弱一点，但也会有新身份出现，所以我很支持北上去广东建立香港的文化城。现在合拍片拍得确实很辛苦，有很多题材限制，所以基本上只能拍几种电影，搞得香港人非常累，因为真的拍不过内地好的导演。但是，有一种电影叫做粤港电影对不对？这种片子很有粤港特色。如果只拍广东人自己的电影，那就可以不管全国演不演，我们只要自己演就好了，这样一来香港就可以拍一些粤港特色的电影。现在这个问题只差一关，那就是开放广东，但现在被利益集团拿着这个进口权不放而已。
《中国经营报》：你一直支持建立广东和香港的粤语文化区，但广东和香港分开那么久，其实也有文化隔膜，接受上有没有问题？
陈冠中：其实1949年前，广东人和香港人没区别，但是香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建立身份认同，于是只能通过电影、电视剧来取笑广东移民以及广东人，以此来区分身份，现在我们又是一家人。我觉得在文化领域香港必须调整心态来和广东结合起来，否则两边都被边缘化。你想，其实光是结合广东和香港就不得了，几千万人相当于两个韩国。我想以后会出现CANKONG（粤港）文化，这个新概念的实现需要两边市场相通。广东是中国唯一的称为双向的地区，既理解香港又理解内地，能把两边都结合起来。
《中国经营报》：就是粤港合则两利。
陈冠中：对，现在很多外国朋友都很久不去香港了，每年来中国只去上海跟北京，他们没听过广州，也把香港都忘掉了，因为你没有新印象给人家，怎么能让人家注意呢？在欧洲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荷兰的两个大城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一直斗来斗去，后来它们发现新兴的东欧、西班牙、德国都在抢它们的注意力，于是两边文化界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就是以后要结合在一起，争取人家对它们的注意。所以如果广东、香港的文化界这样去做，就会让双方变强。
《中国经营报》：梁文道曾经说过香港这一代文化人，他们都是看着《号外》长大的，但是他们现在不可避免的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不要来内地发展，梁就觉得自己这代人可能是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了，你觉得是这样吗？
陈冠中：我们其实在香港是没有选择权的，他们其实有更多的选择权，他们可以来内地，为什么不能考虑来内地？我觉得香港文化界有时眼光过高，他们的分类就是香港跟内地，我一直在提醒他们不是香港跟内地，是香港跟广东。内地多大？谁都监控不了，如果能和广东结合就已经很好很好了，优势互补更方便。
《中国经营报》：那以后是不是就没有过去的香港文化人了呢？最多可能只有这种跻身于粤语文化圈的人。
陈冠中：比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现在也不见得它们两个原来的身份会消失。以后每一个地方都要有自己的身份，有大一点地区的身份，都是要这样子重叠，不能寻求一种纯粹的自己身份，这就是整个世界好玩的地方。全世界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共同的，但是大家也有一点点不一样，差异是有趣的，所以我们会制造双方的共同点又保持一些各自原有的特点，比如说香港人有香港文化，香港跟广东结合的CANKONG又是一种文化，都是有可能的。再比如，北京人跟天津人都觉得彼此不一样，但他们同时又是环渤海地域的。所以我们不要用他人的思维，两个身份，甚至多个身份都可能同时保留。
《中国经营报》：但也有人很担心出现香港内地化。
陈冠中：某些方面会内地化，但我觉得不用太担心的，就是不要有这种非此即彼的心态，我们真的是要有兼容心态。我不太担心香港会消失，香港已经够强了，香港过去30年建立的身份已经非常鲜明了。你说上海会消失吗，这么多外地人进去？也不会。这些说法一直有，用他者的定义来区分自己，一些香港人就说我们不要香港文化要融入中国，其实融入中国不需要把自己的身份抹掉的；而一方面有些人觉得我们现在要坚定本土抗衡外来，这个是保守主义的做法，一定是没用的，一定会失败。我不是说香港无所谓，我觉得本土很重要，我们一方面是香港人，一方面是广东人，一方面是中国人，这些身份都是可以并存的。
下一个十年
《中国经营报》：刚刚过去的十几年，对于香港文化的发展来说，林奕华觉得是最坏的时候，一些人也有相同看法。现在最坏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
陈冠中：1997年到2007年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因为香港老的方法好像都不适用了，但是也不知道新的方法是怎么样，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10年有点可惜的是社会没有找到一个共识，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大家都好像是扯来扯去。现在是有变化，也就是各方面的人都比较清楚地知道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现在香港政府很多事情不敢做，但并不是表示不可调和。其实，私下大家都比较清楚香港应该怎么做，然后经济、文化界都在做新的事情，我觉得以后10年要比前面的10年好很多。
《中国经营报》：从非典、天星码头事件后普遍感觉香港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变化，你觉得现在是形成新的共识吗？
陈冠中：2003年到天星码头前前后后，我感觉又回到上世纪70年代，就是物质不是很丰富，但是在精神上探索意识很强烈，年轻人条件没有我们那一代人好，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我们优秀。共识已经在逐渐形成了，就是还要和内地进一步结合起来，大家都明白需要转型，现在连政府都知道不能只靠金融就能搞定，这是吸收历史教训。应该早点就明白，我们上世纪80年代就应该做很多事情，但是那时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做，我们就想炒股票、炒楼就好了，如果以前就开动，那么香港现在真的会成为非常综合的地区中心了。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在书中期待香港下一个十年有可能成为光荣年代的十年，那么我们能看到什么？
陈冠中：这句话我写在2007年，应该到2017年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悄悄有改变了，比如几年前还把天星码头拆掉，但最近曾荫权也说他是很主张保护香港的旧房子、文物的。天星码头是个重大的教训，之后全社会都知道其实我们应该保留我们很少的文物和房子，这个也是个进步，这也是今年和去年才开始，经过这么多年才知道这个很可惜，但是终于也可以说这是社会共识了。我所谓光荣的十年，是希望我们很多不光荣的东西都可以解决，我们需要新的想象新的故事，里面不一定只有香港的故事，有可能是CANKONG的故事。
吕莎菲亦有贡献
镜像陈冠中
“我城”困境
陈冠中常常说他们这代人并不天生那么聪明，只是运气比较好。
这代人往往出生在1949年之后的香港，所谓婴儿潮一代，天生把香港粤语作为母语，香港开始真正成为他们口中的“我城”。上世纪60年代他们迎来青春期，见识了披头士与香港股市起浮，内地开始成为彻底的“他者”；等到70年代进入社会，香港经济起飞，作为第一代受教育的华人员工，满地是机会，他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赚到钱；80年代后，又是这代人把股票、地产、财技的想象发挥到极致；到了今天，他们更是香港社会政商各界的中流砥柱……
一句话，从小到大，从环境到历史，从家庭到社会，这代人与经济转型相辅相成，铸就了几十年香港传奇，于是这代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成就“我城”“几十年的富贵与浮华”与他这一代人的“灿烂与飞扬”。
但香港的转型今天仍旧在继续，往日的天仙局并非万年必杀技。陈冠中并未沾沾自喜，他自认这一代是名符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要负上绝大责任。” 他的自我检讨，甚至带动了香港新一轮的回潮热，比如同属于婴儿潮一代的香港社会学家吕大乐也直言这代人信奉“只谈效益，不讲理想”，沉重的中环价值让下面一两代人出头无日，沉重不堪。
其实，虽然他口口声声我们这代人，陈冠中是有理由为自己骄傲的。偏偏是他，始终汲取领衔时代风尚，却又能够蝉蜕于当下局限：上世纪70年代香港本土文化发蒙，他在1976年创办香港文化界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号外》、80年代新浪潮颇为规模，他写剧本：《烈火青春》、《等待黎明》、《不是冤家不聚头》出手不俗；90年代，别人流行移民，他先去台北，后来索性北上，在北京朝阳区买房长居，日日宴客，跨界运作各类媒体，比如三联复刊；如今，离港日久，回归书写，却大多关涉香港集体记忆：《半唐番城市笔记》、《香港未完成的实验》、《香港三部曲》、《我这一代香港人》。
我们回头检点，每一场潮流他都没错过，即使守到曲终人散也丝毫没影响他的符号意义。到了今天，他仍对下几代文化信心满满，仍旧很香港地宣称聪明人到哪里都能搞得定。而他自己，穿插于香港人、中国人、文化人、小说家等等身份始终优容有余，在游离之外与远观之中，不断提出新的城市美学和空间想象，也许秘诀正在于那逝去的、对文化“只会贪吃滥食”的70年代，造就他的杂种精神和世界主义。
对话梁文道
小众文化：一路向北
“就像卢梭说的，社会要有分工，有小众，也应该有流行，我坚信这一大帮人是可以做好分工的，以前在香港几乎所有人都在做同样事情。我做《读书好》，就是希望能够为《字花》、《读品》这样刊物努力培养读者甚至作者。”上海锦江饭店里，梁文道抬头，略微沉吟。
香港二次现代化
《中国经营报》：你多次谈到北岛的一句话：“只有在香港做一个诗人才算一个真正的诗人，”你也说过在香港做文化人是习惯失败的，但是这几年香港流行工业日渐式微的同时，小众文化却有些复兴姿态，比如最近两年香港文化人爆发型地在内地出书。
梁文道：是的，是有变化，在2003年之前，小众文化的状态没人关注，主流文化都不能接受。2003年对我们来说是明显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我们开始干的一年，大家做了那么多年，也可以说开始变得聪明了，学会用大众的语言来表达沟通，比如我在做读书节目，做读书杂志。另一方面，香港也开始变化，开始关注价值观和心灵，大概在2001年之后才开始有香港记者来采访我，他们也不知道我当时的身份应该算什么，所以我算是香港第一批文化评论员。
《中国经营报》：谈到变化，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在2003年非典以及天星码头等事件中，大家才更多看到香港公民社会的特质。你也都参加了，还说过时间站在你们这边，能说说感触吗？
梁文道：没错，最早是非典。当时很有趣就是两岸三地不同的医护人员不同反应，医生护士是最容易受到感染的，所以在台湾有些医生护士就逃走了，并用“我们也是普通人”来辩解，内地则是集体宣誓来留守，但是香港呢，很多医生护士的表现和平时一样，有人问一个医生为什么这样，他就说：“这就是我的工作，否则平时拿那么多钱干吗？”这是很灵巧的答案，不像内地那么高调，也不像台湾那么懦弱，就是很简单。香港人天性中有一种小市民的正义感，所以往往看到别人遭受灾难痛苦时候，他们就忍受不了。
《中国经营报》：这种天性应该最早来自移民社会的市井之心吧，上海其实也是这样。
梁文道：有可能，但我觉得香港人的天性也在变化。现在香港的本土运动说明大家开始不仅仅把香港当做购物方便、赚钱容易的地方，我认为香港正在经历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谓“第二次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往往是讲科学、理性等等，但过度发展之后往往产生很多后遗症，甚至不利于人的解放自由。于是，二次现代化就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反思与改正。
借力北上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写过你们属于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都面临去留的选择，影响颇大。事实上近年香港文化人不断北上，甚至密集型在内地出书。不过，后来胡恩威反驳说，香港文化人永远存在。
梁文道：其实我和他意思并不矛盾，我更强调我们这代文化人开始，并不仅仅立足于香港。做一个香港文化人，也可以是中国文化人。以前大家会觉得我们和内地不一样，说我是香港人，但现在有人会说我是长沙人，也有人会打电话问我对文怀沙的看法，这说明内地人开始把我看做是自己人，是他们的一部分，我要做的就是让区别最小化，我也希望在公众的活动范围内证明香港还是具有创造力。不一定香港文化界人人都要去内地，但是你的活动区域、视野应该与内地更密切。
《中国经营报》：你说的文化身份重叠与陈冠中不谋而合，他们一直提出粤语文化圈的看法，甚至是CANHONG文化。在两岸隔阂那么久之后，这能够为香港文化带来新的想象吗？
梁文道：这种隔阂的历史并不久。其实，香港人以前挺看重广州，经常说省城，黄飞鸿以前不就说打遍省港澳吗？现在香港人活动半径已经大很多，往往中午在香港上班，下午回内地，今后闽南的珠三角地区生活来往频密，我希望能够形成一个理想状态。至于说到语言，现在上海还在报纸上争论该不该说上海话，但是在粤语地区从来都有自己的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等等，这说明始终存在粤语的文化意识。所以，一旦政策放行，以市场之大，我觉得中国是除了印度之外，在电影工业可能是唯一能够抗衡好莱坞的国家。
《中国经营报》：你是北上人中比较成功的，但是你自己也没着力于广东，主要还是在京沪。
梁文道：我最开始来内地，为《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写评论，并没有强调我的香港身份，甚至是一个人来内地闯荡，我写的文章都是从内地人的角度，但是我接下来会强调我的南方身份和南方中国的概念，这是不同的阶段。
《中国经营报》：说到流行工业，现在香港的流行工业很萎靡，不过一两年内香港文化人却在内地密集出书。流行霸权式微，会不会为小众文化带来机会？
梁文道：这个问题涉及对香港一个掌握问题，以前大家都觉得只有流行，现在开始意识到香港还有其他。但流行音乐的确是需要有，电影的确是需要有，但我觉得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现代化教育，可以生成基本的生活价值观。
《中国经营报》：价值观还是涉及香港社会转型，在大背景下面肯定与内地息息相关。现在大家都在谈内地香港化和香港内地化的不同趋势，你怎么来看呢？
梁文道：香港是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有些东西你一辈子都没想到，你看全世界都在下滑，但是中国在成长，局限于香港不是我的理想和理念，来内地是我的理念。我跟随荣念曾多年，学到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借力打力”。我在内地的影响力，可以提升我在香港的话语权，比如《苹果日报》也开始邀请我写一些长的书评，地产公司也开始来赞助我们的读书杂志，这是以前没法想象的，我希望可以通过影响内地来改变香港，我更希望我迈出这一步之后，更多的文化人能够继续。
镜像梁文道
“小众”的坚持
当年的梁文道一定看不起今天的梁文道。
尽管以《号外》、新浪潮为标志的文化繁荣时代开始消散，上世纪90年代出道的梁文道，仍旧延续着维园游行的气势，大张旗鼓迈入动物凶猛的青年时代，一边谈福柯，一边说粗话，顾盼之间，据说很登对。
“90年代我都在办《字花》、《读品》。”对座锦江饭店，如今有一半时间花在内地的梁文道对自己做了如是介绍。“在香港，一家家杂志倒，一家家书店关，早习惯了。”梁文道笑了笑，继续卷烟丝，神色如夜，沉静萧条。摸爬滚打多年，他看惯了世道炎凉：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投入产出最大是不二王道，办文化杂志开艺术书店也许并不亏钱，但如果八卦娱乐回报更高，老板自然毫不犹豫改辕易辙。于是，梁好像成为摩登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的小众亦是，就像他说的，有人依然写诗，尽管你在楼下听不到。
时代在变，香港在变，梁文道和他的同侪们也在变，据说原本避世的小说家董启章开始兴致勃勃为社会运动写各类宣传册，而欧阳应霁也开始谈生活品位。“一方面我们终于找到一种方法与大众沟通的技巧，另外，我们也不满足仅仅影响小众，需要介入。当然，香港社会也逐渐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于是，边缘抒情诗人也变成知名文化评论员，如今经费对于他已不是问题，他实验《开卷八分钟》等各类读书节目，此前他甚至开创了在商业电台播热门读书节目的典范。
如今，他打理一份《读书好》的读书刊物，走进社区，免费发放，目前发行量在7万册，据说还供不应求，这意味着，至少有1%的香港人在阅读这本杂志。意识到推广的意义，梁文道甚至也不介意误读。“谈福柯也有不同的方式，过去我会写5000字的文章，越艰深越好，读者都是已经喜欢看福柯的人；如今，我会尽量在1000字里写得有趣，吸引更多人去看，也许10个读者10个不知道，但说不定就有一个人还看得进去。”梁文道吐了口烟圈，补充说道： “我一直觉得于丹了不起，因为她能影响那么多人。1000人因她知道孔子，里面也许有人误读，但只要有几十个肯去多了解，这就是功德。”
长日流痕，梁文道从当年的文艺青年逐渐回归阅读，他的出镜率日渐高涨，也愈发频密往来内地，但他仍旧号称立场不改，“虽然我在做大部分人的工作，但是我仍然要守住一个知识分子的要求，这是底线。”
这篇文字真好!
(×^_^×)
好像不能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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